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两次统一度量衡,有了良好的效果，他是如何做到的？

隋文帝两次统一度量衡，既因势利导，又顺应民意民情，形成了行之有效、官民都能接受的“大小制”。

隋炀帝继位后，因好古而下令复依古制，重制斛斗称度，废铁尺律而以梁表尺（23.6厘米）调律。

《隋书》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对日常用尺未有记载，当时是隋唐之小制，即宋氏尺（24.6厘米）。

隋炀帝复古之举，未有创新，又无定制，而且当时官民早已习惯使用大制，因此实际上并未在民间推行。

由此可见，律尺、表尺不能任意变动，变动多了，音律就调不准，晷景也测不准，因其上下波动幅度有限，且南北有混一趋势。

民间度量衡制也已形成习惯，不宜轻易改变。

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毫升，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隋炀帝亲历了隋初“历争”，洞悉历法改制真相，但碍于张胄玄等人在太子兴废问题上支持自己，以及袁充、张胄玄的极力反对，只采用了张胄玄所编的《大业历》，而未采用刘焯所编的更加先进的《皇极历》。

《中国通史》指出，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颁用张胄玄新历。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张胄玄修改了自己历法中的许多数据并颁行于世，为《大业历》。

《大业历》定回归年长为365又42640分之10363天，定朔望月长为29又1144分之607天。

采用破章法，在410年中设置151个闰月，定岁差为83年冬至点西行一度，考虑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月球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其行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也十分精确。

例如所定金星的数值是583.922日，与现今采用值相同，并将原定冬至点起虚五度改为起虚七度。

对于张胄玄在历法研究方面的贡献，《隋书》分为“与古不同”及“超古独异”两类十事一并收录。

当时，历法多存谬误，刘焯多次建议修改。

隋炀帝对刘焯历法颇为欣赏，即位后重新启用刘焯任太学博士。

公元600年，刘焯呕心沥血，编出了《皇极历》，但由于袁充和张胄玄的反对，并未组织检验，也就未能采用。

《皇极历》首次考虑到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公式”来计算日、月、五星的运行速度，推出日行盈缩、黄道月道损益、日月食的多少及出现的地点和时间，这些都比以往的诸历精密。

“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

《皇极历》推定的“每76.5年春分点在黄道上西移一度”的岁差，与现行数值非常接近。

刘焯对天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编出的《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刘焯还首次提出用天文大地测量的方法来检验“地中说”提出的“千里差一寸”学说是否正确。

刘焯认为，“地中说”是建立在“千里差一寸”学说之上的，而“千里差一寸”学说是否正确，则可以通过实测来判定，这是他提出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的根本原因。

由于各种缘故，刘焯的提议一开始并未被采纳，等到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开始要实行时，刘焯又因病去世，事情就此搁置。

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中，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在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上，占主流地位的观点都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

由这两个前提，很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地面有个中心。古人称这个中心为“地中”。

显然，地中概念的存在，为古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天文观测地点——天文观测的坐标原点。

古代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地之中”对应“天之中”的观念，而且只有居于“天地之中”，才能无所偏倚地统治天下，从而达到和谐之治的目的。

根据《周礼》的定义，在夏至时，立八尺之表，测量正午时的表影长度，如果影长正好为一尺五寸，则立表之处即为地中。

古人用这种方法进行测量，认定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为地中之所在。

现在该地还保留有唐代张说和元代郭守敬在那里建高台测影的遗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按照《周礼》的定义是不可能测出“地中”这个点的。

满足“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这一条件的，是一条纬度线。

即，古人如果坚持进行这样的测量，应该会发现他们所确定的地中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的。

在这里，古代宇宙模型下定义的完备性与实际操作中的不确定性产生了矛盾。

正是由于实际操作中存在不确定性，古人想方设法试图在《周礼》之外找到新的测定地中的方法。

刘焯提出了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用实际测量来检验该说是否成立。

记载：“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至大业三年，敕诸郡测影，而焯寻卒，事遂寝废。”

刘焯提出的方法就是在黄河南北平原之地，正南正北方向相距数百里的不同地方，同日测影，准确测出两地的距离和影长，即可校验“千里差一寸”之说正谬。

这是一次完整的计划，可惜尚未付诸实施，刘焯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