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國兒童文學的策源地和重鎮,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在這裡孕育和發展。20世紀初,魯迅、郭沫若、茅盾、鄭振鐸等作家開創海派兒童文學的先聲。到今天,百年上海兒童文學成就斐然,海派作家群更以豐富優秀的作品影響幾代人。賀宜就是從上海走出的、畢其一生為中國兒童文學事業竭盡全力的開創者、奮鬥者。
賀宜
一
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20世紀初曾屬於江蘇省松江縣管轄,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江南古鎮。古鎮北街下塘,一戶朱姓人家的院落里,一個四五歲的瘦小男孩常常跟在女傭身後,看她洗菜、燒火。吃飯時他一個人坐在木凳上,端著的飯上面只有幾片綠色的菜葉,晚上也是睡在傭人的小房間里。
他不是傭人的孩子,他是這個「書香門第」的長孫朱家振,後來的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賀宜。
在中國傳統家族中,長孫是家族序列中的老大,更是家族血脈的延續和權力的象徵,有著重大責任和特殊地位。朱家振為何淪為佣人一般?
朱家主人因病早逝,好在夫人鍾氏好強能幹、持家課子,兒子朱一聲成人後娶了本鎮施家女兒,生的第一個男孩就是朱家振。
弄璋之喜是封建傳統家族中的大喜,意味著家有傳承。對朱家來說,最高興的當然是苦守家業的祖母鍾氏。
也許是鍾氏過於強勢,朱一聲性格懦弱,平時從不管家事,只看些閑書。看著兒子不會有什麼大出息,鍾氏便把家族振興的厚望寄托在剛剛降生的孫子身上,遂取名「家振」。
滿心歡喜的鐘氏為孫子舉辦了「湯餅宴」,又請來算命先生為孫子看八字:朱家振生於1915年1月9日,農曆甲寅年十一月二十四,屬虎。算命先生說,龍從雲、虎從風,虎躍龍騰,前途無量,但鍾氏和孩子父母都屬羊,「虎入群羊」,命中要克祖母和父母。
小小的家振從此被家人憎恨、厭棄,大人稍不如意他就被痛打,鍾氏甚至用縫衣針戳他的嘴,罵他「喪門星」。
小家振慢慢變得孤僻。常常一個人蹲在院子里看螞蟻,彷彿自己就是那些奔走著的小黑點。有時,一塊苔蘚、一片葉子、地上的一處水漬,在他眼裡都是一些活靈活現的形象。獨處中漫無邊際的想像活躍了他的藝術思維,為他後來成長為兒童文學作家奠定了基礎。賀宜晚年曾感慨:「這種奇特的愛好,對我後來進行兒童文學創作活動,馳騁藝術想像力,似乎也有些幫助。這實在是我當初所沒有想到的。」
上海金山的賀宜故居
二
1920年,5歲的家振到外公施家開的私塾上學,命運至此有了些許改變。兩年後,亭林北街上創辦了松江第八小學,學校就設在朱氏家族共有的景松堂。家振上了學,學校教的是白話文,課間休息也無人管束,家振的天性在這裡得到從未有過的舒展和釋放。一位姓程的先生時常給他們講故事,有些即興所編也講得跌宕起伏,激起了家振對故事的強烈興趣,他想像的世界也春陽融冰般有了更自由的拓展。
次年,松江第五國民學校校長張思蒓將松江第八小學和另外幾所學校合併,創建新的第五國民學校。在這裡,朱家振的語文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尤其作文總被老師畫上許多圓圈,讓同學傳閱。
一次,他在一位同學家看到《兒童世界》和《小朋友》。《兒童世界》是鄭振鐸主編的我國第一本以少年兒童為讀者的刊物,1922年1月在上海創刊,這本刊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後來賀宜也成為其主要撰稿人。《小朋友》是上海中華書局於1922年4月創辦,也極注重內容的多樣化。兩本雜誌讓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
1925年,朱家振小學畢業,在疼愛他的姑媽的資助下,跟隨姑媽家表兄到上海南市區,順利考上滬上名校民立中學。上海當時多少文學青年的嚮往之地,走向上海就是走向了未來。姑媽成全了家振。
3年後,朱家振以優異的成績初中畢業,而沒落家庭無力供他繼續上學。同在民立中學的表哥高中畢業在上海南市文廟內的上海圖書館工作,姑媽不放心14歲的家振出去打工,讓他和表兄一起住在上海圖書館。這無疑又向他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1931年,17歲的朱家振迫切地想要獨立生活、走向社會。當時的舊上海,工資稍高的崗位都有英語要求。他找到嵩山路文生氏英語補習學校,兩年的學習使他的英文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更大的收穫是認識了杜輝義。
杜輝義因參加湖南進步學生運動被軍閥通緝而逃到上海,一個人住在法租界瑞華坊,在他邀請下,朱家振來這裡和他同住。這裡不僅有文學書籍,還有朱家振沒接觸過的政治理論,正是在杜輝義的影響下,朱家振開始閱讀進步書刊。
瑞華坊在復興中路285弄,這條路上曾經誕生過陳獨秀建立的小型印刷所,也曾有中共上海區委早期黨校的舊址。錢鍾書、劉海粟、柳亞子、柯靈、丁玲、錢杏邨等都在這裡居住過。
距瑞華坊不遠的曹仁五路明星池15號的一個亭子間,還住著同是湖南人的左翼作家葉紫,當時葉紫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認識葉紫後,朱家振又與陳企霞、鍾望陽相識,幾位革命文學青年的熱誠、執著、進取,如同一束強光照進他的生活,使他的世界真正明亮起來。
賀宜
三
1933年,朱家振受聘於滬光小學教國語。與孩子們的朝夕相處,激發了為孩子寫作的慾望,他於是開始了第一篇童話《小山羊歷險記》的創作。
有趣的想像得到杜輝義和葉紫的稱讚,他們鼓勵他關注現實社會,為時代發聲。他想到「九•一八事變」,創作了揭露帝國主義罪惡行徑的《蛟先生和他的聯盟者》,這篇政治諷刺童話在當時兒童文學中獨樹一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他人生的第一個伯樂——魯迅先生的三弟、當時在《辭源》編輯所工作的周建人。周先生關心地詢問他的工作和寫作,他將《蛟先生和他的聯盟者》《小山羊歷險記》和《聰明的牧童》給周先生,請他指點。周先生欣喜地將三篇童話推薦給《兒童世界》主編徐應昶。1933年9月,三篇童話分三期刊載,作者署名朱菉園。
《蛟先生和他的聯盟者》成為朱家振發表的第一篇童話,19歲的他順利進入上海文壇。
童話發表後,周先生鼓勵他「以後多看些書,多寫一些創新意、有思想內容的作品中」。前輩的勉勵,更堅定了朱家振的童話創作。
1934年,朱家振加入左聯,年底,由葉紫介紹,認識來上海不久的蕭軍、蕭紅。1935年2月,生生美術公司董事長孫雪泥主辦的《生生》月刊在上海出版,主編李輝英,朱家振是副主編。月刊作者中有大家茅盾、葉紫、艾蕪、王任叔等左翼作家,郁達夫為刊物寫了散文,朱家振自己則寫雜文。他曾向魯迅先生約稿,但《臉譜臆測》一文未能通過當時「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核,與《生生》創刊號錯過。
上海為朱家振提供了開闊的文學空間。《生生》被迫停刊後,他集中精力創作童話,將完成的十幾篇童話編輯成集,投寄幾個書店,不是被退回,就是杳無音信。葉紫建議他參考魯迅先生「奴隸叢書」出版,自己的《豐收》、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就是這樣自印自銷。困頓中的朱家振在朋友們的資助下,第一本童話集《小草》於1936年6月「破土而出」。他署名「賀宜」,表達對自己所投身的兒童文學事業的祝賀,從此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有了作家「賀宜」的名字。
《小草》收錄15篇童話,年輕的賀宜置身於廣闊的社會現實,從農村寫到城市,敏銳地捕捉從富豪到農民、工人、車夫、乞丐各階層的境遇,顯示了他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出色的創作才華。所印1000冊很快銷售一空,又加印1000冊。《小草》以童話為武器直擊黑暗現實,同時讚頌的「小草」意味著民眾的覺醒和鬥爭,得到少年知識出版社主持者、地下黨杭葦的關注,在少年知識出版社正式出版。杭葦後來成為上海教育局局長,他是賀宜第一本書出版的伯樂。抗戰爆發後,《小草》改名《真實的故事》再版,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印了一萬冊,得到空前的歡迎。
1936年8月,賀宜到江寧六縣旅滬同鄉會小學任教,創作了《兩個花園》《地獄》兩部長篇童話,分別在林蔭主編的《兒童文藝》和何公超主編的《少年世界》月刊上連載。
「八一三」淞滬會戰時,賀宜正在亭林,日軍在金山嘴登陸,賀宜歷經家鄉淪陷之苦。1938年5月,賀宜回到上海住在新閘路姐姐家,得知杜輝義已回湖南繼續革命,葉紫因病回家,不久英年早逝。落寞中,鍾望陽推薦他到中共地下黨的「小學教師進修會」,在《兒童讀物》進行創作。
1939年春天,賀宜結識了時任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兼任上海難民救濟協會難童教育處處長陳鶴琴,陳鶴琴是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奠基人,被譽為「中國現代幼教之父」。而此時的賀宜已是優秀的青年作家,陳鶴琴安排他在第一難童學校工作,他的童話《凱旋門》《野小鬼》等也相繼出版。
有一張賀宜在南京路啟昌照相館拍的黑白照,反映了這一時期賀宜的精神風貌。這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形象,清癯文弱、西裝領帶,烏亮整齊的頭髮梳向後面,黑色圓邊眼鏡掩不住眼神中的純凈和倔強,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依然保持如初。
1940年,陳鶴琴在江西創建了我國第一所公立幼師學校——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邀請賀宜任教國文和兒童文學課。陳鶴琴校長提出的「活教育」思想和陶行知關於「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極大地影響著賀宜,這段時間他無論在創作上還是在兒童教育上都得到迅速成長。
1946年2月,學校遷回上海。中共地下黨建立「上海市校教師福利促進會」,賀宜成為中堅力量。10月,賀宜在王鼎成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就任由陳伯吹、李楚材發起組織的「上海兒童文學工作者聯誼會」黨小組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少年劇團團長。1947年10月,經黨組織批准,賀宜主編《童話連叢》,這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發表童話的刊物。
四
1948年,因鬥爭形勢嚴重,賀宜被轉移到解放區,直到1949年8月才回上海擔任共青團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長、《新少年報》社長兼總編輯。為了熟悉新時代少年兒童,也為了當好上海市立十區一中心國民學校(今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校長,身兼數職的賀宜每周都去學校,到班級和孩子們談心,和他們做朋友。
20世紀50年代,賀宜調往北京,到團中央出版委員會工作,不久後當上中國少年報副總編。忙碌的工作使他很少有時間潛心創作,他擠出時間寫下大量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兒童詩。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兒童詩創作極為活躍,袁鷹、李季、阮章競、柯岩、金近、田地等詩人,為孩子們寫出了題材、風格各異的詩篇,賀宜曾激動地評價當時的盛況——那些藝術性和政治激情完美結合的兒童詩,那些充溢著詩情畫意、真摯純潔精神世界的兒童詩,曾多麼有力地感動孩子們,帶給他們豐富的喜悅和引人沉思的啟迪。
這一時期,賀宜出版了重要作品長篇童話《小公雞歷險記》和《雞毛小不點兒》,同時還致力於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創作了《目前童話創作中的一些問題》《智慧的語言,銳利的武器》《兒童詩創作的幾個問題》等,相繼出版理論集《散論兒童文學》《童話的特徵、要素及其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賀宜兒童文學理論形成的主要階段。
1961年,賀宜舉家回滬,定居上海延安西路美麗園。他家樓下就是幼兒園,後來的20多年裡,他習慣了每天聽著孩子們的聲音,時常趴在窗台上看孩子們嬉戲。晚年行走不便時,就讓家人攙扶著到窗邊艱難地尋找孩子們的身影。對孩子們心懷深切之愛的賀宜以自身的感受總結道:「對兒童文學工作的真摯感情是從對兒童的真摯感情來的。」還曾呼籲「低幼兒童文學作品即使篇幅小,也不能降低它的文學性」「這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學」。
賀宜於1970年6月調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藝組;1978年8月任少年兒童出版社副社長。後來幾年便行動困難,頻繁出入醫院。晚年的他基本在病中完成作品,常常躺在醫院病床上構思,病情稍好就急於回家,顫抖著手繼續寫作。
這位病著的老人,面對孩子們總有釋放不盡的激情,他的書寫一如從前保留著活潑與純真,一字一句從他心底、從他深沉飽滿的愛中流淌而出。
一生投身於兒童文學創作的賀宜,如兒童般清澈。作家汪習麟在《賀宜評傳》中說:「賀宜一生淡於名利,開會從不搶頭排……發言也不高談闊論,只是質樸地敘述己意;他多次主動從領導崗位上退下,手不釋卷,日夜寫作。然而對於文學上的追求又十分執著,遇有某些不正之風或不能苟同的意見,他也會激烈起來,無法掩飾自己分明的是非與熱烈的愛憎。」
1984年10月,《賀宜文集》第一卷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這一年還出版了他的長篇童話《木頭人》和長篇小說《野小鬼》。他的創作一以貫之地體現著他「兒童文學為教育」的主張,「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美感教育……最認真的作者總是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這三者完美的結合」,同時強調「必須尊重藝術規律,必須有充分的藝術性,反對公式化、概念化」。
1987年8月20日凌晨,賀宜告別了他為之創作半個世紀的小讀者們,而他的文字繼續滋養著他們,陪伴著他們成長。一個童年飽受虐待冷遇的人,傾盡自己內心的柔軟與溫情,一生都在走近孩子,以自己的方式關愛著他們,正如他的童話《雞毛小不點兒》中的小不點全心守護它的小葵花子那樣,他愛著孩子們,彷彿愛著年幼時的自己。
賀宜作品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