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幸存者99岁老党员杨俊生：“只要我还能讲，就要把革命故事讲下去”丨封面深镜

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摄影报道

四川岳池县老干部局宿舍最里侧的三单元四楼，杨俊生的家就在这里。

推开门，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褪色的地板擦得发亮，茶几干净整齐，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幅书法格外醒目。

99岁的杨俊生听见动静，拄着拐杖从里屋走出来。他的腰背像棵老松般微微前倾，但脚步依然稳健。身上的白衬衣干净整洁，熨烫得体，精神矍铄。

78年前，21岁的杨俊生在战火中入党，后又被捕入狱，成为渣滓洞幸存者。78年后，建党104周年前夕，这位78年老党员将尘封岁月讲述给封面新闻记者。

杨俊生向封面新闻记者讲述过去 杨学军摄

煤油灯下的誓言

家里是杨俊生自己收拾的。杨俊生不太爱麻烦别人。这位有78年党龄的老党员，闲着没事时，就会打扫家里的卫生，下楼买菜。

打开保温杯，喝了口水润嗓，杨俊生的回忆飘回78年前。那是1947年11月，一个平常，却对杨俊生而言并不寻常的一天。他入党了。

在岳池县小南街，21岁的杨俊生在蔡衣渠书记家中紧握拳头，煤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杨俊生站在党旗前，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入党誓词。他的介绍人兼同学刘毅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欣慰。

“我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靠租地主的田地维持生活。”回忆起那个时候，杨俊生眼神有些恍惚。那时，他不仅要给地主交粮，还要给国民党交税，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20岁左右时，杨俊生在岳池一中读书。“在学校，我遇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听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愿景。”那个时候的杨俊生，喜欢看《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纲》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和同学刘毅一起研读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受益匪浅后，他经常参加学校的革命活动，编墙报、写新诗，用“匕首与投枪”向着黑暗的社会投刺。而杨俊生，也产生找到党组织的念头，“那时候我心里就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7年到1948年上半年间，已是党员的杨俊生和战友们一起，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参与“一倍一”行动（即一个党员拉一个新党员），努力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

为了吸纳更多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杨俊生服从组织安排，到阳和乡一所学校执教。杨俊生掰着手指数，“我与学校几名老师建立感情，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思想，把10名教师都发展成了党员。”

后来，这几名地下党员不久后都不幸被捕。无奈之下，杨俊生回到县城。

1948年，杨俊生跟随组织参加华蓥山起义前期准备工作，在起义前三天被捕。

杨俊生在家中接受采访 刘彦君摄

渣滓洞里的抗争

2024年10月份，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杨俊生站在院内，一切场景，逐渐与他记忆重合。

1948年7月，起义失败后，杨俊生与罗仁杰、张元平、刘耀文在撤退途中被乡丁围捕，“当时我们刚躲进一处农家后院，三十多个乡丁就端着枪冲进来。”

被押解的路上，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四人边走边咬着牙商量：“没证据，就死扛到底。”杨俊生给自己改名“杨玉华”，把年龄从20岁说成18岁。

由于缺乏证据，1948年8月，四人被作为“未决政治犯”转押至重庆渣滓洞，与同期被捕的30多名起义人员关在楼上七室。

那是在8月17日，杨俊生对这个日子记忆深刻。转押渣滓洞那天，铁门吱呀一声打开，铁锈味混着腐臭扑面而来，每个10平方米的牢房要塞11人，昏暗的灯光下牢房又臭又潮湿。

“伙食叫‘五世同堂’。”杨俊生伸出满是褶皱的手比画，“蓊菜连根煮，胡豆数着粒分。豆芽汤稀得能照见人影，就着泡饭，都吃不饱。”

他卷起裤腿，脚踝处扭曲的疤痕在日光下泛着白，“新镣铐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大伙用布条吊着链子走，以此缓解疼痛，每走一步就提一下。”

很多事情杨俊生已记不清，但狱中两次抗争，杨俊生记得很清楚。杨俊生说，第一次是为抗议“五多饭”，饭里谷子多、稗子多、炭粒多、石子多等，每次吃饭需要自己去筛掉，等筛完了，饭已经变得又冷又硬。

为了抗议，大家集体发起绝食。由于担心人质出事，最终特务允许大家自己筛米。“我们男牢几个同志轮流筛筛子，终于吃上筛过的谷米饭。”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举行的追悼会。1948年11月，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因长期受刑和恶劣的监狱条件，在渣滓洞六号牢房病逝。难友们向狱方提出举行追悼会，却遭拒绝，“监狱没有这个先例”。

消息迅速传遍各牢房。女牢以江姐为首，男牢以陈然为代表，秘密联络，通过放风时丢纸团、取水池传递消息，甚至借助潜伏在伙房的地下党员肖忠弟，在分饭时暗中递送情报。

杨俊生说，渣滓洞最利于集体斗争的，依然是绝食抗议。绝食第三天，狱方被迫妥协。六号牢房布置灵堂，摆上龙光章的灵位，点燃香烛。

追悼龙光章那天，草纸扎的白花在铁窗下晃荡，女同志们撕下裙摆缠在手臂上，男人们扯着衣襟写挽联。“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追悼会上，全体难友肃立默哀，三鞠躬后齐声宣读祭文。江姐带领女牢同志臂缠鞋带，胸佩白花，男牢敲击搪瓷碗伴奏，低沉而坚定的《国际歌》在渣滓洞回荡，也在杨俊生喉咙里卡了七十多年。

“渣滓洞的酷刑也令人发指。”说起老虎凳、烙铁、钢针，杨俊生语气平静，但深处声音，仍有微微颤抖。1949年初，杨俊生等11人终以“未决政治犯”名义获释。

2024年，杨俊生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岳池县委组织部供图

四楼上的坚守

5月中旬的岳池，暑气初显。99岁的杨俊生拄着拐杖，慢慢挪上老干部局宿舍四楼的台阶。

岳池县里想给杨俊生调换到一楼，杨俊生却摆摆手，“党和组织给我的照顾够多了，我现在还能上楼，就不添这个麻烦！”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字字如铁。

1949年，从渣滓洞活着出来的杨俊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重庆的街头还贴着通缉令，他辗转联系上地下党，只说了句：“说好了跟党走的，挨打受苦算什么？”

此后的七十多年，杨俊生始终守着当年的承诺。离休后，他和自己约法三章：一是终身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一切任务；三是遵纪守法，带头遵守党章，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49年1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广安，杨俊生兴奋地前去观看。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岳池，他欣喜万分。

1950年初，杨俊生参加岳池县青年干部培训班，很快成为培训班骨干。培训结束后，杨俊生被分配到南城镇当工作组长，负责清匪反霸、发展生产等工作。后来，他曾到9个乡、15个村担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基层干部。

“那个时候，我组织修建郑家水库、修水池、植树造林，带领大家同甘共苦，高标准完成任务。”几十年来，郑家水库持续为周边农田提供灌溉水源，如今因环境优美而成为人们的休闲场所。

1982年离休后，杨俊生先后担任岳池县离退休支部宣传委员、岳池县老干部自管委员会主任，积极组织老干部“自学、自管、自教”。老干部们有时聚在一起，难免有人抱怨。杨俊生不急着反驳，只说着，“看看咱们当年怎么过来的？”

后来，杨俊生带着大家提建议、办实事，翻新老年活动场地，张罗老龄食堂，一件件落实。

将革命故事讲下去

2007年 杨俊生在岳池县九龙小学为学生宣讲红色革命故事 岳池县委组织部供图

在杨俊生的离休生活里，革命故事宣传和红色基因传承，成为他的“主业”，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

杨俊生的家里，最显眼的是一张堆满资料的书桌。不会用电脑，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眼睛花了，就举着放大镜看。草稿纸摞得老高，上面贴满修改的小纸条。

杨俊生很少用宣讲通稿，他总是针对不同对象准备各有侧重的宣讲手稿。

2021年“七一”前夕，杨俊生接到为广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上党课的任务，为了把稿件打磨得更加精炼，直到宣讲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完善直到深夜。

每每党的理论有创新，他也总能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宣讲内容。

杨俊生在宣讲中 岳池县委组织部供图

自1982年离休以来，杨俊生宣讲红色故事850余场次，受教育者累计超过5.6万人次，以亲身经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也有人询问杨俊生为什么这么热衷宣传红色故事，杨俊生想得很简单，“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经受过生与死的抉择。我们经历过的苦难，我不希望下一代还要继续。现在我离休了，我能做的就是讲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讲好党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尽管我现在走路要靠拐棍，但只要还能讲，我就要讲下去，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去讲。”杨俊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