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与邓小平同志交往的香港同胞中,船王包玉刚是见面次数最多的那一个。
包玉刚那时受邓小平接见的次数,登报的就有9次,实际上他与邓小平会面的次数是远远大于这个数量的。
1980年3月15日,号称“世界船王”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抵达北京,他此行是为了商谈订购船只的问题。
正是在这次洽谈中,包玉刚发现北京缺少一座合适的旅游饭店。为了支持祖国的发展,包玉刚表示自己愿意出资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赠送给政府。
这一决定,本该受到当地旅游局的热烈欢迎,谁知包玉刚的千万支票硬是没人敢接。
当这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后,他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批示:同意!
那么,船王包玉刚究竟是谁?他的支票又为何无人敢接?我们不妨来看看。
华人船王,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我国在外发展的华人中,选择经商的人很多,但选择从事海运行业的人却少之又少。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国人们习惯了脚踩黄土的踏实感,对难以捉摸的神秘海洋有种敬而远之的敬畏感。
出人意料的是,在上世纪中后期,华人圈里出现了一位成功的海洋冒险家。他凭借自己强大的商业才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华人船王。他就是号称“世界船王”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
1949年,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来到香港。起初包家是做进出口生意的,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包玉刚将视线投到了航运生意上。
包玉刚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想法很是不认同,认为航运生意靠天吃饭,极不稳妥。即使是进出口生意式微,也应该选择更为保险的地产生意。
而一向孝顺的包玉刚,却在这件事上格外固执,他觉得大海在冥冥之中召唤着他。他通过种种例子,最终说服了父亲。所以,在1955年,包氏家族斥巨资买下了一艘八千多吨的旧船,命名“金安号”,开始了包家的航运事业。
1956年埃及人就选择了将运河收回,航运行业一时之间迎来了“春天”。那时的金安号,凭借着短短一段时间的航运,就让包玉刚赚得盆满钵满,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航运事业。于是在拿到了金安号的航租后,包氏又相继买下了诸多的货船,仅仅不到一年。就拥有了7艘。
很多人都说包玉刚,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船王,是因为几位关键的3点因素。首先我们要肯定他本人的卓越才学、其次就是汇丰银行的支持,最后一点则是他抓住了日本商人不愿意买船的心理。
早些年的金安号被包玉刚租给了一家日本船舶公司,那时他采取的是长期出租的方式。要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决定。在包玉刚长租之前,所有的航运公司都是采取短期出租的方式。
跑一个航程,结算一次租金。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不但是因为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更重要的是可以随时提高租金的价格。
但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长期出租船只的经营方式,他把自己船以3年、5年或者以更久时间租赁给别人,大大降低了租金标准。
很多人对包玉刚的这个决策嗤之以鼻,认为他不自量力。包玉刚却对此不以为意,直言:宁肯少赚钱,也不去冒险。这样的稳扎稳打的做法,无疑是对上了银行的胃口。
1957年年初,国际航运业开始进入冷淡期。那时很多的船主不但找不到租船的人,更是赔的血本无归。包玉刚却凭借着独特的经营方式,正中日本商人不愿买船的下怀。包玉刚先是拿到了日本客户的订单,随后找到汇丰银行借款。
对于这笔借款,起初汇丰银行还有疑虑,所以在1956年拿到汇丰银行承诺的包玉刚找到了自己的日本客户,请他们帮忙开具了日本往来银行信用证。诸多日本商人乐于为包玉刚说情担保,于是很快便达成了汇丰银行与包玉刚的第一笔交易。
从此,环球航运集团成为了汇丰银行的固定客户。有了汇丰银行做后盾的包玉刚,在此后的商界更是如鱼得水。
1978年,包氏已经拥有二百余艘巨型船只,船只载重吨位也远超欧美及苏联。次年,包玉刚更是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推选为主席。可以说,包玉刚的崛起奠定了香港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包玉刚在1978年来到了北京。在亲眼目睹了内地的快速发展后,更是得到了政府会尽力保持香港繁荣的承诺。包玉刚心里安定了下来,他在不久后就向人们展示了他的雷霆手段。
1980年6月,包玉刚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出手了。他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利用21亿港币的现金,拿到了英资九龙仓控股权。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要知道,“九龙仓”是香港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是香港当地最大的英国资本企业集团之一,市值高达上百亿。
包玉刚却在李嘉诚的帮助下,悄无声息地收购了大量的九龙仓的股票。截止到1980年4月,包玉刚已经对“九龙仓”控股30%,而怡和财团手里也不过只有20%的股份。
怡和财团反应过来之后大惊,连忙调动大量的资金,企图用高价收购“九龙仓”的散股,夺回“九龙仓”。
谁知包玉刚面对怡和财团却毫不畏惧,他用21亿现金,再次拿到了19%的股份。至此他手中已经有了49%的股份,彻底拿下了“九龙仓”这个拥有酒店、仓库、码头的综合性企业。
包玉刚一战成名,此次商战,让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英资财团元气大伤,大涨了华人的志气。
包玉刚顺利拿下九龙仓,也展现了他惊人的商业才华。从此之后包玉刚开始逐步放弃低迷的航运业,专心运营自己的不动产生意。因此他也顺利地躲过了世界航运大萧条带来的灭顶之灾,开始专注于在港的工商业发展。
包玉刚与邓小平
船王包玉刚不仅仅是个出色的商人,更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着极为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立场极为明确,并坚定不移地热爱着祖国大地。
包玉刚在早年,就与共产党有了交集。当年他在湖南的银行工作时,他最好的朋友卢绪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包玉刚就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为我党立下了诸多功劳。
他与卢绪章的友谊,也是此后他与我党关系亲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由。
1978年,在我们刚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包玉刚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内地看看。北京在收到包玉刚的信件时,也是诧异的。邓小平同志看到包玉刚情深意切的请求后,便派遣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接待。
收到回信的包玉刚兴奋极了。他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并在抵达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一下飞机,包玉刚就敏感地发现了北京的巨大变化,他兴奋地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叹着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步入正轨。
包玉刚心想:那我呢?我能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些什么呢?
回到香港的包玉刚,马不停蹄地行动了起来。1980年3月,包玉刚一手建立了诸多银行与内地合资经营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并向内地购买了6艘货轮。包玉刚就这样为内地带来了一笔1亿美金的创收,他的付出都被我们看在眼里。
1980年3月15日,我们签订过货轮购买的协议后,包玉刚表示愿意支持祖国旅游业的发展。他直言北京如今缺少一个国际饭店,他想出资建设,送给政府。可谁知他的千万支票,却无人敢接?这究竟是为何呢?
原来,包玉刚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想用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这座饭店。
包玉刚本以为自己提出投资,必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却不曾想,他的要求让许多人心存疑虑: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用“兆龙”二字命名一个饭店?
卢绪章也拿不定主意,即使他向国务院打的两次报告,都获得了批准。但包玉刚这张支票,还是没人敢接。
消息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却笑着说:为什么不可以用?用他一个名字又如何?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他有贡献可以纪念,这件事,我同意了!别人不同意,我来说。随即大笔一挥写下来“兆龙饭店”四个大字。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玉刚。只见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拉着包玉刚的手,直言两人早该见面了。随后,两人就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进行了简单的沟通。邓小平同志也对包玉刚的爱国与帮助表示了肯定与感谢。
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之间的话题却格外之多。他们从大陆聊到国际局势,视野开阔的两人虽然一政一商,但却格外的投机。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送别包玉刚时,高兴的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实干家,欢迎常来。”
所以在此后的日子里,包玉刚经常会来到北京,每次都会接到邓小平同志的会面邀请。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了兆龙饭店的剪彩礼,这让包玉刚十分感动。
包玉刚是我国典型的“爱国资本家”,当年卢绪章在1948年劝包玉刚回港发展时,就希望他能够生财有道,发展起来后可以报效祖国。而在多年后,包玉刚在香港再次见到时任中国政府外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后,笑着对他说:“你看,我是不是做到了:钱要赚,国也还是要爱呢?”
要为祖国办教育
回到家乡的那一年,包玉刚站在浙江宁波的土地上,告诉众人:我要为家乡办教育!
包玉刚目光灼灼地说:宁波的面积比香港大的多,但香港有4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却一座也没有?哪儿有这样的道理!
1984年,12月20日,包玉刚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自己想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邓小平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当即赞美包玉刚是个爱国的好同志。
得到肯定的包玉刚很快向卢绪章交上了一份合理的建校方案。在确定方案没有纰漏后,包玉刚当即拿出五千万人民币,修建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这所宁波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在1984年的家乡,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包拯的嫡孙。1984年10月,包玉刚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在参观“天一阁”的时候,他在《包氏家谱》里意外发现了自己是包青天的第29代嫡孙!
这一发现,让包玉刚十分激动。他仿佛寻到根的叶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安处。
小结
包玉刚的一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可他却一直秉承着中国的传统美德,他为人勤俭,对自己的子女同样要求严格,将包家勤俭、爱国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1991年9月23日,一代船王包玉刚在家中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轰动了整个商圈。他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包玉刚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取之社会、用诸社会”的爱国,践行者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为人。包玉刚不仅仅是香港商界的楷模,更是一代爱国商人。此处,向包玉刚老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