耶倫此次訪華，備受關注，也頗受爭議。我發現，左右兩邊的人幾乎都誤解了耶倫。這是促使我寫這篇文章。
本文從耶倫訪華出發分析中美關係形勢。
本文邏輯
一、柯林頓主義與中國
二、特朗普主義與中國
三、沙利文主義與中國
【正文60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柯林頓主義與中國
耶倫先到廣州，樸素的形象以及在陶陶居吃飯撤屏風的行為，就讓互聯網爭論起來。一邊人說，美國老太太沒有官架子，吊打誰誰。另一邊人說，這是老美的政治秀。還有人說，這是美國的政治「規矩」。拿我說，這既是美國的政治「規矩」，也是老美政客的政治秀，同時也不妨礙吊打誰誰。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耶倫到底是誰？
你看，耶倫筷子用得溜，一看就是吃「中國飯」的。耶倫是現在拜登內閣中幾乎唯一的建制派。拜登是建制派出身，如今同時也代表著極左派的利益。另外，商務部部長雷蒙多算是對華溫和派。換句話來說，在拜登內閣中，也就只有耶倫還能跟中國談。這是每次耶倫過來待遇都比布林肯好的原因。但耶倫為什麼也說一些「不中聽」的話？這點我在後半部分會講。
我們先看耶倫的政治身份。
說到耶倫，大名鼎鼎，權勢大、能量足。她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還擔任過美聯儲主席，現在是美國財長，橫跨學界與政界，掌管過貨幣與財政兩大權力部門。其丈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
但是，在拜登內閣中，耶倫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建制派。如果不了解建制派，是沒辦法理解中美關係的。
所謂建制派，狹義理解是職業精英政客，廣義上是指那些維護現有體制、代表既得利益的政治勢力，典型的是那些老政客、老面孔。兩黨都有建制派，共和黨主要是布希家族，民主黨更多一些，代表是柯林頓-希拉里家族，還有奧巴馬、拜登，另外就是耶倫。
美國建制派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建制派政治勢力與（金融、科技）跨國公司商業勢力聯合，乘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互聯網三股大潮迅速崛起。
先從柯林頓講起。柯林頓最典型的建制派，普通家庭出身，耶魯法學院畢業，混跡民主黨，擔任州長，1992年入主白宮。柯林頓走馬上任時，正是兩國關係進入三年低潮期後，中國領導人試圖努力改善關係的時期。當時柯林頓內閣分歧較大，一派對華不信任，堅持強硬態度，另一派認為可以加強接觸。柯林頓採取折衷主義，政治上強硬與試探，經濟上推動美資企業投資中國。在中國領導人訪美後，沃爾瑪、通用電氣、波音等美國跨國公司大舉投資中國。
整個90年代，中美關係表面上磕磕碰碰，商業合作卻一日千里。其實，柯林頓心嚮往之，美國跨國公司成為了柯林頓背後最強大的商業力量。
柯林頓下台後，共和黨小布希上台。原本兩黨在華問題上爭鋒相對，卻因一個偶然事件讓彼此抱團。2001年「9·11」事件爆發，中國乘機「入世」。小布希急於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挽救政治生命，為了得到中國支持，他（其父親老布希原本跟中國關係微妙）與柯林頓聯合動用了兩大家族的政治勢力，說服兩黨兩院同意中國「入世」。
如此，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建制派勢力抱團，並且迅速崛起。他們獲得三股力量推動，有如神助，分別是中國入世後的全球化浪潮、美聯儲快速降息後的金融資本浪潮、中美互聯網浪潮。2001年後，一邊是美國產業資本大量投資中國，中國製造大規模對美出口，另一邊是美國廉價的金融資本乘著互聯網之風大舉投資中國互聯網。這股聲勢浩大的全球巨浪在2007年達到巔峰，而美國建制派在其中獲得巨大的政治籌碼。
美國兩黨建制派勢力、跨國公司勢力（華爾街金融巨頭、矽谷科技巨頭）與新興國家的政治勢力，主導了這股延續了接近20年的全球浪潮，同時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秩序。
過去一直說，中美貿易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美國商會是重要的穩定力量，而其背後實際上就是美國建制派，尤其是以柯林頓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中美關係專家稱那個時候的美國及政策為柯林頓主義的美國。所以，那時中美關係好，是與柯林頓主義的美國關係好，實際上是與美國建制派、跨國公司的關係好。
柯林頓之後，奧巴馬、希拉里、拜登和耶倫都是民主黨的建制派。
接著說拜登。拜登是一個老政客，每個毛孔都是透露著建制派氣息。很多人不知道，拜登是推動中國「入世」、為美資入華鋪路的重要政客。柯林頓時期，拜登就是參議院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專家和民主黨對外關係小組成員。2000年9月，參議院就是否授權將非歧視待遇（正常貿易關係待遇）擴大到中國，並建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框架進行了最終投票，拜登投了贊成票，該法案獲得通過。2001年5月，拜登正式出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接著，拜登協助柯林頓和小布希說服參議院議員同意中國「入世」。實際上，拜登當年親手將大量美國跨公司送到中國，通往中國的這條路拜登再熟悉不過了。為什麼拜登又要搞產業轉移政策？我後面會講到。
再說耶倫。耶倫的政治生命跟民主黨建制派高度綁定。1994年，耶倫從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跨到美聯儲擔任委員，就是柯林頓由提名的。接著，柯林頓任命耶倫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oecd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耶倫擔任美聯儲主席是奧巴馬提名的，擔任財長是拜登提名的。
耶倫是最近30年民主黨建制派勢力中掌管過貨幣與財政兩大權力的政客。自然，在過去與中國快速擴大的雙邊經貿關係上，耶倫是民主黨建制派中非常重要的技術官僚。同時，耶倫的中國學生不少，橫跨學界與金融界。其中一位就是最近率領亞洲財團，聯合美國財團、中東財團和中資財團以600億抄底萬達的投資人。
如今，在拜登內閣中，耶倫幾乎是唯一的建制派。每當要與中國穩定關係時，拜登就會派耶倫訪華。與布林肯、沙利文、戴琦相比，耶倫在華髮聲相對溫和。本次，她也重申了拜登的主張，「美國並不尋求與中國脫鉤。我們兩國經濟已深度融合，全面切割將對雙方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那麼，中美關係為何逆轉？
02
特朗普主義與中國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關鍵原因是民主黨、共和黨的兩黨建制派在美國政治舞台上失勢。
拐點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後，美國政治生態迅速轉變，政治派別分化，建制派被選民拋棄，左右兩級勢力崛起，民主黨分化出極左派，共和黨分化出極右派。
看懂下面這張圖就能夠理解美國政治生態最近15年的變化。需要理解是，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分權政治。美國選民選擇自己的代理人維護自己的利益，反過來說，不同的議員、州長和總統，代表著各自選民的利益。當然，這不是說美國人缺乏共同的國家利益和集體行動。
為什麼金融危機會導致建制派倒台？
從1991年到2007年，美國建制派及其商業勢力主導國際秩序，有太多華麗的標籤，全球化一日千里，技術創新日新月異，世界在「歷史的終結」後通往繁榮與和平之路。但是，這個秩序是不平衡的秩序。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著這個秩序失衡、直至崩潰。為什麼？
建制派背後的商業勢力主要是華爾街金融資產、傳統產業資本和矽谷科技巨頭，其背後三大力量分別是全球化、廉價美元和互聯網技術。在美國選民看來，建制派及其商業勢力是「有罪的」。美聯儲在2001年後實施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小布希政府放鬆了次級貸款的金融監管，華爾街金融巨頭利用廉價美元大搞金融衍生品，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
對於中國人來說，美聯儲放水和過度金融化引發危機的說法再熟悉不過，但不太能理解的是，美國選民對建制派主導的全球化的批判。這輪全球化以世貿組織的規則為基礎，有利於商品貿易和資本貿易，對新興國家的製造業出口商及其核心資源掌控者、對美國的大型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非常有利的。
但是，世貿組織的規則無視勞動力保護與流通，在產業壁壘、產業補貼、勞工保護、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規則落後、仲裁效率低下，對美國的製造業工人、中小企業主和新興國家的消費者是不友好的。
在這個失衡的秩序下，儘管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但是財富懸殊不斷擴大。中美兩國的經常賬戶嚴重失衡。美國金融巨頭和小企業主、藍領工人的收入差距擴大。新興國家的工人辛辛苦苦賺了幾十年的錢，但消費依然疲軟，家庭收入和消費福利增速跟不上經濟增速。
這場危機之後，這些選民迅速倒向極左極右勢力，支持他們上台迅速控制國會兩院。不過，美國選民還是「眼拙」，選出了誤以為能打破舊體制的年輕有為的實則建制派的奧巴馬掌管白宮。2016年，在奧巴馬所有的改革幾乎無疾而終後，選民大呼上當，把氣發泄到了老建制派希拉里身上，搖擺州最終選擇了政治素人特朗普。
在極右勢力、不均衡全球化的「失意者」支持下，特朗普與民主黨、共和黨的建制派決裂，毫不留情地打破舊秩序，要求以「美國優先」為原則重塑與其它國家的關係，包括美國與歐洲的穩定關係，當然也包括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中美關係專家稱這個時期的美國及政策為特朗普主義的美國。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逆轉是指中國與特朗普主義的美國關係逆轉。
特朗普在任期內扮演著「破壞者」的角色。如果不是金融危機，不是特朗普上台，沒有人能夠捅破那個由全球一群最頂級勢力掌控的「天網」。不過，由於沒能連任，他無法開展其重塑秩序的行動。特朗普推動了《美墨加協定》，試圖以此為版本塑造一個全球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秩序。儘管特朗普任期內的經濟逐步增長，但全球衛生公共事件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也葬送了他的連任事業。
作為政治素人，特朗普的政治手腕與資源，遠不如根深葉茂的建制派。這是其敗給拜登的主要原因。特朗普在任期內白宮大量的職位是空缺的，要不他沒有合適的人選，要不被民主黨、兩黨建制派和國會阻撓任命。
作為建制派的拜登在上次大選中很巧妙地聯合了極左派擊敗了特朗普，他們在美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在大選結果遭受質疑之際，近200名美國商界領袖發表聯名信要求國會確認拜登當選。這些商業領袖包括貝萊德、黑石、德勤、kpmg、聯合航空、萬事達卡、輝瑞、高盛、微軟等企業首席執行官。他們的真實身份不是美國的商界領袖，而是國際巨頭。他們中還包括歐洲及海外市場的建制派，如德國的默克爾、法國的馬克龍。
在美國及國際精英話語中，柯林頓被塑造為全球化的推動者和擁護者，特朗普是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者。不過，這種評價有失公允。實際上，柯林頓的全球化是建制派、金融財團、科技巨頭、社會精英的全球化，並不是普惠的公平的全球化。同樣，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是也是全球化失意者的、其支持者利益最大化的反全球化。
沒有超自然力量來塑造秩序，最好的秩序就是競爭性秩序。柯林頓塑造了一個不完美的秩序，特朗普打破了這個秩序，拜登作為建制派的「復辟者」，對過去的秩序進行修補與改革。
沙利文主義與中國
如今拜登政府代表著兩股勢力的利益：建制派和極左派，但是極左派具有壓倒性的力量。
原因是，拜登依靠聯合極左勢力上台，入主白宮後他不得不大量啟用極左政客。國務卿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貿易代表華裔戴琦都屬於對華強硬派。其中，戴琦在對華經貿上態度強硬，與耶倫立場向左。由於耶倫、戴琦辦公室分別位於白宮東西側，二者的分歧被外界戲稱為「東西宮斗」。
拜登執政這三年內外政策整體上更加偏左，原因是「亂世左轉」。過去三年，拜登面臨的內外形勢堪比里根時期，一上台就面臨百年難遇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全球供應鏈中斷、美國股災、最近四十年最嚴重的石油危機和大通脹、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歐洲地緣政治危機俄烏戰爭。面對這種複雜的危機局面，民眾對政府干預和國家保護的需求放大，偏左的政策順勢而上。
客觀上講，拜登幹得不錯。這個老政客最大的特點就是穩。拜登團隊強大、政策具有連續性，前遏止了股災、避免了大蕭條，後控制了大通脹，化解了公共衛生事件衝擊和石油危機衝擊，在俄烏戰爭的處理上巧妙地把歐洲團結了。而應對經濟風險的關鍵政策是聯邦財政擴張、給普通家庭發放2.1萬億美元的紓困基金，這是耶倫的傑作。
在對華方面，美國的戰略逐步從之前建制派的戰略轉移到競爭戰略。美國對華戰略，不是拜登制定的 ，也不是特朗普制定的，而是2008年建制派倒台後，整個美國極左極右勢力和建制派共同博弈中形成的。奧巴馬時期，美國戰略轉向印太地區；特朗普時期，發動貿易戰，徹底改變兩國關係；拜登時期，逐步形成競爭戰略。理解這一點，不能忽略的是，美國兩黨、兩院對華的思路是很一致的，除了少部分建制派。
什麼是對華競爭戰略？包括三個層次：一是與中國保持穩定的關係，避免衝突，但不對兩國關係改善抱有期望；二是與中國全面競爭；三是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可以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付出一定的代價。
如今，國會被極左極右派佔領，建制派是無力抗衡的，甚至對華關係在美國也成為政治正確，建制派甚至不敢表態、不敢像過去一樣接觸。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演講時提出「新華盛頓共識」，強調要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持久的國際經濟秩序」。他與拜登對華思路接近。中美關係專家把現在的美國及政策定義為沙利文主義的美國，中美關係不友好是與沙利文主義的美國不友好。
今年是大選年，中美關係也是焦點話題。如果拜登連任，抑或是特朗普勝選，中美關係將怎麼走？
競爭戰略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美關係的大勢，如果沒有強大的外力干預，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兩國關係都會按這個趨勢往下走。不同的黨派、不同的總統執政，只會在策略上有所調整。但是，拜登和特朗普所代表的利益差別和行事風格甚大，策略上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會改變兩國關係，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甚大。
先看拜登。拜登在華關係上，既要考慮龐大的既得利益者——建制派和美國跨國公司，又要彌合極左派的分歧。從拜登的角度來看，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就是貿易關係，改變關係就是降低對華貿易依賴度。他要做的就是把20多年前的工作重新做一遍。當拜登親手牽線搭橋把美國跨國公司送到中國來，如今再牽兩條線把它們的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印度以及北美。這是對建制派和跨國公司的交代。剩下的就是，為了滿足極左派的訴求，推進技術禁令、管控地緣政治風險以確保國家安全。由於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商業利益還在中國，拜登的對華政策肯定是穩健的。
今年是大選年，拜登對華焦慮有三：一是管控軍事衝突的風險，這一點在去年年底舊金山會議上兩國達成了共識。二是管控經濟與風險。三是通脹問題與產業政策焦慮。後兩者是此次耶倫訪華的主要目的。
中方這邊說，此次耶倫訪華達成了兩項成果：兩國及全球經濟平衡增長、金融穩定和可持續金融展開交流。耶倫在發言中講到，「過去幾個月，我們與中國舉行了幾次演習，包括在兩國任何一家大型銀行倒閉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協調」。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再說通脹方面的焦慮。拜登這三年應對經濟風險的政策有目共睹，但是美國選民是挑剔的、成熟的。搖擺州的選民非常善於利用兩黨的政治競爭性獲取最大利益，時刻讓執政黨保持危機感。拜登在任時發了大紅包還不行，通脹壓不下去就不讓你連任。
美國通脹跟中國有啥關係？按理來說，中國產品價格低有助於拜登抑制通脹，為什麼耶倫還要說，中國過剩產能衝擊美國市場？耶倫多次指出，中國過剩的產能給全球造成的負面溢出效應越來越嚴重，說這些問題又因政府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大規模支持而加劇。中國的產業政策所重點支持的若干「新」產業的投資正在增加，其中包括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等產業。
原因是，中國產能多、出口大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以及半導體削弱了拜登的新能源與晶元產業政策。拜登實施晶元法案和反通脹法案，借了不少債、花了納稅人很多錢，但是在當前高利率、通脹粘性的環境下，中國大規模廉價的出口使其產業政策收效甚微。
另外，耶倫還講到一個相關的問題，說中國大量投資，消費疲軟，中國的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低，有可行的辦法就是增加家庭的收入，提高國民退休保障，減輕子女教育負擔。這觀點，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天天在講。
假如今年特朗普勝選，由於特朗普所代表的選民利益不同、執政風格彪悍、衝突管控能力不如拜登，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會明顯上升。關稅、技術禁令將加碼，突發性的政策和事件會增加。一些偶發事件可能加速當前中美關係走勢。
最後，這篇文章只能看懂中美關係的一半，另外一半沒法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