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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07年7月15日清晨,绍兴轩亭口刑场,秋瑾未蒙眼,挺直脊背走完人生最后几步。
她那年32岁,身后留下一双年幼子女。
几十年后,一个成了飞上蓝天的“东方女飞将”,另一个成了湘潭首富。
32岁赴刑场,连夜立绝笔诗
绍兴地方法场文书记载,那天太阳刚出,轩亭口一带早就围满了人。
秋瑾穿着灰布长衫,从巡捕房押来,身边是两个清吏司差人。
前一晚刚刚结案,定罪理由写得清楚,筹划起义、藏有军械、煽动同党,执行决定只下达五个字:“即日正法”。
秋瑾没请家属,也没交待后事。
绍兴知府原本想缓一缓,等上头批示,消息传出,当地驻军紧张,担心义士再起,只能早上即刻执行。
押赴刑场路上,秋瑾不言不语。脚步匀称,未低头。看热闹的人不少,有识字的在背她的旧诗。
她没穿旧时旗装,也没包头巾。梳的是清水髻,皮肤苍白,眼神不躲不怯。过了昭忠祠,转入轩亭口,有官兵清路,百姓退让。
行刑前,没有挣扎,也没喊冤。监斩官读完刑文,她点头应答。绳索系身那刻,她自己站定,没有多言。
刽子手动作慢了些,被督办一声喝斥。那一刻,阳光正好,光线斜照在她脚下石板。
三声鼓响,刀起落地,周围鸦雀无声。
那天中午绍兴阴云突起。有人说天色变得太快。墓地早在越王台边准备好,用的是简陋木棺。守墓的是两位当地女学生,自发轮守。
刑场没留下照片,后来流传的画像,都来自目击者回忆。
她的遗体没运回湖南,只留下几封诗稿、几页字纸。
刑场那天,两个孩子都不在场。王沅德12岁,王灿芝才6岁。父亲王廷钧那时已重病卧床,见不到最后一面。
秋瑾没留遗言,也没立嘱。她知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留名、传世都靠别人。她那时只做了一个决定:不走。
孤儿兄妹,四处流徙
秋瑾遇难后不久,王廷钧病情恶化,王家虽有家资,可动荡年代,资产四散,人心不稳。
王廷钧撑了不到两年,病死于湘潭王宅。
王家长辈不愿牵连,兄妹俩被托付给外亲,家宅换人,地契变名,老仆被遣散,府中再无母亲遗像。
兄妹一开始住在长沙表姑家,大宅是两层木楼,日照不全,冬天冷风透骨。
他们一个睡楼上炕铺,一个与人挤在偏房。
念书的钱靠变卖秋瑾旧物,一幅书法、一枚玉佩,都能换点学费,家里账薄早丢了,只剩当年母亲的手稿被人夹在书堆里。
王沅德性格沉静,话少,常一个人去岳麓书院读碑文,回来不说一句。
灿芝则活泼,和邻居孩子爬树、捉蝉、跑水沟。
有一年初夏,长沙水涨,家里进水。兄妹搬到岳阳亲戚家。住的是茶馆楼上,每天听楼下茶客议论朝局。
那时他们不姓秋,也不敢提母亲名字。
吴芝瑛得知后派人接济,送来衣物书本,还安排入学手续。兄妹辗转入南京私塾,又因战乱中断,搬至上海。
在沪上,灿芝进了竞雄女学。那是一所支持新文化的学校,校长吕碧城接见她时,只说一句:“你娘我认识。”
灿芝从小练毛笔字、背古文,动手也快。毕业那年留校任教,工资微薄,靠课余写字挣些补贴。
王沅德则投身新闻。先在《申报》做校对,又在南市办《国风报》,署名“沅川”。写时政短评,也管发行。
他从不以秋瑾之子自居,签名从不提母姓。
兄妹联系不断,每月通信,互寄剪报与信札。信上语气简练,没有情绪,也不感叹往事。
他们像是把母亲留在那一页,自己翻了新一章。
多年后灿芝受资赴美,王沅德送行那天,在上海码头递上一本笔记本。没说话,只点头,走时只带一个箱子,里面装着母亲照片和一副墨镜。
一人撑起一个家,湘潭首富不是喊来的
王沅德离开上海那年,30岁,手上没几张纸币,口袋里装着一张车票,终点是湘潭。
回到湖南,是为了办厂,实业兴国这种话他说得少,做得多,第一步找水源,第二步打井。
那时候湘潭还没叫“小南京”,街道泥泞,电灯只到码头。
王沅德租下旧米仓,改成木器加工房,夜里没电,就烧油灯,一盏灯照三人。
最开始做的是木轴、电线杆、木质活塞套。不是高级机械,只是农具、矿井用料。
第一笔订单是从洞庭湖送来的,二十根手柄木,他一晚上赶工。
那年雨水多,湘江涨水。他白天下车间,晚上查账目,有时候还得上山收木料。两年内换了三个仓库,厂子越做越大,工人从十人涨到一百人。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每晚十二点关灯前,还要记流水账。
到了1930年,他已在湘潭有三处资产。一处是器械厂,一处是碾米坊,第三处是火柴厂股东之一。
同行见了他,叫他“王老板”,可他自己从不署名王秋瑾之子。
生意之外,他把钱投进基础建设,修了一段马路,建了一间简易医院,捐资两所小学,还扶持过一家夜学。
他不做大喇叭宣传,也不上台演讲。只是账簿里多了几行“外出支出、教育拨款、救济金”。
曾有人想请他出面参选县参议员,他回绝,说:“我是个做买卖的。”
当时湘潭盐业正吃紧,他低价供盐给两条街坊,盐贩联合抬价,来人堵厂门,他报了官,没吵没闹。
1936年,国营湘钢厂动议,想招民间股东,他投了钱,还送去一个机械图样,是他自己手绘的。
那年秋天,湘潭报纸第一次登出他的名字:“地方实业家王沅德”。
他还是一身布衣,不穿皮鞋,出门骑单车,身边最多带一个账本。他不办寿宴,也不挂名誉职务。
有人登门想拉他入会,他开门只说一句:“账刚结完。”
他做工人起家,吃过苦,动过手,记得住一张张工资条,后来厂子越做越大,工人变股东,技术员提干。
他没儿子,也没女婿,全靠一支笔,一本账,一口气撑起一大片生意。
解放前夕,他主动上交厂区,资料齐全。新政府接收那天,他穿旧中山装,把账簿一页页讲清。没贪、没藏、没逃,一页未缺。
她是东方女飞将,真的飞过战场
1928年,王灿芝到纽约,那年她28岁,长发短扎,英文中等,数学极好,申请的是航空机械系。
当时中国赴美女学生寥寥无几,读航空的只有她一个。
学校在纽约大学下属分校,师资为美军退役工程师,实训条件艰苦。
她住在寄宿家庭,每天来回两小时,课程满是理论力学、结构力学、发动机维护,练英文到半夜,自己画零件图,背教材词汇,从不请家教。
导师对她另眼看待,寒暑假留校,带她做螺旋桨模型测试。
期末论文是《双翼滑翔结构阻力最小方案》,这个题目毕业三十年后还被引用。
1931年,她回国没,进民航,直接去了上海航空专校当讲员,教理论课,也试飞,不是模型女飞行员,是真实飞上过天的驾驶员。
当时军方侦察任务紧缺,几次飞越长江、浙江湾,航线危险,云层密布。
她随机执行过图像收集任务,配有航拍装置,飞过一线,航图一次成片,传回即用。
飞的是固定翼,坐副驾驶位,记录气压、航线、弹道测试数据,是正规任务。
那年“东方女飞将”名号在《申报》头条出现,上头只写:王灿芝,飞行、教研、抗敌皆具。
她从不接采访,也不在公开场合发言,晚年被问起,她只说:“在天上待过一阵。”
1935年起,在重庆、西安等地讲学,主讲航模原理、机械震动,学生后来多任空军技术骨干。
晚年退居台湾,从事资料翻译和教学辅助,不出门,不应酬,身边常伴母亲画像,留下母亲遗稿手抄本,自己誊写两遍,一份赠中央图书馆,一份由兄长捐湖南省档案局。
1967年,突发脑溢血。
未留遗言,遗物中除证书外,仅有一副墨镜,与那本上海码头带走的小笔记本。
结语:
她32岁走上刑场,一身素衣、眉眼不改,没留遗言,只留下一双年幼子女。
血洒轩亭口那天,她没回头,也没流泪。
几十年后,儿子靠一支笔撑起湘潭半座城,成为实业巨擘;女儿飞上长空,成为“东方女飞将”。
她没等到春风,却种下了春天。
命运没饶过她,她却为下一代撑开了命运的天空。
那一刀没斩断她的血脉,反而让信念代代相传,秋风秋雨愁煞人,可她的骨血,从没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