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进占遵义、桐梓地区后，跟在屁股后面的薛岳率中央军8个师进入贵阳。
他奉老蒋意旨要首先搞定“黔政”，就是想动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也就暂时顾不上追剿红军了。
同样顾不上追剿红军的，还有马上就要过气、连诸侯身份都快没了的王家烈。
“王主席”虽然还贵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可现在周浑元的第九十九师郭思演部接管了贵阳城防，郭成了“贵阳警备司令”。
从前在贵阳一跺脚地皮子都要颤三颤的王主席王军长，现如今却连进出贵阳城门都要受到中央军一个少尉排长的随意刁难。
两相比较，“王主席”自然是倍感凄凉，不知道在心中买了多少次后悔药，买来买去也就生出了返回桐梓老家找地盘求生存的念想来。
王家烈
“返回”那是扯淡，那地界儿现如今在“朱毛”手中，要回只能“打回”。
虽然“王主席”对打“朱毛”信心不大，但一想到如今这个窘境，也勃起了些许“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试想要不硬着头皮自己给自己划拉地盘，而今往后又怎么办？遵（义）桐（梓）一带比较富庶，要是当地民团的枪都被“朱毛”搜光了，再想恢复，那可就更作难了……
打定主意后他把何知重、柏辉章二人找来说道了一番，这二位因利害相同也很同意。
大家商定王家烈负责筹集给养，何、柏二人率所部8个团从乌江上游黄沙渡、六广渡一带过江，出刀靶水去“收复遵义”。
然而那毕竟是几杆烟枪，吐不出什么浓烟烈火，对“朱毛”来说，其威胁大致可以忽略。
对红军来说，倒是有一个威胁不容忽视，但暂时还是潜在的，那就是川军的刘湘。
刘湘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那时他刚将其族叔刘文辉逐出川西平原，统一了川政，正处于财大气粗踌躇满志状态。
虽然也有川北“徐张匪部”让他时常睡不好觉，但毕竟还没有威胁到他屁股下坐着的川西平原这片最富庶的粮仓。
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他一直就非常关注，其原因当然是唯恐“朱毛”入川与“徐张”合股，在川西平原再弄岀个“中央苏区”来，最后端了自己的吃饭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
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
不唯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
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
一边派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
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贵州，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
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
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统一指挥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
其“川江公安舰队”的炮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交通发达，对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老蒋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老蒋的认可。
老蒋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湘军及贵阳一线的中央军共150余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逐步压缩包围，聚歼“朱毛”于长江以南、乌江西北地区。
所以说，虽然当前形势“稍微缓和”，但老蒋留给中央红军的时间是不多的。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黔北这个地方太穷，连吃饭都成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好待。
就算继续硬待下去，敌人一旦压缩包围，再加上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挤压，情况将更加危殆。
但不在黔北待又往哪里去，怎么去？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建议，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而从黔北去“成都之西南或西北”，最便捷的路线便是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这似乎是个最佳选择。
会后，“北渡长江”的具体方案由刘伯承这个前川军名将负责拟订。
刘、聂作为傍着这条江长大的川人，他们或许更多地看重了这一带江面水势较缓，地形也不险峻，船渡架桥都不会比乌江更困难。
从主观上来看，与黔军同样拥有“双枪”雅号的川军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有多高，四川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去四川大量调兵不大容易，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前来接应等等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川军刘湘部能在长江上集结与展开的兵力非常雄厚，远非王家烈那几杆烟枪可以相及。
这位“刘甫公”刚统一了川政，又刚与老蒋完成了政治交易，牙缝里吐出一句话就能当一句话使唤。
川西平原这个富饶的粮仓狠狠地滋润着他的财政，装备给养都能自产自给自补，队伍的装备相当精良，并不亚于中央军，这个本钱摔出来，当然可以与“朱毛”进行一番纠缠。
况且，“朱毛”要过长江，直接就威胁到他的粮仓，于情于理，他都要豁出血本来认真计较。
再说这一带长江虽然水势平缓但江面很宽，不像湘江那样有些地方还可以徒涉，老蒋刘湘等各路诸侯都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方便地实现部队的快速机动。
至于红四方面军，隔得太远，很难指望他们能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作战役配合
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一边进行休整与整编。
遵义这个地方有党的工作基础，红军入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都是党领导的“红军之友社”宣传组织的，红军仅在遵义县城就“扩红”千余人，也都是“红军之友社”动员的。
整个黔北地区“扩红”人数在四五千人，耿隧、杨成武的红四团，扩来的新兵可以编1个营。
中革军委进驻泗渡那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工作之余提个编糊桶上街刷标语，碰到个小伙子顺带问了问路。
被张云逸引上革命道路的黄忠诚少将
结果那小伙子就一路跟着他边走边聊，聊来聊去就说要当红军，张云逸就这么着刷标语捎带着扩红两件事儿都办齐了。
这位名叫黄忠诚的小伙子走过了万里征程，后来还成了开国海军少将、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一边扩红，一边却在缩编队伍，经过整编后，红一、三军团各辖两个师，红五、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建制，各直辖三个团。
这一扩一缩的结果，是充实了战斗部队，也放下了挑子担子，这对后来的大幅度机动作战，积极影响甚大。
而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形势稍微缓和”的日子似乎就走到了下限，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师也开过乌江，拟协同黔军王家烈部向遵义方向进攻。
1月18日晚20时，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明确向赤水、土城地域转移的命令。
中央红军新一轮的战略行动，开始启动。
这时，柏辉章、何知重的黔军6个团已进逼遵义城下。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原拟乘其忙于入城之机诱歼其一部。
但因黔军这回学得很乖巧，人马多路并进，张、黄诱歼计划未能实现。14时左右，黔军完全占领遵义。
虽然渡江行动的具体部署尚未拟定下达，但这时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在宜宾一泸州间横渡长江。
与之映照，老蒋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在此前此后几天里对“朱毛”这个“北渡”意图却并无觉察，故而他们在1月16日所作研判的重心还是“防匪西窜”，相应部署的要点有二：
一是乌江东西岸的湘军、乌江南北岸的中央军及黔军从东、南两个方向将“朱毛”向长江南岸压迫。
贺国光
二是拟由川军、滇军在叙（永）泸（州）毕（节）合组第一道防线，在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游合组第二道防线，以“防匪西窜”。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北渡”抉择似乎正好抢在“重庆行营参谋团”这个部署的思维空挡上。
然而这也仅仅是“思维空档”，毕竟老蒋、刘甫公本钱很足，“防匪西窜”这番谋划同样也起着“防匪北渡”的作用。
老蒋也好，刘甫公也好，留给中革军委首长们抉择的空间实在是很小很小。
虽然在前边笔者作为“事后诸葛亮”议论了一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的诸多不是，但平心而论，这个计划确实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东、南、西三面老蒋都作了部署，“北渡长江”或许更可以产生出敌意料的效果。
然而，川军却有一个人察觉出了红军要北渡长江的计划，这个人就是在泸县的“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
潘与左右研判一番即作出估计：“朱毛”很可能“北渡”，急调20个团用于赤水、习水、土城一线与中央红军作战。
1月21日，郭勋祺、潘佐、廖泽部共11个团两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陆续向赤水县城进发。
潘文华这辈子在军事上的出息不大，但这一回却差一点儿就抱个大金娃娃。
他的这番措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重庆行营参谋团”的“思维空档”，战役战术上是积极防御，战略上也符合刘甫公“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最高宗旨，应该能得个高分。
而这一情况没有被中革军委及时掌握，其原因是当时二局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侦察控制。
潘文华
军委二局是在26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之后，才展开对川军电台的侦听并发现川军使用的是复杂的来去本密码，密码名称为“正密”。
鉴于情况紧急，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等几位破译大腕儿立即全力投入了破译工作……
从1月22日到24日，中央红军击破沿途黔军残余部队阻击，继续向赤水、土城地域前进。
直到这时，中央红军还是一路顺风，长江也遥遥在望。中革军委决定夺取赤水，把握渡江先机。
麻烦就从这儿开始了。
1月24日晚22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革军委报告：
谍息，赤水城仅川敌一旅及溃兵，团匪若干，如一经攻击即转向合江撤退，令一师明日袭击，万一遇敌，即转为佯攻与战斗侦察。
林彪的这个“谍息”不太准确，实际上，达凤冈、章安平两旅5团人马现如今已分别进至赤水城周边，与赤水守军黔军侯之担残部取得联系。赤水周围是川黔军两个旅七个团。
28岁的常胜名将林彪马上就要见识到，川军刘湘部5个团可不是什么“一经攻击即转向合江撤退”，也不是一个红一军团就能包打的。
25日，红一师进驻赤水外围，耿参谋长便率侦察队打扮成老百姓去侦察情况。
不料他们没走多远就碰到当地镇长在抓挑夫，说是奉县长命要给赤水守军送铺草。耿参谋长等要不是溜得快，也要被抓去当挑夫。
耿参谋长在回来的路上灵机一动：干嘛不以“送铺草”为掩护，挑一支尖兵混进城去，待攻城时做个内应呢？
回到师部，他跟李聚奎一说，李也很同意，遂决定：次日以两个排假扮送铺草的老百姓，主力在半里后跟进，以奇袭手段夺取赤水城。
耿飙
这个时候，无论是陈光、刘亚楼，还是李聚奎，都没有预料到，川军根本就不是“相机保持赤城”，而完全是一种积极进取姿态：
从九支进入赤水的达凤冈旅已于当日派出两个团进至距县城仅9公里的复兴场，而先头的章安平旅两个团也由先市渡过赤水河，进入赤水县境并沿公路向土城方向疾进。
这也难怪，刘甫公有“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最高宗旨嘛！
26日拂晓，红一师按预定计划行动，黄永胜、林龙发的红三团第一营第一连两个排在排长马荣生带领下，着便衣挑着铺草混在送铺草的群众中向赤非水城前进。
9时左右，他们刚进至距赤水县城仅16公里的黄陂洞东南侧的癞子湾时，突然与正向土城疾进的章平安旅第一团尖兵排狭路相逢。
马荣生等原拟蒙混过关，孰料江西老表们的侦察业务不够专业，改不掉的乡音，一开口就露了马脚，章旅尖兵排排长喝令马荣生等停止前进接受检查。
马荣生等人一看要露馅，为避免吃亏当即抢先开火，将敌尖兵排长击毙。
而枪声一响，章旅第一团团长彭选高即令该团一营抢占红一师右翼高地，机枪连占领阵地向红三团开火，掩护团主力展开，向继进的红一师主力实施火力压制。
要说马荣生们这馅露得真不是时候，这地方是个葫芦口地形，两翼一面被彭团第一营抢先占领，一面原来就筑有碉堡马上就被彭团主力利用，两翼火力死死地把红三团锁在狭窄正面，红一师继进兵力根本无法展开，处于非常被动的挨打地位。
黄团长、林龙发政委一看情况不好，也多次组织力量争夺彭团一营所占高地，但因受到另一翼碉堡中敌机枪和迫击炮火的猛烈侧射，始终不能得手。
好在红三团一支奇兵从密林中向敌左翼阵地迂回，击毙敌机枪排长，才使困境有所缓解。
可这位彭选高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消极自保，而是利用已占有利地形以攻为守，与红三团反复拉锯，打得是很有章法，红一师被动局面并无根本改观。
这时章安平率旅主力第三团也增援上来，这位章安平看来也很有经验，他一边令迫击炮营向红一师猛烈射击，一边令第三团向红一师左侧背抄袭。红一师形势也更加危殆。
李聚奎这会儿也急了眼儿，即令耿参谋长亲率师主力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团攀上黄陂洞东南的三块石高地，以猛烈的火力向章旅实施瞰射。
章旅多次组织仰攻均遭红一团火力大量杀伤，这才被迫退退出癞子湾，红三团也终于从章旅一团手中夺取了右翼高地三块石。
但红一师再想向前也难了，双方在一条叫作“河底下”的小河谷两边你来我往反复厮杀，一个上午进进退退又打了若干个回合，白刃肉搏即达十余次之多。
战至下午3时，达凤冈旅之黄团又从铁匠炉附近赶至黄陂洞增援章旅，川军气焰更增。
章安平还令人砍开马驮上的几口装满银圆的大皮箱，声称：“谁冲上了三块石赏洋三块！”
真个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白花花撒满一地的现大洋狠狠地把章旅一帮亡命兵痞刺激了一把。
下午时分，章旅一部从三块石高地东侧小桥悄悄迂回到红军阵地侧后，突然发起偷袭，冲上了三块石高地，并顺势向其余高地猛扑。
而这时候鏖战了大半天儿的红军官兵大多正在休息和吃饭，一时间猝不及防，当下便伤亡了百余人。
这时红一师伤亡甚大，红三团连排干部已折损大半，且敌已占据多数有利山头且援兵又至。
李聚奎掂量一番，觉得再打下去只能更为不利，便下令撤出阵地。
黄陂洞战斗，川军和红一师各伤亡300余人。
李聚奎
同日，红二师从风溪口渡口东渡赤水河进至复兴场附近，因敌情不明，陈光刘亚楼未敢贸然攻取复兴场。
而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亦进至丙滩，在得知红一师在黄陂洞受挫后，即令陈光刘亚楼次日“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以迫使黄陂洞之敌回援，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这会儿实际上已掌握了赤水附近已有川军两个旅5作团且徐国蹟支队及廖泽旅一部已奔习水（今官渡）而来的信息。
但无论是林彪还是中革军委，此间都还维持着进取赤水北渡长江的劲头，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也严重估计不足，或许还想当然地以同样享有“双枪”名头的黔军来比照。
当年在中央红军中战斗过的老将军在观看电影《四渡赤水》时，发现居然有红军与黔军白刃相搏的片段，哈哈大笑：“这位导演是咋搞的？王家烈的队伍怎么敢和我们拼刺刀。”
所以当晚24时中革军委给林彪的指示，仍是要红一军团主力“会合消灭该敌”，并“乘胜攻城”。
这当口以红二师3个团去夺取川军达凤冈旅两个团控制的复兴场，怎么说也是一场恶战，要“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谈何容易。
而与此同时，中革军委首长正准备在土城再开一个战场哩。
李聚奎在黄陂洞与章安平、达凤冈打得难分难解的同日下午，军委纵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相继抽至土城。
后卫红五军团则在东皇殿、三元场一线节节阻击追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土城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又是古盐道上的水陆码头，很是滋润了一批盐商也滋润了一伙船帮。这样的地方对双方来说当然都是一个要地。
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后，通过军委二局截获的潘文华26日电令和红一军团报告的敌情，首长们已经得悉了川军的部署与兵力，觉察到了“北渡长江”计划所受到的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消灭紧随之敌，遏制追兵势头以改变态势。
按中革军委部署，是拟以红五军团一部，将追敌诱至枫村坝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五师隐蔽突然地向该敌右翼突击；红三军团四师突击敌之左翼，并断敌归路。也就是说，是一个“两翼突击”伏击战的部署。
虽然当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但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消灭郭、潘两部虽有可能力有所不逮，但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部，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
但仗一打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郭勋祺在进入枫村坝前方深谷时，命七团一营翻越枫村坝北侧人迹罕至的狮子岭，取捷径向土城方向的尖山子高地抄袭，进入谷地道路的唐团也一路注意抢占高地，谨慎搜索前进。
这个措置的确出乎红军意料，看来“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这有必要在这里对郭勋祺其人啰唆几句。
此公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1912年投入川军，时年十七，因作战勇敢得一雅号“郭莽娃”。
郭能与士卒同甘苦又敏慧好学，在军中提升很快，10年间，由二等兵而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至1922年27岁之时，已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
陈毅1922年留法归来在重庆《蜀报》任主笔，经其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相识，因两人同嗜足球且爱下场切磋，遂成莫逆，结谊终生。
大革命时期，受刘伯承、杨闇公、陈毅等影响，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大革命失败后，帮助陈毅等共产党人脱险。抗战爆发时请缨出川，作战积极，迭创敌寇，所部与新四军互为椅角，始终友好相处。
为此备受蒋系特务诋毁，怒而欲率部“投共”，被项英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拒绝。后被老蒋借故夺去兵符，一员虎将竟于8年抗战间赋闲五载。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老蒋用人之际，令曾扩情督其出山，然用而存疑，左右俱安插蒋系人士。
1948年春，老蒋令郭与蒋系高特康泽共守襄樊，为避免与共军及故交作战，向康建议撤守，为康拒绝。
7月，襄阳城破被俘。刘伯承急电前线将其送至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联袂前往相晤，甫见面，陈毅大呼：“翼之兄，大炮不长眼，你咋个跑到襄阳来了嘛！”
郭亦喜极，连呼“仲弘”，相拥言欢。言欢毕，郭自荐回川策反川军旧部，刘陈详研后应允，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回川运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公及诸多故旧友好，促成多支国军部队起义。
建国后，郭勋祺任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省体委副主任。1959年12月28日病故，终年64岁。
看来郭将军至少属于我党同情分子，刘湘选将“追剿”正是看上了这一点——甫公怕付血本。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处于历史旋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郭将军彼时彼刻身在曹营且为曹营高干，事事为曹营盘算也为自己盘算那是情理中事。
同情我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红军（呵呵，此刻倒是提枪携炮在“追随”红军），“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他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
郭勋祺这一有备而来，仗就打成了另一个样子。
1月27日午后14时，红五军团诱敌部队在营棚顶附近突然掉头，向郭旅唐映华团前卫营出击，青杠坡战斗打响。
郭旅唐团之前卫营正在占领阵地，立足未稳，猝然间被红五军团一番猛打猛冲，顿感不支，阵脚呈动摇状。
而随后继进的郭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一边让团主力抢占左翼凤凰嘴一线高地，一边令本团前卫第二营跑步增援唐团，抢占道路北侧的营棚顶高地。
占领营棚顶的袁团第二营以机枪和迫击炮向朝唐团前卫营冲击的红五军团部队猛烈射击，唐团阵脚始定。
而此时迂回尖山子之袁团凌谏衔营奇兵突出，一番混战后将红五军团诱敌部队与军团主力截断，红五军团部队混乱后撤。
15时，唐团主力进至青杠坡地域，川军力量增厚，即刻反守为攻，红五军团顽强阻击，战斗呈胶着状。
在枫村坝的郭勋祺一听前边枪炮声大作，心急如焚，急电刘湘催促各部合击土城。
入夜时分，炮声又起，郭坐卧不宁，遣左右上山观察战况，左右不是托病推诿，就称夜暗难测。郭无可奈何，急令傅楠第九团五更造饭，黎明即前出加入战斗。
18时，潘佐旅张益斋团由东南方向迂回青杠坡，与原拟“突击敌之左侧背”的红四师在距隆兴场5里的土地坎突然遭遇，双方发生激战。
这个情况也出乎中革军委的意料。这也就是说，预计的“迂回敌之左侧背并断敌后路”的设想已难以实现。
黎明时分，郭勋祺登上寒棚坳山顶观战指挥，听得右侧猫猫岩方向枪声骤密，这是凌谏衔营正受到红五军团猛烈反击。
猫猫岩山势延绵直贯枫村坝，倘被红军夺去，郭勋祺指挥部即有不保之虞。郭即派手枪营长郭文炯派出一连增援。
手枪营装备精良，每连有120支20响快慢机和8支“花机关”，短促火力炽盛，凌谏衔得此精兵，阵脚甫得稳定。
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登上土城东北角一座称为“大度山”的山头上观战指挥。大度山海拔1000米，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可以清楚地俯视山脚。
那天战斗最吃紧时，朱德还直接到红三军团第四师督战。
清晨，彭、杨指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一部，在红三军团炮兵营山炮和迫击炮火支援下，向郭部唐团、袁团再次发起猛攻。
唐团不支后退，波及袁团，袁治赤膊提刀督阵，始止住溃兵。
郭勋祺见状，相继派出手枪营第二连配属袁团、第三连配属唐团，并令机炮营重机枪连在寒棚坳半山腰架起重机枪，堵住道路，严禁官兵后退。
8时左右，川军廖泽旅两团抵达青杠坡，截住正拟向郭旅左翼迂回的红军，加入郭择旅袁治团方向战斗，潘旅唐明昭团亦加入郭旅唐映华团方向战斗。
红军力战郭、潘、廖3旅7个团，重点打击郭旅唐映华团，多次将其击溃，亦多次与被袁治赤膊提刀驱回之溃兵再战。
战至午后时分，因袁团凌谏衔营抢占的尖山子一直未被拿下，红军进展受限，渐呈疲软状。
而川军因援兵陆续赶到战场，反扑愈烈，一度接近中革军委前敌指挥部所在地。
该地距土城镇及渡口不足两公里，川军一旦占去即可由此瞰制中央红军预备队集结地，并以迫击炮直接瞄准红军司令部。
中央红军无路可退、无险可守，将被迫与敌背水决战。如此这般，局面肯定是不堪设想。
而这时正从猿猴（今元厚）向土城水狮坝集结地疾进的红二师尚未到达，形势相当危殆。
情急之中，毛泽东急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投入战斗。
干部团乃中央红军一枝花，成员俱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伙子们人帅行头也帅，“花机关”多多还人手一柄雪亮的马刀，头上都扣着一顶德式钢盔。
干部团第一、第二营上好刺刀，在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一路呐喊向川军发起迅猛反击，几经短兵相接的残酷肉搏，终将敌军逐退。
苦战中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得此鼎力一助，士气大振也趁势发起反冲击，又将双方战线反向递推。
地处低洼地带的郭旅唐团阵地再次动摇，郭勋祺派来助阵的手枪营第三连连长王清泉也被红军俘虏。
土城之战中立下大功的陈赓
战至此时郭勋祺也有不支之感，步枪子弹已经嗖嗖地向他的指挥位置飞来，而此刻其预备队已经逐次增援投入战斗，身边已无多余兵力只剩下一个警卫连。
万般无奈这位“郭莽娃”也开始萌生退意，开始在日记本上草拟撤退方案。
左右闻知旅长要撤退都很赞成，但也有人担心：双方阵地犬牙交错，贸然撤退将使军心大乱。红军是远征之师弹药有限，我等只要苦战待援，我军定能稳操胜券……
郭勋祺这人很有大将风度，连连点头称是，当下便横下心来，严饬所部“努力战斗，冒死与敌相搏”，无论官长还是士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就地枪决！
同时一边电请刘湘潘文华急饬各路川军部队向土城疾进以合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遣人带马队到潘佐旅筹借弹药给养以解燃眉之急。
这当口陈光、刘亚楼已率红二师部队赶到水狮坝，中革军委立即通报前指并电令：我二师准14时加入红五军团方面的突击！
陈光
军委决心以红二师、红五师、红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消灭当面之郭敌，并乘胜向东追击，尔后与红四师配合解决潘敌。
14时，中央红军主力发起全线攻击，冲击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川军全线动摇，不得不向枫村坝附近收缩，红军阵线完全巩固并继续反击，战至黄昏又相继夺回了几个失守的山头。
然而，28日黄昏，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几位首长在土城商会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撤出战斗，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西渡赤水河改向叙（永）古（蔺）一带前进。
而被党内委托为“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及朱德、陈云、王稼祥、张闻天等当即附议，没有争没有吵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全军立即轻装脱离敌人，由土城附近迅速渡过赤水河西进。
毛泽东临机措置作出的这个“变化计划”的决定，非常明智。
虽说“郭莽娃”自己都有“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的后怕，但如果中革军委首长们执意要将青杠坡这场战斗打到底，那就有可能连为自己后怕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
就算是中央红军主力再鼓一把劲，能在29日那天把郭旅歼灭，那也于大局无补，只会使自己越来越危险。
当时，除了在青杠坡及附近的川军除郭旅潘旅廖旅9个团外，还有川军15个团将在两三天内陆续赶到，这还没算上从贵阳出发的中央军。
中央红军真要是被郭勋祺黏糊在土城，那可就不是你去“消灭”人家，而是人家要“消灭”你了！
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虽然“一渡赤水”是仓促间的临机措置，但中央红军的撤退组织工作应该说相当有序，掩护战也打得有板有眼。
29日白天，青杠坡一带枪炮轰鸣很是热闹，红军临撤出时，还像模像样打了两次进攻，连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也没有看出红军这是要撤退。
朱德等是在所有部队都撤出战斗后，才随后卫部队一起过了赤水河。傍晚时分，郭勋祺部进得土城时，红军已了无踪影，浮桥也被破坏。
郭勋祺在松得一口大气的那当口喜事也临了头，升了官又发了财：
刘湘颁布命令，将其由“少将旅长”升任为“模范师中将师长”，所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也因功提升为“少将旅长”。给参战的团以上军官每人奖一万大洋，营以下军官按级别奖一千到五千大洋。每名士兵奖十块大洋。
土城这一仗虽然对“朱毛”来说是个“败仗”，但细算人头账对刘湘而言也不是一个“胜仗”：此战红军和川军各伤亡两千余人。
红军损失的是江西出来的骨干，他刘湘损失的也是本人模范师的精锐。
“朱毛”坦陈“失利”那是指打了个消耗仗且未达北渡长江的预期目的，川军自夸“大捷”也仅仅是因为郭旅侥幸躲过一劫没成“朱毛”桌上大餐。
而“甫公”经此一战也冷汗淋漓，当时，郭勋祺判断红军经过土城一战，弹药消耗很大，而且伤亡不小，希望率军渡过赤水乘胜追击。
不料，郭勋祺的这一建议却被刘湘好言婉拒：给红军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活路。
此后，在刘湘的密令下，即使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境内，川军与“朱毛”也基本上再无这般血肉模糊的“亲密接触”，这个意外的收获，倒是毛泽东等人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