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希腊财政部长解读中美贸易战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国就陷入了巨额贸易逆差。二战后,美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从某种理念上来说,因为当时(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中国还未崛起,日本尚可但也仅此而已。有趣的是,当时世界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中,美国占据了很大比例。比如1948年、1949年、1950年,美国生产了全球近19%的商品。但问题是,他们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现在的情况——中国有大量净出口。美国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二战后,欧洲和日本满目疮痍,没有钱购买美国商品。于是美国采取的策略是:向欧洲和日本输送美元。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美国将美元注入这些地区,让当地有资金购买美国商品,同时推动全球资本流动。我认为,美国从1969年左右开始(这里可能存在时间线混乱),其赤字问题并非简单的数字问题。有两个关键原因导致通胀压力:第一,战时支出导致政府举债,货币供应增加(日本等国也类似);第二,美国帮助德国和日本提升了工业效率,使其成为强劲的出口竞争对手。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正式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后,美国开始利用贸易赤字为日本、德国、意大利乃至中国的净出口创造需求。这一策略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当一国的货币是全球主导货币时,才能通过持续贸易逆差维持霸权。历史上,英国、罗马帝国等因财政赤字而衰落,但美国不同——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用美元创造对他国商品的需求(如德国汽车、日本电子产品、中国制造业),而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又回流购买美债,形成循环。
如今,中国正在挑战这一体系的核心——支付系统。在中国,人们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而在欧美,依赖谷歌支付、苹果支付等。这些支付系统背后反映的是“云资本”(数据、平台、技术主导权)的竞争。美国的支付体系因银行与科技巨头的利益冲突而碎片化(银行不愿与科技公司共享数据),而中国有可能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支付系统(如数字人民币)。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涉及货币霸权的根本——如果中国能在支付系统和“新资本形态”(数据、平台)上取得优势,可能重塑全球权力结构。历史上,没有帝国能通过持续赤字增强实力,但美国做到了;而中国能否在数字时代打破这一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自主的支付体系和数据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