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杨勇被要求表态，他说及彭总的缺点，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1959年，是很多开国将帅命运被改变的一年，以一封信为源头掀起的轩然大波，让历史走向都被拨动了。

作为漩涡中心的彭老总自不用说，从此离开军队、多次遭遇磨难。还有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也受到牵连，往后生涯起起伏伏。

那次会议上，高级干部几乎人人要表态，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得出声。原红三军团的杨勇当时也说了话，言辞很玩味，有批评也有维护，不过仔细琢磨其实挺有道理，是很多人的心声。

一、渊源很深的将帅

1930年，杨勇经浏阳县委选派，进入平江黄金洞红5军随营学校政治队学习，结业后就进入红5军工作，从此开始跟随彭老总征战。

整个土地革命时期，杨勇都是彭总的部下，彭总见证了杨勇的成长。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人分开到了不同战场。抗美援朝他们都担任过一个职务——志愿军司令员。

不过杨勇入朝时，彭老总已经在国内主持军委工作，直到杨勇率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后，两人的交集又多了起来。

1958年，彭老总领导的军委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南京军事学院、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都挨了批。

在这场运动中，杨勇的感觉很不好，因为军事学院院长正是原二野司令员刘伯承。

力主批判的，是杨勇的老领导，挨了狠批的，也是杨勇的老领导。夹在中间，杨勇颇感为难，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遵从本心：

“刘院长工作很不容易，学院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一再强调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这本身也是听从中央命令。1951年冬由刘院长负责的演习，就是一场“以我为主”的实际体现。

当时的环境下敢这样说话的人确实不多，好在大家都知道杨勇的品性，且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重要，就没什么人借题发挥。

可还没等杨勇喘口气，次年一场更大的风波又来了。

二、秉承本心的批评

1959年那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神仙会”，与会人员级别都非常高，且处于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畅所欲言。

但彭总递交那封信后，情况急转直下，会议规模随之扩大，杨勇便是在此时收到通知要上山的。等他抵达庐山，就被安排听了一遍先前会议的录音、大致捋清事情的经过。

杨勇心里更偏向彭总的观点，但风向已经明朗，他没办法去强硬支持，就想着能含糊过去就含糊过去，尽可能不说话。

只是在这种形势下，不表态是不行的，作为红三军团的旧部，杨勇也被点名发言。无奈之下，杨勇只好捡些不太重要的批一批。

杨勇说：“我很尊重彭德怀，怕他，有时候又不怕他。对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有意见。平时他很粗暴，喜欢骂人。我认为他有两大自以为是：自以为忠心耿耿，自以为功劳大。”

这番话说得很有水平，客观来讲，彭总在工作作风上是有些粗暴，身边人没几个不挨骂的。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是会感觉很委屈，这点大家公认，杨勇并没有上纲上线。

而两个“自以为”就有明贬实褒的意思。谁敢说彭总功劳不大？从土地革命开始就一直是人民军队副总指挥，还率领志愿军打赢了抗美援朝，纯军事领域，谁敢说自己贡献大过彭总？

至于忠心耿耿，彭总为参加革命，抛弃了旧军队的高官厚禄，此后都坚定站在中央一边，甚至入朝之前也是得到他的支持才将事情敲定。这样的一个人，能说不忠心耿耿吗？

杨勇迫于形势，不得不批，但他还是坚持了原则，总结时说：彭德怀确实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人无完人。但要说他反党，可能是我水平低，没看出来。

在场大多数人听后都默默点头，为杨勇这份勇气动容。奈何杨勇此时的分量没那么重，他的话没起到决定性因素，最终彭总还是遭到了处置。

会议结束后，杨勇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立即去一线部队实地调研，很快制作成报告呈递给中央。

他希望用这些实际情况来警示，尽快将部队风气纠正过来。同时也是在用行动支持彭总，表明彭总的担忧都已现趋势，并非要跟谁对着干。可惜，这些举动还是没改变局势。

三、实事求是的作风

从这些事中，我们能看出杨勇将军的性格——只从实际出发，绝不趋炎附势。但在特殊年代，他不是对方的人，就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所以运动时期还是被“打倒”了。

1971年初华北会议后，杨勇被接回北京治疗身体，此时那些打击他的人自身处境微妙，有老部下就建议他立即揭发。但杨勇拒绝了，他说：

不行。他们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的。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整他们。

这个态度让老部下肃然起敬，更钦佩他的浩然正气。

1977年夏，杨勇正式复出工作，北京军区在清理历史问题时，发现有份材料记录杨勇曾在一次会议上被某个干部从背后踢了一脚，特来咨询。

杨勇其实知道就是那人所谓，但不想落井下石，就回答：那次确实有人从背后踢我。可是，我当时被人按着头，没办法回头看，这件事我不能作证。

不久后那个材料中提及的干部受到调查，托了很多关系找到杨勇，希望杨勇帮忙作证不是自己踢的。杨勇听后当即火了：

“我不能作证你踢过我，同样的也不能作证你没踢过我。踢还是没踢，你自己最清楚，不必找关系托人走后门。”

后来杨勇住院，每天都会有北京军区的人来看他。

碰巧一个原北京军区的高级干部住在同层，此人当时跟风整过人，包括杨勇也因他吃过苦，所以此人每次来杨勇病房，大家都转头当看不见。还是杨勇怕他尴尬，主动打招呼解了围。

杨勇想着毕竟曾共事多年，不忍心对方被孤立，就跟妻子商量有空时也去对方病房里坐坐。妻子不解，病房里的护士也不解，杨勇却笑着指了指额头说：

“过去的事我不是不清楚，我头上的这块疤就是他主持的一次会上被人打的。可他主动找上门，是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不要疏远他嘛。”

有如此心境，确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