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静远｜只有开明的现代教育，才能拯救这些愚昧的灵魂

作者｜石静远（Jing Tsu）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教学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兴趣涵盖离散与华语语系研究、区域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科技史。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王照降生在一个武将之家。他家的显赫地位是一刀一枪搏来的。王照的祖父是一员猛将，弓马娴熟，曾在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杀敌。王照祖父在战场上的勇猛被传为佳话，他对军中将士的袍泽之情更是赢得交口称赞。对麾下士兵，他训练时严厉至极，但在战斗中和他们如兄弟般并肩杀敌。一次战斗中，英军的一颗子弹打穿了王照祖父的头盔，他浑身浴血，当场阵亡。他手下的士兵不肯自已逃命，企图从敌人那里抢回他的尸身，结果无一幸存。敌人为了泄愤，将王照祖父的尸体卸下四肢，砍成碎块。王照的祖父因忠勇报国被赐予清朝大臣的最高谥号，他的家族也被赐予富贵荣华。

王照幼时父亲便自尽身亡，他由叔叔抚养长大。他发奋读书，没有上战场建立功勋，而是在朝堂上崭露头角。王照步步高升，成为负责宫廷典礼仪式的礼部主事，这是个稳当的职位。王照的祖父喜欢写字吟诗，虽远不比杜甫和李白这两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他生前让孙子牢牢记住了学问的重要性。王照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祖父的诗书家风。他作了许多诗来抒发胸中块垒，也许有的诗句平淡无奇，却字字发自肺腑。王照流亡日本期间与当地的文人学子交往唱和，写了246首诗诉说自己的经历。他自认为是个忧郁的爱国诗人：

伤心禹域旧山河，

猎猎寒凤海岸过。

行李两肩夭压重，

万山影里一头陀。

1900年春，王照在崎妪的乡间跋涉，脚上磨出了庖，衣衫汗尘斑驳。促使他咬牙前行的不是诗歌的慰藉，而是士兵的自律。这位“孤僧“完全不似文弱书生。自年轻时起，王照就出了名地体魄健壮，哪怕是数九寒天，他也只穿着短裤短褂在室外练武。朋友和邻居记得他的孔武有力，更记得他的公平正直。他们常常讲到王照遇到一位以卖字为生的落魄年轻人的故事。凛冽的寒风中，王照看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蜷在街角破桌边，桌上摆着笔墨，以极低的价钱卖字鬻文。王照请那个年轻人吃了一顿热饭，听说他想读书参加科考后，又慷慨地赠给他一大笔钱，让他把书念完。众口相传，那个感激涕零的年轻人多年后发达了，对王照报了恩。

王照回家途中的经历与当年在朝堂上天差地别。他在土路村道上遇到的老百姓都贫穷困苦、大字不识。男人的识字率不到30%，女人的识字率更是仅有2%。王照看到了愚昧的后果，也认识到农民要改善生活，就必须学会识字。他怜悯那些农民，却又不禁嫌弃他们粗鲁野蛮、不明事理。从他的旅行日记中看得出他对他们的不屑：王照听到百姓把粮食歉收归罪于德国人在殖民地青岛修建的现代铁路，因此他对那些迷信的村夫野叟嗤之以鼻。

王照在小酒馆里冷眼旁观，看着村里的先生把酒碗重重地顿在桌子上，不问自答地预言未来。他们说，今年冬天的严寒冻死了几百号人只是开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在他们云山雾罩的忽悠下，村里的愚夫愚妇都相信戊戌变法成功了，发生了革命，康有为现在坐了龙椅。在这些地方，消息来得很慢，经常误漏百出。每当王照对村民这种无稽之谈听得不耐烦时，就打断与他们的谈话，假装突然入定，敲打木鱼，应和着木鱼声诵经。王照对穷苦大众的关心与他作为儒生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有开明的现代教育才能拯救中国这些愚昧的灵魂。此事虽非关存亡，却是实际问题，可以有具体的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就掌握在他手中。

王照对识字救中国念兹在兹。流亡期间，他完成了他心目中的救国之法：一本题为“官话合声字母”的薄薄小书。这就是他一直揣在怀中的那本线装小册子。他想用它来帮助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站起来，建起一座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甚至延伸到他们痛恨的外国人那里。王照立志实现中国语言和中华民族的双双振兴。他想利用汉语来达到现代的一个目标：统一。他写下汉字的62个基本组成部分来代表发音，创造了一套注音系统来显示一个整字的读音。

中文识字通常靠看不靠听，高度依赖视觉和触觉感知。小孩子记住汉字形状和笔画的唯一办法是一笔一画、不厌其烦地反复抄写。这个学习过程需要好多年，甚至会用去大半生的时间。学习汉字所需的耐心将书写发展成为一种静思的艺术形式，书法家因此而备受尊敬。王照和少数其他语言改革者一样，具有前瞻眼光，对加速学习汉字的过程采取务实态度。为改善汉字的表音能力，他们创立了一套单独的系统，由汉字中比较简单、能够表音的不同部分组成。王照谈这个问题的口吻非常民主，令人惊讶：

吾中华之文字乃天地之首创……揭宇宙之精髓奥秘，远胜他国语文。然世界各国之文字虽则浅陋，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而吾国则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有文人一格，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故而不谙政治、地理、治者与治于人者之关系，或华衰而世界兴，抑或反之。

王照希望通过大大减少花在学习复杂文字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个自16世纪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一直阻碍着东西方互相理解的难题。那时，传教士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以便记忆。他们为了与当地的中国人交流，只能用西方字母记录下在街上听到的奇怪发音。传教士制订的罗马化注音表质量参差不齐，既不系统，也不标准，而且只适用千他们所在的地区。中国各地的不同方言多达数百种，在北京胡同里记下的发音拿到广东的港口根本不管用，正如把巴黎人说话的声音记下来，拿到马德里没有人懂。

王照还在东京时，面向一群中国留学生推出了他的《官话合声字母》第一版。去日本访问并看过此书的中国官员欣赏书中的创意，但这样的官员屈指可数，无法为此书提供多少支持。王照等人看到日本在台湾岛的＂蛮荒之地”开展的＂识字实验”比较成功，增强了信心，相信官话字母能更胜一筹。王照返回中国时，满怀希望和忐忑。他立志为人民创造一种新的交流方法，究竟能否壮志得酬？他怀中揣得严严实实的宣纸上写的是以一种统一语言为基础的一整套注音系统。若得到广泛采用，此法可提高识字率，减少中文的书写时间，使学说汉语更加容易。

中国的语言向来多种多样，因为中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许慎的学者最早对地区方言做了研究。他不畏辛劳，调查了人们日常口语的不同形式。这位早期词典编纂者费时20多年，根据他与从帝国四面八方来到京城的兵士和官员的谈话列出了大约9000个字条——而他的调查离完整还差得远。19世纪下半叶，中国官员知道欧洲各国成功地用本国语替代了拉丁语，于是对汉语的口语和文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愈加担忧。字母语言被赞为现代社会的火车和汽车，而汉语文字却被比作远远落后的老牛破车。汉语的低效触目惊心。北方人与南方人无法交流。被派往乡村地区的京官把赴任的经历比作去往异域。官员们为履行放赈或清点人口等职责，使用朝堂上的语言彼此沟通。这种官员用的语言后来被称为官话。

官话不是普通百姓的语言。许多老百姓只会简单的算术，不能读也不会写，只能在卖东西的单子或契约上按手印。王照这样的人认为，多数国民不会读书写字是阻挡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语言障碍超过所有其他问题，可谓中国的落后给日常生活造成的最亟须解决、最显而易见的后果。

在王照看来，办法很简单：首先要帮助人们认识并严格按照发音用符号记下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帮他们跨越方言、地域，可能还有国家的界限彼此沟通。理想情况下，一套书写系统就能达到目的。王照相信，他的官话字母一定会成为适用于全中国的现代汉语标准。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系统。

时值5月末，王照已经跋涉了近两个月，满身肮脏、疲惫不堪。外国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步步紧逼，马上就要占领王照的故乡天津。王照本来要直奔天津，不过他先向南绕道上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即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他可跻身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之列。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感情深厚，1884年曾发表一份报告，建议在中国每个省会都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李提摩太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少数几个深刻了解中国语言问题的外国人之一。他同情戊戌变法，敦请朝廷采纳字母书写系统，不要感情用事，死抱着繁复累赘的汉字系统不放。在外国人备受怀疑的那个时代，李提摩太作为清王朝信任的朋友，成为宣扬西方进步观点的有影响力的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为变法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逃脱助了一臂之力。

王照去找他无疑是想向他请教。他拜访李提摩太时，已经和康梁二人闹翻。变法运动之初，他们似乎站在同一战线上。变法者都同意，统一语言文字是中国存亡之关键。康有为曾设想把世界上所有语言都收集到一个圆形大厅中，由学者和语言学家开展研究，如同研究博物馆陈列的古老珍稀物种一样。梁启超力倡在王照之前已经提出的提议，鼓吹必须在中国来一场语言革命。

王照逃去日本6个月后，与康梁的同盟关系破裂。王照在接受一家日本报纸采访时和盘托出，揭露了康有为对朝廷密谋的歪曲谎报。他指控康梁二人偷了他的私人信件，说他们不是睿智的领袖，而是“害人庸医＂。他毫不讳言自己对他们＂恨不得徒手杀之＂。王照能敏锐地分辨汉字字音，圆滑含蓄却非他的长项。

李提摩太供职于“在华传播基督教和通用知识会社”，该会社是首个将西方书籍引进中国的机构。王照在李提摩太的办公室里等待时，一定觉得与逃亡之前相比恍如隔世。变法运动从开始到失败，李提摩太始终参与其中。王照还在礼部做小官时，就听从了李提摩太关于建立学部的劝告，将其作为第一步，向着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来教授现代化汉语这一目的进发。李提摩太曾提出一套基本上套用西式字母的字母系统，但王照希望找到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的中国自己的注音系统。先征求可靠盟友的意见无疑是审慎之举。

李提摩太同意见他，王照被引入里面的房间。王照没有自报姓名，而是问李提摩太认不认得他。险遭杀头、仍被通缉的他衣衫槛楼、满面风霜，一定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纪苍老得多，就连王照的家人见到他都可能覜面不识。王照此来有明确的目的。他可以用五六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自己去了哪里、想干什么。可是，他首先需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同时又必须严格保密。他不发一言，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上，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手掌上写下了两个汉字，先是“王”，然后是＂照＇。这是中国文人用文字彼此沟通、互致敬意的方式。他虽然未发一言，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王照回来了。

戊戌变法运动遭到粉碎，康有为也被打倒，但变法精神不死。无论能否得到李提摩太的帮助，王照都要重拾变法者的事业，实现他心之所系的官话革命。王照和李提摩太见面后，去拜访了劳乃宣这位19世纪晚期中国文字与教育改革运动的突出人物。王照想看一看原来的变法主张哪些能够保留下来，考虑自己如何东山再起。他仍在推敲琢磨他的官话字母，需要听取劳乃宣这种领袖人物的意见。另外，他还需要找个地方整顿休息。

终于到达天津后，王照找到了远亲严修。身为大儒的严修官拜学部左侍郎，在城东有一处安静的宅子。王照在严府住了一年有余。那无疑是“百日维新”以来他过得最太平的一段日子。他在严府庭院中散步，在花园假山旁闲坐，心里琢磨着如今朝廷中比较得势的大臣中哪些人能够帮忙。1901年10月，他终于冒险回到了他3年前逃离的北京。映入他眼帘的北京城面目全非、疮痪处处。前一年6月，王照在山东农村遇到的义和团开进了京城。慈禧太后一改以前对义和团的镇压，把他们仇恨的怒火引向住在京城中的外国人。义和团成员手持长矛大刀，烧毁了教堂和火车站，还抢掠了天安门东边的外国人居住区。

混乱和破坏持续了55天。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匈帝国、日本、德国、英国和俄国以此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烧杀掳掠。暴力肆虐失控，朝廷却无力平定，于是在世界以及本国民众眼中丧失了仅存的一点信誉。中国被迫同意向八国赔款4.5亿两白银。北京被划出8个外国占领区，也就是使馆界，界内所有中国居民都被驱离。使馆界面积大为扩展，形成了外国在中国的特区。这对中国而言是奇耻大辱。

当王照踏入京城时，肯定因它昔日辉煌、如今蒙尘而痛心。他从东门入城，帝国中心尽收眼底。因为皇宫离得不远，所以城门附近到处可见出入朝廷的王公大臣。街上热闹繁忙，小贩、闲人、人力车、外国人和外交官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在帝国中心的心脏地带忙忙碌碌，想一展抱负。王照也不例外。

王照是来见李鸿章的。李鸿章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彼时他执掌大权，见证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最激烈的冲突和数十起动乱。几乎每一项重大不平等条约的谈判都有他的参与，包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60年《北京条约》、1876年和英国人签署的《烟台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1895年《马关条约》，以及不久前与派联军占领北京的八国签署的1901年《辛丑条约》。在这些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既要安抚外国侵略者，也想抵抗压迫中国的西方。如果说李提摩太是传递西方学识的渠道，李鸿章就是中国外交技巧活生生的体现。主照若能得到李鸿章的帮助，在朝中就有了一位重要盟友。

可是王照有所不知，李鸿章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一个月，这位中国末代王朝最伟大的名臣就会驾鹤西归。王照前来拜谒时，李鸿章派了自己最亲密的心腹在装溃华贵的客堂里接待他。王照有些失望。他觉得鼎鼎大名的李中堂应该亲自接见自己，自己那些话不想告诉一个亲随。二人落座上茶后，一开口就话不投机。王照后来回忆说，那位亲随问道：“大人远渡重洋回归故里，必胸怀救国宏略。务请不吝赐教，鄙人必转呈中堂大人。”

王照对以为靠一招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想法嗤之以鼻，但还是谈了自己的意见：

吾国之大弊在四万万民众不解知识……吾国二十万功名加身之学子，其效用竟不及日本五千万受普通教育之百姓，空谈＂宏略”有何用？官府须首重小民之初等教育……亟须创造一种文宇，可令操不同方言之人互相沟通，俾使言文一致。

亲随听后颇为不快。他语带讥刺，对王照是否言无不尽表示怀疑：“此话似非大人口吻。大人定然胸有宏略，惟不屑告与卑职所知矣。”王照冲口而出：真蠢材也！他强忍着一拳砸在镶嵌螺钿的桌子上的冲动，拂袖而去。可能他的官话字母注定要无闻于世了。李鸿章本来是他最后的机会。王照垂头丧气地返回天津，躲在严府继续钻研。

王照人回了国，却并未感到结束流亡生涯的释然。他无法静下心来享受严府的宁谧。看着水墨画卷上崇山峻岭、云雾缭绕中形单影只的人物，他本应想起中国的文人雅士自古以来喜欢避世隐居，为求心境平和不惜挂冠致仕。可是，王照不甘于安静无聊的生活。他后来抱怨说：“烦闷中即一醉而不得也。”

严家居于祖宅已300余年，传承11代。宅子旁是邻居的南瓜园，王照从所居客室的花格窗看出去刚好看到那个瓜园。除了有时和严修聊天以外，没有人来打扰王照。他通常把时间花在夜以继日反复修改他的新字母上面。

严修和王照一样热心教育改革。不久后，严修在自家后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小学来实验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成为女子教育的开创者。这所小学成了直隶省新式学校的模范。严修看起来比王照温和许多，既不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他在京城翰林院供职近十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沮丧失望。但和王照不同的是，他只是退回天津，以一介文人之身继续寻求改革。那些年间，严修实施了一系列提议，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王照到来时，严修也在为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弹精竭虑。他们二人肯定经常长谈，严修常来看望王照，家中婢女被严令不得对外人提及这位秘密客人。

潜心研究官话字母的王照始终坚守1898年他和皇上的共同信念：中国虚弱乃因语言误人。国人识字率低，各地方言不同。此种情况致使治理不力，与列强谈判落于下风，跟不上外部世界。中国能否增强国力、重振大国声威，全看能否实行简便的口语和文字。

有些人同意王照对问题的分析，但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厦门的基督徒卢憩章研究出了第一套由中国人为一种中国方言制定的拼音系统。他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包含55个音标，代表厦门人讲的那种南方方言。有些音标采用罗马字母来表现汉语的发音规则。为研究发展这套音标，卢憩章几乎破产。他的儿女后来埋怨父亲把家中生计都浪费在了语言学实验上面。

卢憩章之后有蔡锡勇，此人是中国驻美国外交使团的一名随员。他根据美国人凌士札(David Philip Lindsley)发明的一种如同速记的快速书写法，发明了用于中国一大方言闽南语的拼音方案，并撰写了《传音快字》。速记法是伊萨克·皮特曼(Isaac Pitman)1837年为英语发明的，这种书写系统使用专门的简化符号来实时记录谈话的音素、单词和短语。

许多人后来认为，对汉语真正的创新者是沈学。据见证者说，这位才华横溢的上海医科学生发明的精思巧妙的方案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但保留下来的只有发表在一家中文刊物上的方案序言。沈学投入了全部精力宣传他的《盛世元音》，在当地一家茶馆免费宣传讲解。他28岁即英年早逝，死时一贫如洗。

王照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众不同。他认为应该给予民众识字的力量，让不同方言的使用者能够彼此沟通。但归根结底，王照想为全体中国人确立一种标准语言－北京官话。他意识到语言统一至关重要，是提议将北京官话作为国家标准语言的第一人。北京官话后来成为今天中国人讲的现代汉语（或称普通话）的基础。在王照看来，要想提高识字率，必须同时实现语言的统一。若能用同一套语音系统把中国数百种方言统一起来，就如同拆掉了中国自己的巴别塔。然而，王照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先要面对中国用了好几个世纪的发音系统，那是被统称为反切注音法的一种按音识字的方法。

直到王照的时代，中国任何正经读书的学子都必须掌握用以学习汉字读音的反切注音法。此法初次出现于公元3世纪，一直用到20世纪早期。每个汉字都是单音节发音，所有音节都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声母”（音节开头的辅音）和一个“韵母”（音节发音的剩余部分）。初学者需要借助作为发音字典的韵书。韵书中列出的每个字都通过把另外两个比较常用、常见的字切开后并在一起来“标出发音”。将一个字的“声母”加到另一个字的“韵母”上，就显示出了所列字的发音。例如，要查明“东”（东）字的发音，先在韵书中找到“东”，你会看到书中说此字的发音是“德”的声母({d}ek)和“红”（红）的韵母(h{ong}）的结合。

这个办法使用两个已知字的部分发音来拼出第三个不认识的字的发音，就像(5-3)X(1+1)=4。如果你只是想要答案的话，这个算出4的办法未免太复杂了。

古老的反切注音系统解决了许多难题。例如，7世纪晚期大乘佛教经文传入中国时，这个注音系统解决了梵文发音的翻译间题。可是现在它本身却成了问题。学会这套注音系统需要好几年的死记硬背，而且它现已不再准确，因为人们的语言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例如，现代汉语中“德”字的发音不再是“dek"，而是“de"。不同方言的发音也相差很大。

汉语拼写系统严重过时。同时，在对外国人敌意浓厚的大环境中，西方字母又被投以怀疑的目光。必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王照等人认识到，需要一套对汉语来说能起到字母的作用，却又不简单照搬罗马字母的系统。王照客居严修府上的那几个月里，任务异常艰巨。他的努力开启了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求索，要为一种标准汉语找到完美的音标，使汉语最终成为一个实用、好用的工具，以重振它往昔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