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回忆录-44

1939年一年中，国民党的反共事件层出不穷。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军事反共准备时，加强在国统区域对中共的迫害。

1940年3月，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地下党，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有公开身份的该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10余人，杀害共产党员朱亚凡和洪希宗二人。面对骤然恶化的时局，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来不及洗去旅途的风尘，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5月10日，周恩来率孔原、徐冰等一批干部分乘四辆卡车离开延安赴重庆。途经西安时，他会见了陕西省的军政要员蒋鼎文等，抗议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要求他们以抗日为重，迅速停止反共敌对行径。途经成都时，应邀出席了四川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由他的代参谋长出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广泛会见了成都各界民主人士。在宴会上和会见中，周恩来坦诚说明中共的主张，希望大家共同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任何妥协投降活动。

周恩来于5月31日到重庆后，立即约见再次离开新四军已在重庆的叶挺，他在和叶剑英、袁国平一同会见叶挺时，对叶挺说，你是我们新四军的军长，负有指挥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的重大责任，中共中央信任你，相信你的军事才能和为人，也相信你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你离开新四军以后，蒋介石放出风声说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派他人充任军长之意，这样于抗战与民主事业很不利。希望你能回到皖南军部去，带领这支革命军队，多打些好仗，为中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同项英的关系问题，项英应负主要责任，请相信党中央和我会负责解决好。听了周恩来亲切真诚的谈话，叶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将尽快告诉蒋介石愿意回到新四军去。接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袁国平、饶漱石进行了几次谈话，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指示，充分肯定新四军一年多来的成绩，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批评了项英的错误。要求新四军领导尊重叶挺在军中的地位，支持叶挺指挥全军军事。再次重申新四军的发展方针，第一是江北，第二是苏东，第三是苏南和皖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首先是苏北、皖北，其次是湖北。并明确告诉袁国平，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不再由袁同顾祝同在上饶进行，一律移到重庆由周恩来自己负责。周恩来还主持召开南方局常委会，听取了袁国平、饶激石就新四军工作的全面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越来越严重，我党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方针、策略。6月初，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求全体干部清醒对待目前形势，努力做好工作。从6月14日起，他连续主持南方局会议，听取南方局机关、《新华日 报》以及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研究讨论今后的工作。 要求一切在国统区的我党各级组织，必须从组织上、领导方式上以及活动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完全转变为秘密的地下党， 《新华日报》和办事处也应改变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一切公开活动必须与地下党分开，以便能在恶劣环境下，保存精干力量，继续展开党的各项工作。这次南方局会议，是我党在国统区里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组织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三番五次地要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一定要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强调要多做中间势力的工作，或是主动上门或是请他们到住地，把时局的变化和中共抗战对国民党的主张坦白告诉他们，也把中共对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的态度和希望如实地告诉他们，同他们进行坦率的商讨。

周恩来只要一有机会，就到各阶层群众中去。比如：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他演讲，他欣然允诺，讲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这次演讲原本安排在一个剧场进行，因到会的人太多，临时改到巴蜀学校广场。周恩来并不顾个人安危，同意到广场演讲。他从世界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向哪个方向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危机；中国怎样使抗战进步等九个方面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正在持续扩大，中国正面战场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 妥协投降危险，但只要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勿对美日冲突存在幻想，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还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许多官员借抗日营私，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

这次演讲，使大家耳目一新，兴奋无比，3000多听众被周恩来深深吸引了。历时4个多小时，广场上鸦雀无 声，连事先准备好前往捣乱起哄的国民党特务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听众一起鼓掌。周恩来的演讲一扫了当时弥漫于重庆的消极悲观气氛，广大民众受到极大鼓舞。

6月初，周恩来和蒋介石面谈。他对蒋介石说：中共诚意抗战，并拥护蒋委员长，而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实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这只能帮助敌伪。所谓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纯国造谣。中共的发展，主要是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蒋介石说：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须服从命令。周恩来回答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胁迫。蒋介石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最后，蒋表示国共关系问题可以商谈。此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

这次正式谈判，中共方面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是何应钦、白崇禧。周恩来首先向何、白递交了我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方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各党派之合法存在；释放一切在狱之中共党员；停止查禁各地之书报杂志，给《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以法律保障，允许登载中共文件及领导人之言论、文章；援助人民武装，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承认陕甘宁边区隶属行政院，并按现有23个县的现状划界，以林祖涵为边区政府主席；准许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扩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增编为7个支队；同意在利于对日作战情况下划分作战区域等。

在约一个多月时间里， 双方围绕我党提案进行了多次谈判，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又是承认边区，扩编我军和划分作战区域三大问题。

国民党只承认边区包括18个县；八路军扩编为3个军6个师加6个团，新四军编为两个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老黄河北岸去。

在这三大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难于接近。至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来了一个“提示案”，更要求取消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定在命令到达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往老黄河以北。这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

但是，为了团结抗战大局，周恩来仍然表示愿意携带这个“提示案”回到延安，和中央中央共同研讨，寻找两党继续谈判和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