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雲南曲靖沾益走出去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桂濤聲，因創作《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壯士》等抗戰歌曲而名滿天下。在舊軍隊里，他和聶耳一起當過兵。在上海期間，他經黃洛峰介紹進入上海讀書出版社當編輯，與艾思奇、鄭易里等辦過雜誌，後與冼星海、夏漢興（夏之秋）等藝術家合作了多首歌曲。在山西抗戰前線，他跟隨李公朴去勞軍，與柳湜、周巍峙、胡繩等人相識相知。抗戰，也讓桂濤聲與洪荒（阮章競）、李曼、王耿人、陳冰之等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桂濤聲的一生，歷經坎坷、百折不撓、艱難跋涉、追求光明、赤誠報國。正如他自書評語：「我活這麼大年紀，對革命對人民的事，可謂清水一邊淌，渾水一邊流，出污泥而不染。靈魂是純潔的，思想是清白的。」因種種原因，桂濤聲曾被迫脫黨，但他始終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終身，在上海育才中學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歷程。
一心嚮往黨組織
桂濤聲於1901年5月5日出生於沾益卡郎回族家庭。他從學生時代起，就是一名激進的愛國熱血青年。1919年高小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雲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預科七班讀書，偏愛音樂和美術。1924年3月，他考入雲南省立美術學校。在昆明讀書期間，他不斷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染，積極與艾思奇（騰衝人）、黃洛峰（鶴慶人）、魏嘉穀、丁升堂等進步青年交往，參與「青年努力讀書會」活動，閱讀進步書刊，參加反封反帝反軍閥的系列「學運」，哪裡熱鬧，哪裡就出現他的身影。這樣的活躍分子，其前景是廣闊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只是因社會動蕩、時局混亂而找不到出路。後於1926年4月被學校以「赤化分子」開除學籍。
1927年8月，他被曲靖著名教育家謝顯琳先生破格聘任為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美術教員。後來他因編演《鍾國魂》話劇，政府官員無端指責他的戲有傷風化，恐會帶壞學生，說他搞異端邪說「大逆不道」，有違社會倫常。1928年2月，學校迫於壓力，將僅在學校任教7個多月的小桂老師解聘了。
在省立第三師範教書期間，他經常跟年齡相近的幾名青年學生解正邦（又名解安州）、溫培群（又名溫培川，字獨超，出生於沾益縣東區愛民鄉建新村，今播樂鄉，後發動播中「九·五」起義，1949年任沾益縣首任縣長）、吳永康等，相約到曲靖城北的麒麟山上討論個人和社會如何進步的問題。之前，溫培群的胞兄溫培行（又名溫培仁，1925年省立三師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任三師附小教務主任，1927年夏回鄉與弟建鄉村自衛隊，1930年任沾益縣東區區長，後任縣督學）與桂翹然同是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預科七班同學，早有接觸。如今同在一校，桂翹然雖然沒有直接給他們教授課程，但幾位志趣相近的青年人經常在一起秘密研讀進步書刊，深受革命啟發。為了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決心，桂翹然和溫培群、解正邦冒著被殺頭的危險，歃血為盟，義結金蘭，分別取名「獨生」「赤生」「化生」，發誓堅定信仰布爾什維克主義，向蘇聯紅軍學習，推崇赤化革命，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而奮鬥終生。
1928年，是桂濤聲人生中很關鍵的一年。他在廣東韶關國民黨革命軍第16軍認識了軍政治部科長饒繼昌、科員吳登雲。在談論政治時事中，他們均有相同的觀點和理想，他曾被約去參加吳登雲主持召開的秘密會議，聆聽過關於朱德和陳毅怎樣離開16軍去另組織隊伍，開展革命武裝鬥爭的精彩講述。16軍的共產黨員中朱德、陳毅、羅榮桓、粟裕、譚政等後來成為中國著名軍事家，其中，朱德、陳毅、羅榮桓（曾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後在第16軍第47師第141團）為元帥；粟裕、譚政為大將；周士弟、李濤、朱良才等為上將，還有其他開國將領20餘人。而王爾琢、張子清、伍中豪、阮嘯仙、夏明震、鄧毅剛、何日升、楊至成等第16軍共產黨人，為人民軍隊的發展壯大、億萬群眾的翻身解放，獻出了寶貴生命，立下了不朽功勛。
得到黨組織的信任後，地下黨員吳登雲還提供彭湃著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一書和其他一些革命書籍給桂秘密閱讀，這為他入黨開啟了前奏。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大批黨員被清洗、暗殺，黨的活動轉入地下狀態。這個時候，他以大無畏的精神主動向黨組織靠攏，可敬可佩。
特殊時期光榮入黨
當部隊轉駐湖南彬州後，桂濤聲親眼看到國民黨軍隊肆意屠殺無辜老百姓，屍橫荒野，鴉啄狗拖的凄涼慘景。革命理論的啟示和慘不忍睹的殘酷現實，使他進一步堅定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人生觀。中共地下黨組織派吳登雲對他加強思想引導，隨時觀察他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
1930年5月，吳登雲跟他進行了一次深入談話，指出他的優點與不足，叮囑他在特殊環境下工作要注意隱蔽，一般只能單線聯繫。隨後，吳登雲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在湖南省郴州城郴縣東街 22 號吳登雲住所附近的一個小館子里接受他秘密加入黨組織。能證明他是黨的人，最關鍵的就是吳登雲和饒繼昌。
吳登雲是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桂濤聲始終對他懷著崇敬之情。而饒繼昌在他心目中就大打折扣了。本來，在昆明求學期間，饒繼昌是開展「學運」的積極分子，參加「大同社」「青年努力讀書會」，編輯《滇潮》，比較早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動員桂濤聲入黨，應當說他是桂濤聲靠近黨組織的引路人之一。後來經總政治部副主任孫炳文把關，派出12名共產黨員到16軍建立地下黨組織，開展「兵運」活動。這派出的12名共產黨員中，就有饒繼昌。他曾擔任16軍政治部科長，之後從廣州返回家鄉投入國民政府的懷抱，歷任石屏、巧家、陸良縣長，官至雲南省政府秘書長，直到參加雲南起義。在任國民黨陸良縣長期間，饒繼昌曾率部到陸良縣活水鄉黑木一帶圍剿並放火燒了民房，造成極壞影響。因此，桂濤聲對饒一直耿耿於懷。
1969年上半年，昆明市大新街16號「吉昌」（饒繼昌）寄了一封信到沾益縣黎山公社尋找桂濤聲的下落。當時在公社搞文書工作的保和昌拆閱了信件。信中請求公社介紹聯繫一下桂濤聲目前的工作單位和地址，他要和桂濤聲聯繫。
他在信中說：桂濤聲，又名桂翹然，他曾與我共事幾年。在昆明1929年我介紹他入黨，1930年雲南清共，我與他就到廣州，到廣州不幾天我們就分手了。他說：桂濤聲是個文藝作家，是個有聲譽的人。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人民有一定的功勞。我們雲南除聶耳之外，他可算第二位。他過去還有一些文藝作品，我要和他聯繫，再搜集一下。請你們幫助聯繫告訴一下他目前所在單位和地址。
為此事，保和昌還向當時區上派在黎山工作的柏選宗同志彙報。他說：目前形勢有些複雜，不要盲目地給他聯繫，你們先給桂濤聲一封信，將信的內容含意告訴他，看他怎樣回信。第二天，保和昌就將吉昌向黎山公社寄信的內容要求給桂濤聲寄信，除蓋公章外還落上了保和昌的名字。不幾天，桂濤聲就複信給保和昌。他說：「你們的信我已經收到了，吉昌他所述情況是真的。1929年是他介紹我參加地下黨組織的。1930年雲南清共，他和我到廣州，可是不幾天，他就又返回雲南，並且搖身一變又當上縣官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佛（福）。對此事最好不要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沾益縣文史資料》2005年12月，第六輯《濤聲故里：卡郎》P35）注意，桂老先生說的是饒繼昌介紹他「參加」黨組織的活動，真正的入黨介紹人是吳登雲，而且是在1930年國民黨在雲南清共時，在轉往廣州途經郴州時正式加入黨組織。
由此可見，桂濤聲入黨的引路人不啻是吳登雲，還有一個就是饒繼昌。
為黨秘密工作
入黨後，桂濤聲內心充滿自豪，更加嚴於律己。吳登雲經常跟他交心談心，鼓勵他堅定革命信念，踏實工作，傳達革命形勢的發展趨勢與應變方式。他很快成長成熟起來，能獨擋一面，主動肩負黨的秘密使命，積極在國民黨軍營中進行策動官兵參加革命的特殊戰鬥。雖然任務十分艱險，但他膽大心細，對黨的革命事業積極忠誠，在參加16軍軍官團訓練期間，他曾先後發展6人加入黨組織。
就在這段時間，國共兩黨劍拔弩張。1930年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這是規模空前的新軍閥大戰。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危機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熟。（當時周恩來已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6月1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李立三等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8月初，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和總同盟罷工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共產黨、青年團和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停止了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進一步提出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劃，還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
「立三路線」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只有三個多月，但黨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於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先後有11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到很大損失。「左」傾冒險主義脫離客觀實際，單憑主觀願望或想像，急於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盡。它必然會受到那些了解並尊重實際情況的黨內幹部的抵制。在革命根據地，—些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對李立三的錯誤表示懷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紅軍和各根據地中，並沒有得到全面的貫徹。
1931年4月，為避免暴露黨員身份，趙貫一、師茂材、吳登雲、魏一吾、桂仰之等及時召開秘密會議，決定讓桂仰之等人借16軍軍官團轉廣州與廣州軍官團合併之機，請長假離開軍官團。於是，桂借故請假獲准，後經香港轉上海接受新的任務。
形勢嚴峻被迫脫黨
桂濤聲這一走，災難接踵而至。阿桂到上海後，組織決定讓他先參加清理「立三路線」的短期學習，再到江西中央蘇區紅軍部隊中去工作。可是因言談不慎，1931年5月15日深夜，一批英國巡捕突然闖入他和袁也烈的住所康定路隆智里5號，搜出黨內文件24份，幾本馬列書籍和一張江西紅軍作戰圖。桂仰之和袁也烈雙雙被捕入獄。刑滿出獄後，與黨組織聯繫不上，甚至連他原先所在的軍隊番號都沒了，戰士或分流或戰死，查找無果，鬱悶焦急。上海又無人能證明他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他陷入了有生以來最大的思想苦惱之中。
1937年2月，經黃洛峰介紹，桂濤聲進入上海讀書出版社當編輯，有幸運結識李公朴先生。1937年8月，他跟隨李公朴到山西抗戰前線勞軍，在國民黨第13軍下屬的陵川游擊司令部被指定為「政治代表」，是在模糊狀態下的黨代表身份。剛到山西不久，桂濤聲結識了陵川地方的游擊司令兼縣長王耿人和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處長朱瑞，從中看清了他所在部隊的司令李果諶與王耿人、朱瑞的政治傾向完全不同。由於13軍游擊隊是第一戰區湯恩伯所轄，不受閻錫山節制，閻錫山便向湯恩伯提出交涉，湯恩伯不願得罪閻錫山，便在1938年3月左右，把這支部隊解散了。臨走時準備將部隊交給河北民軍。桂濤聲便動員所在政治部的部分人員，投入王耿人領導的地方游擊隊。因陳冰之是共產黨員，就和犧盟會的衛逢祺商量，經請示設在平城的太南特委批准，成立了「第二戰區行營游擊隊第一支隊」，支隊設司令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司令部和後勤部實際上是縣政府的工作機構實現了軍事化。由縣長王耿人任司令員，公安局長李誼暄任副司令，桂濤聲任政治代表，位居第三，與王司令、李副司令一同住在「望洛書院」後院。
正是在這段時間，「桂代表」（桂濤聲）受到戰區民眾的尊敬和愛戴，經常應邀到各種場合講演「游擊戰爭」「統一戰線」，還積極為《戰鬥》《救中國》兩個雜誌撰寫稿件，發表抗戰宣傳文章和抗日歌曲。他也以為得到黨的認可，可以放開手腳多做利國利民利黨的大事業，受委託處理「魯村事件」，約見地方武裝力量和國民黨軍代表、共產黨代表，為抗戰宣傳忙得不亦樂乎。
也就在這期間，一個叫朱瑞的人，暗中對他的身份展開調查，僅聽桂濤聲自己說他是中共黨員，畢竟空口無憑，在國共合作、有分有合的形勢下，甄別幹部也很重要。
朱瑞的身份很特殊，他於192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後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回國，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抗戰爆發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軍委書記。後調任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處長。朱瑞是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他在抗戰前線的任務就是搞好聯絡協調，建設軍隊黨組織。
他在調查中發現桂濤聲的經歷疑點重重，沒有檔案可查，也找不到吳登雲、饒繼昌的下落核實他的黨員身份，於是1938年到晉城後，朱瑞對桂濤聲的態度很冷淡，不願意收留他。在太南特委批准成立「第二戰區行營游擊隊第一支隊」後，太南特委書記裴孟飛專程從平城來到縣城，在太清觀對面的飯館裡，召集王耿人、衛逢祺、陳冰之開會，討論研究在支隊成立黨團。本來，在組建「第二戰區行營游擊隊第一支隊」過程中，桂濤聲、陳冰之都做了不少工作，桂濤聲希望名正言順地回到黨組織中工作，但在審查中不能確定他的身份。會議決定王耿人任黨團書記，衛逢褀任組織委員，陳冰之任宣傳委員。支隊黨團直接接受中共太南特委領導。
很明顯，這個組織決定，已經把桂濤聲排除在外，他的「黨代表」身份也不了了之。這讓他心裡感到極其失落和消沉，無耐只好回武漢繼續從事文化工作。
1939年秋，國民黨排共清黨整頓隊伍，國民黨在軍官中號召，「凡非國民黨黨員軍官，必須加入國民黨，違者革職。」桂與幾位進步軍官磋商認為：「既處此情況，那就不管它是六畜同槽還是大垃圾箱，為便於開展我們理想中的工作，看來只有參加了。」桂與其他人集體參加國民黨後，得到師長裴昌會的信任，委任為師部秘書。裴師長交代桂：凡屬秘書的一切公務要斟酌處理好，不要事無巨細都去找他。從此，凡國民黨上級來件，皆經桂一一拆閱，若發現有攻擊共產黨的，有礙統一戰線不利團結抗日的公文，桂就冒著風險一燒了之。但桂的活動，終被特務懷疑，作為監視目標，遭到搜查。不久，軍部即以「吃國民黨的飯，干共產黨的事」為罪名，將他控告抓捕。軍長陶峙岳對所控內容逐條審訊，他一口否認。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便將他關押在政工大隊待查處。幸得陳小波等人知他被抓捕，速到桂的住處把所有書籍和其他可疑書信物件收拾轉移，待敵人再次前來搜查時，查無證據。後雖得到裴昌會保釋，但他在軍中處境十分困難。
1940年，國共兩黨矛盾再次升級，3月15日，毛澤東給朱德彭德懷發出「讓出陵川」的萬萬急電後，於3月18日又發一電，要求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劃界問題。 劉伯承委派第十八集團軍太南辦事處主任李新農親赴陵川縣27軍軍部，與軍長范漢傑談判解決越界糾紛問題，確認了雙方地界、為朱衛會談創造條件。朱德於4月25日由129師師部出發，在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兼冀察分會副主任委員王葆真陪同下，經壺關郭家坨，參加了新一旅旅長韋傑的婚禮後，下榻平城南坡村。之後由陵川西南行，經陵川西河底鎮澤州白洋泉河、晉廟鋪、馬街、堆金窪、劉坪一線，直達河南濟源。朱德同志帶領數人到27軍軍部慰問，與范漢傑共商抗日大計，並贈「太行屏障」錦旗一面。
1940年7月，裴昌會升任第9軍軍長，向太原以東挺進，桂追隨裴來到王屋山、太行山，長期駐豫北濟源一帶，同八路軍配合打擊敵人。裴昌會在地方游擊部隊中有威信，在溝通關係，調解糾紛上做過大量工作，對推動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此期間，陳賡部駐中條山，堅持敵後鬥爭，條件十分艱苦。有時派出敵後小分隊到第9軍防區，要求作短暫停留。裴昌會命令桂濤聲帶領部下熱情接待，所缺糧食彈藥儘力給以調劑補給，關係很好。但桂濤聲的行動經常遭人監視，裴昌會的態度也不似以前信任他，懷疑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只是在處理國共商談事項時帶上他，有意留條後路。桂濤聲經歷了中共地下黨的冷遇，又受到親蔣派的排擠區隔，內心極度孤苦，處於郁憂不得志，猶豫彷徨的矛盾處境中。恰在此時，讀書出版社派劉大明與生活書店的李文、新知書店的王華從上海遠道而來，準備到抗戰前線開辦華北書店擴大出版宣傳影響力。分別兩年多的老友得以在「前線」相遇，並能作徹夜長談，十分快慰。劉大明講述了途經洛陽、黃河、靈山的一路見聞，臨行前劉大明邀請他一起到太行山八路軍野戰游擊區去。桂濤聲不無惆悵地說，組織關係丟了，又在國軍中任過職，去不成了。
這次會面之後，桂濤聲情緒十分低落。他護送劉大明一行三人從濟源出發穿過封鎖線，經晉城、陵川向楊威而去。想起在行營游擊隊第一支隊任政治代表時倍受重視，特別是每到一地激情演講、與群眾心連心，與戰友肩並肩，他感到無尚光榮與自豪。但在組建地方政權，成立真正的黨組織時，他卻找不到自己的組織關係而被排除在外，那份失落，無以言表。自己在國軍中謀得一個職位，想為黨為人民多做點事，又受到監視和打壓，心中苦惱，無人可訴。彷徨猶豫害得他難於立身。他已無法再工作下去，心中暗暗下定決心，不能再在軍營里混了，清白地回到教育戰線上去，單純一些、沉靜一些，做一個文化知識的傳播者。
獻身教育遺憾離世
抗戰勝利後，桂濤聲於1945年10月從西安到上海復興中學、育才中學任教。
自此以後的30多年裡，他一直在上海育才中學以教書為生，渡過了他人生的後半段。他老年一直沉下心來抓教育工作，也受到李公朴先生抗戰時期主張的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而且籌備民族革命大學期間，他一直跟隨李先生在山西四處奔走。後來看到很多青年在戰爭籠罩下荒廢了學業，令人擔憂，於是他毅然再拾教鞭，傳道授業。
直到1948年底，袁哲任上海育才中學校長期間，該校中共地下黨支部根據桂濤聲的表現，派黨員金碧然與他談話，做他的工作，準備發展他入黨。桂濤聲莊重地寫了一長篇《自傳》和一份入黨申請書，準備第二次入黨。但終因他有被捕入獄，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等一系列曲折經歷尚待查證，入黨之事便被擱置下來，雖然黨組織關係未能恢復與解決，但他始終衷心擁護和熱愛中國共產黨，把黨的事業看成自己的事業，為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忘我工作。
1982年12月16日，終因年老多病，醫治無效，桂濤聲不幸在上海與世長辭，終年81歲。他至死也沒有恢復黨籍，帶著遺憾離開了人間，學校以回族習俗禮葬了他。他的墓地選在上海市回民公墓北一區。每年清明時節和伊斯蘭教的祭拜日，他的子孫們都會懷著無限尊敬和哀思來掃墓。
2015年，時值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從「勝利日」閱兵式到紀念晚會，《在太行山上》等抗戰歌曲再次在中華大地上唱響，我們彷彿又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我們也自然想起了那個為時代縱情高歌的人——桂濤聲。
讓我們繼續傳唱這首歌，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