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听话好学且善良，却放纵宦官逼死重臣，自废武功使国家衰落

有这样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出生富贵却不调皮捣蛋、非常听话、不近女色，同时喜欢学习，其中最爱读的是儒家经典，而且愿意听从圣人的教诲。他后来出于节俭减少了身边的随从，出于善良在修陵墓时不强制百姓迁移，在百姓受到水灾时曾难过得吃不下饭。

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皇帝，应该不会有人觉得他很糟糕吧。然而事实上他所统治的王朝正是在他的时代由盛转衰，并因此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这个孩子叫刘奭，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元帝。

刘奭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没多久就成为了汉宣帝，但是由于受制于霍氏一族，导致刘奭的母亲许平君因此被霍氏一族害死，幼年丧母的刘奭也差点被害，因此刘奭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心理阴影。

后来，汉宣帝除掉了霍氏家族，挑选后宫中向来谨慎而没有儿子的女子王婕妤立为皇后，让她来抚养刘奭，这才使刘奭缺少母爱的心稍微得到了些弥补。

由于他的父亲汉宣帝还在民间，长时间的民间历练使汉宣帝看到了吏治的本质，因此在汉宣帝成为大汉天子后，汉宣帝始终都将儒家学说作为表面上的统治手段，而将法家学说作为真正的治国理念。

然而刘奭却不这样理解，他觉得父皇的刑法过于严厉，认为应该将儒家的教条作为治国的标准，他的坚持使他差一点失去了太子之位，最终汉宣帝还是看在他死去母后的面子上才保留了他的太子身份。汉宣帝也因此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乱我汉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去世前，为汉元帝安排了“三驾马车”的辅政格局——也就是以史高为正、萧望之和周堪为副。

汉元帝对儒家的信任，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了推行仁政的希望，但很快就出现了危机。

由于汉元帝对萧望之和周堪特别信任，导致了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史高则受到了冷落，心理失衡的他就与萧望之产生了嫌隙，最终史高与宦官弘恭、石显等人联手，在许姓外戚的帮助下将萧望之逼死。

对于汉元帝而言，如果要推行新政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然而宦官逼死萧望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汉元帝放纵的结果，同时汉元帝还放逐了其他儒臣，这无异于是自废武功。

汉元帝时期，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了最后的大赢家。汉元帝天真的认为，宦官没有家室，所以他们不会缔结“外党”。因此汉元帝出于对石显的信任以及身体健康的原因，于是就将朝政全部委托给石显处理，石显就这样掌握了西汉王朝的主要权力。

然而事实证明汉元帝的判断错得太离谱了，石显最主要的本领就是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为“外党”。

在石显擅权期间，西汉王朝的吏治逐渐腐败，汉元帝也被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汉元帝对此却始终未能察觉。这因此成为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

汉元帝一朝，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地主豪强势力对财源的侵占以及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面对这一困局，汉元帝虽然不断推行了节俭政策，但是却对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势力没有加以约束，导致了他们对公私田的掠夺进程反而加速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使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可以说汉元帝的统治成果基本上以负面为主，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闪光点。

如果说陈汤矫诏发兵在康居国灭郅支单于使汉朝扬威中亚的千古功绩和汉元帝没有关系，那么汉元帝派冯奉世平定羌人之乱并留兵屯田达到强化边防的作用则是他在位时期最重要的武功。

而最能体现汉元帝时期统治特色的历史事件就是汉朝和匈奴的和亲事件“昭君出塞”（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汉元帝将王昭君赐予了呼韩邪单于，通过王昭君远嫁匈奴结成友好关系），这一事件使汉朝和匈奴维持了长达60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局面。

因此汉元帝的统治虽然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但总体上是远不如之前的西汉历代皇帝的，他本人毫无疑问要为汉朝的衰落负有一部分主要责任，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因此后世给了他比较低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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