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为什么中国古代屡屡出现王朝更替，但大多数新王朝都无法摆脱农民起义的命运？借助学者冯繁的概念，利益表达的“有结构”代表着政治系统内有相应的制度化的反应机制，通常会降低表达主体的表达成本和政治系统的接受成本。”“无结构”的表达因为缺乏相应的接受机制，表达主体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表达途径，表达的效果也不可预测，从而大大增加了利益表达成本及自身政治风险，其表达的有效性自然也就降低；政治系统本身也将因缺少接受机制而无法对利益表达做出回应，从而增加系统自身的风险。
就政治利益的表达结构而言，议会是最重要的自下而上的表达利益的场所，不同的公民和社会或者商业组织的利益，通过议员或代表，来在议会里进行讨论和表决。议会起源于1266年英国贵族孟福尔以摄政名义召开由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参加的会议，后来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从利益的表达来看，不管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都是从很大程度上为平民的政治利益表达打开渠道。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结构“议会”为缓和政治危机、表达政治利益起的作用甚大，也为健康的政治竞争提供了现成的场所。同样，议会的监督权也为权力的恶性行为进行相当程度上的限制。
显然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能把平民的政治利益自下而上的囊括进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是围绕着皇帝，从皇帝开始自上而下的建构，平民只能通过情愿、上书等方式来进行表达，而这种表达一般来说是没有指定的、制度化的权力结构来进行处理和反应，往往依附于官员和皇帝的个人政治品格。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稳定的首要条件。这种非制度化的结构显然忽视、甚至是漠视一些平民的利益，甚至是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必然会爆发起义。
简单点说，高压锅还得留个通气阀呢，不信你堵一个试试？你敢堵，下边就敢炸。如果将政治系统内的表达结构完全堵死，碰上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或者王朝承平日久积重难返，一些平民只能通过铤而走险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恶劣的生活状况。
可能有人会认为，议会既然是政治精英们妥协、商量、竞争的场所，则会因为精英内部的互动而忽略掉底层的利益。但是，有没有想过，当一个政治集团垄断的全部政治系统时，会不会更会忽略底层的利益？政治精英的妥协，是打破政治垄断的关键；只有有妥协，底层才有选择的空间，高层也才有良性竞争的空间。党争的问题见前边的文章讲解。
同样，独立的司法也是一种被动的政治减压阀——当个人遭受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如果有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这时我们能看到英国发明的司法独立制度和判例法制度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但是中国古代立法权和司法权都是屈居于皇帝的行政命令之下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只有行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真的稳定吗？结合实际来说，这种传统模式下的古代中国是最不稳定的。
回到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上来，当代的中国政治总体上也在延续着古代中国的模式。虽然有了全国人大（议会），但是代表们的资格以及选举往往是党组织决定的，更是通过直接控制常委会的人事来控制立法；而我党内高层的非制度化、非透明化以及人格化等特点，以及在各个机关中设置党组和“党管干部”的制度，决定了党组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这是延续古代中国模式的关键。
这种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组织特点，注定了人大、检察院、法院并不能在政治系统中，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制度化的利益接纳结构。也就是说，公开、默认、合乎现行法律的表达政治利益的结构，很可能在与党的利益或者地方党政要员的利益相违背的时候是无效的，这也是我国民众往往对政府信任度不高，而且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思考灵感来自于与朋友的讨论，参考资料来源于：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科书《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人民大学的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导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杨光斌；《中国大陆研究》（台湾），张五岳；吴国光、程晓农编的论文集《透视中国政治》（台湾）中的论文，冯繁《当代中国政治利益表达的方式及其特征》，韩丽《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政治学专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
（段洪禹 英国约克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