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封字迹歪歪扭扭却情真意切的信,越过重洋,抵达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写信的是个叫沙里夫的姑娘,她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声称自己是郑和水手的后裔。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封看似不着边际的信,竟然揭开了中非之间一段长达600年的中非传奇。
据说,郑和的舰队当年在非洲留下了不少痕迹,非洲岛屿的遗迹、被雨水冲刷的汉字墓碑,还有那个执着寻找“祖先之乡”的非洲女孩。
这段历史是真的,还是一场误会?沙里夫如今又在哪里?
郑和水手后裔
2004年的一个清晨,东非的海风穿过拉穆群岛上帕泰岛的棕榈林,吹得屋檐上的椰叶瑟瑟作响。
这个偏远的肯尼亚小岛上,一封署名“姆瓦玛卡·沙里夫”的手写信,正躺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桌上,信纸已有些泛黄,墨迹却写得认真而笃定。
“尊敬的大使先生,我叫沙里夫,是郑和水手的后代。”
这句话让手握信件的大使郭崇立愣了好几秒,作为资深外交官,他自然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如数家珍,也知道这段航海壮举曾延展至非洲东海岸。
然而从未有史料明确提及,中国人曾在肯尼亚登陆,更遑论留下后裔。
信中还写道,她生活的岛上,至今保留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老物件”和“祖传习俗”,她恳请大使能帮助她完成祖先的夙愿:“回中国看看”。
“若她所说为真,那可能改写一段我们所知的航海史。”郭崇立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沙里夫和母亲已经等候多时。
当她见到一行中国人走下船的那一刻,眼里泛起的,不是惊喜,而是浓重的怀疑和不安。
她一连询问了三遍:“你们,真的是中国人吗?”
直到听见郭崇立用生涩的斯瓦希里语回应,她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脸上绽开笑容:“你们真的来了。”
沙里夫并不是那种肤色纯黑的东非人,她的皮肤较浅,头发不像其他非洲人那般紧贴头皮,而是略带自然波浪;她的嘴唇较薄,眉眼间竟透着几分东亚人轮廓。
简短寒暄后,沙里夫带着众人走进家中,屋里陈设简陋,却干净整洁。
她母亲用一种近乎庄重的仪式,打开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布袋。
里面是一个带有裂纹的青花瓷碗,数片瓷器碎片,还有一块小瓷砖,砖底依稀可见“大明宣德”四字。
屋子里,一时间鸦雀无声。
郭崇立小心地接过瓷碗,专家则迅速蹲下身,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个字、每道纹路都不放过。
他们一致认定:这是明代瓷器,出自中国景德镇不假。
“原本完好,只是几年前……”沙里夫轻声说道,她讲起了那场令她难以释怀的误会。
几年前,有一支“看上去像中国人”的考察队来到岛上,她满心欢喜地拿出祖传瓷器迎接“亲人”,却换来对方冷漠的脸庞和敷衍的回应。
对方在一阵混乱中,不小心打碎了这唯一能证明她血脉的瓷器。
“他们连一句‘对不起’都没说”,沙里夫事后对母亲低声抱怨道。
那场误认,使她对外来者的态度从热情转为谨慎,甚至抗拒,也是因此,当真正的中国人到来时,她才会一再确认。
后来,她从村里一个与政府有联系的熟人那里得知,那些人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日本。
她一直以为,只要见到中国人,自己便能一举“认祖归宗”,可现实却狠狠给了她一记耳光。
从那天起,她不再轻易展示瓷器,也不再在村口等待任何陌生访客。
即便是后来真正的中国大使馆人员登门,她和母亲依然连问了三遍:“你们,是中国人?”
见此情景,郭崇立一行人更觉得事情非同小可。
沙里夫母亲更补充道,这些瓷器并非偶得,而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曾被他们的父辈视为祖训,不许丢弃、不许卖出、不许外借。
中国人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第二天一早,沙里夫便带众人穿过林间小路,来到一处靠海的山壁前。
在那山壁之下,静静伫立着数十座土堆状的坟墓,坟顶为圆形,墓碑残旧,有的刻有模糊的汉字,有的则镶嵌着瓷片。
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坟墓毫无例外地,全部面朝北方——朝向遥远的中国。
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只有海风带着些许咸腥,吹动众人的衣角。
这不是“传说”,这是证据,这不是“可能”,这是遗存。
600年前的风,依旧在帕泰岛的棕榈树间回旋;600年前的水手,虽埋骨异乡,却在后人的血脉中继续活着。
从“异乡人”到“郑华”
2005年夏天,东非的海岸依旧潮湿闷热。
帕泰岛上的沙里夫站在码头边,海风扑面,头发被吹得纷乱,她一手拉着破旧的行李箱,另一只手紧紧握着护照,眼中有忐忑,也有期待。
这一年,正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国特批她作为“特别留学生”入境,前往中国学习,费用全免。
而她的目标,是去一个叫“南京”的地方——那是祖先起航的原点。
从非洲到中国的航班中转繁复,她是第一次坐飞机,耳鸣、眩晕,甚至有几次想要放弃,但她没有。
因为她知道,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便是她圆梦的开始。
迎接她的,是南京市的副市长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代表。
那位戴着眼镜的市领导将一条红色纱巾披在她肩头,笑着对她说:“欢迎回家。”
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点头,心中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安顿在学校宿舍的第一晚,她久久无法入眠。
刚到中国的前两年,她几乎听不懂课,连买饭都不会说“谢谢”,只会用手指着餐盘点头。
但她记得母亲的叮咛:既然踏上了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于是,她在语言班里学拼音、练口语,每天睡前都要听录音机反复背诵课文,哪怕困得眼睛打架,也不肯停下。
老师给她取了个中文名,叫“夏瑞馥”,寓意“瑞气盈馥、福泽延年”。
她一开始不懂,后来明白了“夏”是中国姓氏之一,心中又泛起一种奇妙的归属感。
但真正让她决定改名为“郑华”的,是一次课堂上的一段讲解。
那堂课讲的是中国姓名文化,老师说:“中国人的姓,是祖先的标志,是血脉的延续。‘郑’这个姓,很可能就是你祖先的姓。”
她当场愣住了,回到宿舍后,翻开日记本,郑重地在封面写下:“郑·华”两个字。
“郑”,她以此姓氏纪念她那跨越海洋、落地异乡却心系祖国的祖先;
“华”,既代表中华,也是她此刻的身份转变。
从此以后,她不再是那个胆怯问路、开口结巴的“非洲女孩”,而是郑华——一位努力融入、学习、拼搏的“半个中国人”。
她开始在课余时间学习中医经典,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那些密密麻麻的汉字她一个个查字典,一笔笔抄写。
她会把课本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再对照中文记忆;她学会了针灸、推拿,甚至还能自己煎药。
她的室友曾在冬夜里感冒头疼,她便取出银针,轻轻落针,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旁人一度忘了她曾是初来乍到的留学生。
7年时光一晃而过,她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吃得惯辣条、火锅,甚至还会写毛笔字。
她喜欢中国的山川、古诗,也学会了在冬天用热水袋、在端午吃粽子。
她开始喜欢用“我们中国”来称呼这个国家——尽管她的肤色依旧是非洲的阳光所馈赠,但她心中早已扎根华夏的土地。
老师们评价她是“最用功的学生”,同学们则更喜欢叫她“郑姐”。
她笑着说:“我不是来做交换生的,我是来完成一个家族的心愿。”
而她知道,等她从南京毕业之后,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待着她去做。
回归非洲
2012年春末,当别人问她:“你毕业后要去哪?”
她没有迟疑,笑着回答:“我当然要回肯尼亚啊。”
室友急切地劝她,“你家那么贫困,带你家人一起来中国生活,不是很好吗?”
但郑华只是轻轻一笑,眼中没有丝毫动摇。
“我已经来过了,我看见了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我实现了他们想回来看看中国的心愿。可是,我现在有了能力,我更想为贫穷落后的地方做点什么。”
“我的祖先曾在肯尼亚行医济世,如今我也学会了医术,那我就该回去,把这份传承继续下去。”
说完这番话,她的语气平静,却坚定如铁。
回到肯尼亚后的前几年,她住在家乡的老屋里,那座泥砖墙、铁皮顶的小屋,几乎被热带雨林的潮气和盐分腐蚀得摇摇欲坠。
屋外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屋内仅有一张旧木床、一只煤油灯和几本发黄的中医书。
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郑华撑起了属于她的“诊室”。
没有电脑,没有仪器,只有一本本笔记和她带回来的针灸包,还有一颗想要治病救人的心。
人们惊叹她的针灸可以缓解多年的腰痛,说她开的中药汤能止咳润肺,说她是“神医”“中国来的天使”。
可她从不居功自傲,每次只是笑着说:“不是我,是祖先教了我。”
她的名字,也逐渐从“沙里夫”,变成了人们口中那个响亮的称呼——“郑医生”。
村口老年人讲起她时,总要加上一句:“她是郑和的后代,她替他们回来了。”
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笑道:“我回到中国,是为了认祖;我留在肯尼亚,是为了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