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文學與奴婢文學

文學發展了上千年，大多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奴才文學，一類是奴婢文學。

說這話雖然有些不客氣，但文學確實是這樣，不是塗脂抹粉取媚於權貴，就是自戀自大，自命清高，算是知足常樂，又算是逃避矛盾，進入了幻想的境地。奴才為為統治者、強者唱讚歌，而且唱讚歌的作者很可能是官員。在古代，很多詩人和詞人都是官員，人數比較少。大多數人都是沒知識、沒文化的農民，要辛辛苦苦種地，才可以勉強生存。倘若農民想要翻身得解放，就要花費三代以上人的努力，供養一個書生，讓書生去參加科舉考試。書生考中之後，就可以光宗耀祖，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倘若書生考不中，就算是「百無一用」，甚至接連考下去，有的竟然考了一輩子。考試的時候，書生要寫一篇文章，歌功頌德，歌頌皇帝的偉大，歌頌官員治理有方，當然不能弄得拍馬屁現象太明顯，而是用文雅的辭彙歌功頌德，甚至拐彎抹角歌功頌德。一旦符合主考官的審美取向，就有可能高中頭名。考中的書生會做官，在官場內應酬，會互相作詩酬唱，互相傾軋，搞利益輸送，還要層層加稅，賣官鬻爵，最終形成官場內鞏固的利益共同體，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他們寫詩作詞大多要歌功頌德，說是詩「足以明志」，其實只是讚美皇帝英明，讚美社會和諧，而皇帝卻並非英明，社會也並非和諧。一味唱讚歌總是好的，起碼可以糊弄皇帝，讓皇帝以為天下太平，也凸顯作者的文采。倘若作者只是像唐朝的拾遺一樣，總是發現社會矛盾，給皇帝提出來，發現皇帝的錯誤和缺點，給皇帝提出來，那麼皇帝就不高興了，很可能這樣的人因此而被貶官，甚至有被殺頭的危險。

唱讚歌誰也會，但要有話語權的人唱，才能獲得皇帝以及整個官僚系統的賞識。書生考中之後，可以獲得話語權，無論寫詩還是作詞，都可以走向典雅化和精緻化的道路。他們會互相寫詩詞酬唱，互相交流，提一定的意見，有的還要搞文人雅集。也就是一夥文人在一起喝酒做詩，彈琴唱歌。其實大多歌頌皇帝英明，歌頌社會和諧，歌頌自然美好風光，卻沒有寫出心裡的話，沒有寫出真性靈。奴才文學就是這樣，總是要為主子唱讚歌，卻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待遇。他們明明被主子使喚，甚至被當成狗一樣使喚，但就是要衝著主人搖尾巴，以示友好。當主人心情高興的時候，會賞給他們一根骨頭。他們啃著骨頭，覺得很高興。官場的官員就是如此，總是喜歡歌功頌德，喜歡用詩詞來唱讚歌，以為自己搞了好的文學，其實和文學的真諦離得太遠，甚至已經完全脫離了民間，寫的詩詞高高在上，即便文辭再優雅，也不可能成為傳世之作。當他們的作品成為失去煙火氣的作品，就距離民間太遙遠了，也不懂得民生到底是怎樣的，當然這樣的詩詞多了以後，就會出現同質化現象嚴重的問題，可是皇帝變了，官員變了，朝代變了，照樣會有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產生。

除了奴才文學就是奴婢文學。奴婢文學雖然有它的理想，但只是自我滿足的幻想，未必能引起人們的振奮。魯迅曾經批判過傳統戲曲、小說的大團圓結局，說它只能給人一種幻覺、麻痹，好像一切當下的矛盾最終都能功德圓滿地解決。戲曲和小說中經常會出現才子佳人美好的姻緣。郎才女貌，天作地設。雖然經歷一些困難和磨難，但最終兩個人走到了一起，而且男的一定考中了狀元，女的一定是美貌如花。皇帝主持的殿試三年才來一回，大多數考生都考不上，考中狀元的只有一個人，哪有那麼容易？可是傳統戲曲和小說中，男主人公一般都會考中狀元，總是讓人覺得很美好，考中狀元以後就功成名就了。相對於農民來說，這樣的幻想是不切實際的，雖然並沒有足夠的錢財供養兒子讀書，但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能考中狀元。這樣的戲曲和小說往往起著麻痹人思想的作用，算是一種自戀的文學體現，卻並沒有解決現實中的任何實際問題。環境的惡劣，人世的苦難，都被消融在主觀寧靜的自我超越中。這是催人入眠的文學，也是助人崩潰的文學。自從陶淵明躬耕田園之後，田園詩就出現了，很多描寫田園風光的散文和小說也出現了。似乎田園是知識分子的精神港灣，可以容納所有在仕途不得意的知識分子。他們本身會寫詩作文，在仕途得意的時候，從事奴才文學的創作，總是歌功頌德，而被貶官之後，卻不敢直視皇帝的毛病，也不敢揭露官場的罪惡，而是退居自己心靈的深處，找到田園生活的港灣，哪怕躬耕田園，也照樣覺得很舒心。

蘇軾被貶黃州期間，在黃州城東邊的山坡上開了一塊荒地，在那裡種田。他自號東坡居士，就和東邊山坡開一塊田有關係。蘇軾前半生平步青雲，寫了很多歌功頌德的文字，而後半生一貶再貶，體察到民生的艱難，寫的詩歌貼地氣了，就顯出了與眾不同。但他分明又有一些搞奴婢文學的意思，學會了參禪悟道，用禪宗的眼光看世界。不管是「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還是「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都有一些回歸自我內心的意思，寫出了自己真實的感受，卻和社會發展沒有什麼關係。他們在仕途上不得意，就覺得人生失去了色彩，轉而進入了陶淵明的境界，進入了禪宗的境界，要求助內心，不在身外求助，最終回歸了內心的世界，其實已經形成了自戀和自大的心態。他們自認為功行圓滿，其實只是自己認為，就像釋迦牟尼認為自己覺悟了，看到了三界眾生的狀況一樣，當然也只是他自己認為，並不能代替所有人認為。美學家李澤厚認為，中國傳統美學中缺少衝突、慘厲、崇高的壯美。中國文學也是如此，大多缺鈣，不是奴才文學就是奴婢文學，不是歌功頌德，就是書寫個人的小情緒，而貼近民生的作品著實不多，能為民請命甚至為民申冤的作品也著實不多。

文學發展到現在，似乎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人們仍然要警惕奴才文學與奴婢文學的發展，應該引入民主和科學的觀念，應該採用多種創作手法，也應該讓文學貼近民生，讓文學真正反映生活，而不是被資本和權貴支配，不是胡編亂造，討好讀者，也不是歌功頌德或書寫個人小情緒，應該寫出民眾的呼聲，揭露社會矛盾，提出了療救的方案。作家要始終站在人民的一方，替人民說話，而不是用華麗的詞語描寫所謂精緻的歌功頌德的故事，也不是搞情緒化的描寫，卻與現實關係不大，寫出來的作品，像精神病患者的囈語，還要說成是後現代主義作品，怎麼說都是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