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6月22日00:22:06 历史 1001

八路军在进食

卜宪祚，卜永锡，1921年7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县丝山乡大卜家庵村人。

卜大卜家庵村离海边2里路，离石白镇5里路，百来户人家，大部分种小租田。卜宪祚8岁时，父亲兄弟分家。分家前卜家生活比较富裕，靠其父务农、伯父和堂哥二人教书维持生活，每年尚有余粮出售，雇佣一个劳力看牛，但卜宪祚三叔和伯父经常吵架，于是分了家。

三叔去了青岛，伯父也在青岛合股开了一家弹棉厂，收入很好。而卜宪祚家只靠父亲一人种田，没有别的收入，加上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丰年尚能维持生活，歉年要借债，全靠他父亲冬季农闲推车运输，挣点副业收入。

到抗战时期，家乡被日军占领，苛捐杂税和出工拉夫促使家庭破产，不得不出卖田地，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租人田地。

卜宪祚父亲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任凭家里困难，还是下决心让卜宪祚读书。分家那年，卜宪祚入本村小学读书，放假帮父亲种田，直至13岁高小毕业。卜宪祚还想升中学，到城里报了名，但受经济条件限制，无法继续升学。

14岁时，卜宪祚经父亲同意，于正月去了青岛，到伯父合办的弹棉厂学弹棉花，年底回家后，伯父竟要卜宪祚父亲交伙食费，白做了年工，还要付3元伙食费。第二年，卜宪祚仍去青岛找出路，在中原兴木器店学包沙发。

之后三四年间，卜宪祚在润华盛和义合木器店做沙发，所挣工资仅能维持本人生计，而资本家除延长工时外，忙时还要通宵达旦，不仅不加工资，连夜餐费也不给一文。为此，卜宪祚在润华盛木器店闹过一天罢工，在义合木器店也罢过工，他也因此失业。

卜宪祚听说济南工资较高，容易就业，就和木匠戴芳廷、油漆工马福廷同去济南，在华兴木器店做工。因在青岛闹过两次罢工均被迫失业，深感少力无援。来到济南，除了同来两人，别的举目无亲，只怕失业。几人明知资本家将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自己吃亏，也不得不干。于是，几个人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多认识几个人，不受失业的威胁。

戴芳廷常去济南大观园附近小西菜店后面看病。大概是1942年9月，他听说有个组织叫“三番子”，回来与卜宪祚、马福廷商量参加“三番子”，并说“三番子”到处都有，能多交朋友，有困难互相帮助。卜宪祚和马福廷有些犹豫，但戴芳廷说机会难得。马福廷说先去看看，好就参加，不好就不参加。

晚饭后，三人一同进了小西菜店后面这户人家，师父让他们先坐着，自己和一个徒弟忙着摆香案，然后端来一盆清水，让三人每人吸一口水漱漱口，接着磕头。与卜宪祚他们同去还有几个人。大家来自不同地方，磕头方式也各不同，师父就教他们如何磕头，从晚8点磕到晚12点，卜宪祚膝盖痛了好几天。

师父告知领到折子（即三角底）和牌子后才算正式参加了“三番子”。磕头结束后，一众人等到饭馆里一起吃了一餐饭，当夜花费均由卜宪祚他们五六个人分担。

参加“三番子”后，卜宪祚和俩伙伴感觉事与愿违。首先是给师父拜寿，要送一份厚礼，三人每人均送二三元不等。后来又要给师娘拜寿，三人又送礼。以后经常送来莫名其妙的喜贴、丧贴，叫他们出钱，由师父代为贺喜送葬。

有一次，老板派马福廷去徐州包沙发，路上带着许多包沙发用的布。铁路警察查问，马福廷即表示他是“三番子”，不仅没有得到帮助，相反挨了狠狠的一顿毒打。马福廷回济南时，见到卜宪祚大哭不止。

从此，“三番子”带来的美好幻想破灭了。参加“三番子”不仅不能解决困难，相反的要无休止地出钱，增加了经济负担。因此，卜宪祚等五六人商量，今后迁移住址就不告诉师父了，以免经济上再受损失。

1943年春天，卜宪祚22岁。一天，他碰到从青岛到济南的木匠李言本。他曾在青岛开了一家木匠铺，做小板凳和木桶度日，这年包了济南宫崎洋行一批木器，从青岛找了近40名木匠，其中不少是卜宪祚在青岛时熟悉的人，但缺少包沙发的，叫卜宪祚也去做工。

这时，华兴木器店已经倒闭，卜宪祚等人就去了宫崎洋行做工。开始是计件工资，后来改为计时工资，每月60元。几人迁移没让师父知道，从此与“三番子”脱离了关系。

解放后，卜宪祚参加了革命，到镇反和取缔反动会道门时，才知道“三番子”组织是反动的，心里更感激党解放了自己，挽救了自己。

济南宫崎洋行是日本人所办的大企业。开始时，洋行尚能按时发工资，后来不仅不计时，连生活费也不按时发给了。日本人很毒辣，用克扣工资的办法使工人没路费走不了。在此情况下，卜宪祚等人就联合从青岛来的近40名木匠，平时少吃甚至不吃，积蓄去青岛的路费。

8月的一个晚上，深夜11时许，工人们趁日本人去天津的机会，集体逃跑了。回青岛后，卜宪祚仍由李言本介绍到日本人办的日轮公司做工近半年。这时候物价飞涨，工资下跌，卜宪祚连番薯也吃不上，还时常挨日本工头的打骂。别无办法，卜宪祚等人就消极怠工，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他挨了耳光还被迫失业，最后卖衣被换路费，于这年秋天回了家。

丝山乡一带是日军统治区，保长、汉奸一天数次催逼苛捐杂税，家庭经济急趋破产。卜宪祚父亲是农业生产能手，再加上有卜宪祚的帮助，地里收货不算少，但仍是吃不饱，以糠菜充饥。为了吃几餐饱饭，卜宪祚还给地主做散工，但心里对现实已滋生极大不满。

1944年6、7月间，丝山乡一带来了共产党的队伍，赶走了汉奸队伍，村里立即来了工作同志，万民欢腾。卜宪祚听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道理，觉得合情合理，就积极参加农会和反霸斗争，斗倒了伪保长，成立了新政权，被选为村文书。

9月的一个下午，在村东边的田头，区农会会长王凡津问卜宪祚：“共产党好不好？”卜宪祚说：“好！”王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他说愿意。王又告诉他要保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就是对父母、妻子也不能讲。

第二天晚饭后，卜宪祚在滕子明家的厨房间填了表，候补期半年。第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

卜宪祚入了党工作更加积极了，但他这时所想的主要还是打倒伪保长，减租减息，让穷人翻身，对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认识不清，怎样使穷人彻底翻身不清楚。在党的不断教育和不断斗争中，卜宪祚的觉悟不断提高，前途方向渐渐明确了。

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卜宪祚在本村先后担任农会委员、区联防减租委员会主任、村团部指导员（党内文书）等职务。

大卜家庵村是区委的基点村，村委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巩固和扩大农会，开展反奸诉苦、双减运动，参加三区联合的减租斗争大会，斗倒了50多名大地主、恶霸。

卜宪祚第一次当大会主席，会后任算账委员会主任，算回了大批的粮食、钞票和土地，分给了农民，他家也分到了一份。

但卜宪祚的工作自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斗争会结束后，他曾被父亲赶出门，母亲经常不给留饭，妻子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风凉话。他会上斗得轰轰烈烈，回到家里冷冷清清，有时到工作组吃饭，有时去邻居家吃饭，有时不得不饿着肚子照常工作。同志们看不下去，到他家劝说过家人，效果甚微。直至减租后家人情绪才逐步好转。

1946年9月至1949年I月，卜宪祚先后在本区任文书、区委组织干事、副区长、区长等职。他调到区公所做文书工作3个月后改为区委组织干事，投入参军支前运动，被评过三次小功。1947年6、7月支前时，被四区评过两次小功。

这时，国民党军向日照县发起进攻，卜宪祚和同志们坚持了7个月的对敌斗争，日夜坚持在三朱山前哨，时刻准备着牺牲，总有一个手榴弹捆在腰里，确保被敌人包围时不被活捉。

因为敌人太过凶残，卜宪祚被气愤冲昏头脑，曾存有报复思想，曾抓捕过人，拷打逼供。他对群众纪律的界线有时还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