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他用大半生潦倒，开创了慢词历史

柳永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祖籍福建崇安县。

柳永生于北宋初的儒宦之家，父亲柳宜曾是南唐的监察御史，南唐为北宋所亡后，柳宜入宋为官，官至工部侍郎。柳氏一族家教极严，家中也有很多人有科举功名。据史料记载，柳永“有叔五人宣、寡、宏、宋、察”，皆“有科第功名于时”，“有兄二人，名三复、三接”，“皆工文艺，号柳氏三绝”。

应该说，小时所受教育，还是培养了柳永强烈的用世思想的，他也是遵循着当时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普遍路径。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九岁的柳永便从家乡启程赴汴京参加进士考试。

根据记载，当时柳永是走水路入钱塘江先来到杭州。此时柳永年逢弱冠，刚出社会，一到杭州便被美好的山水湖光、繁华的都市生活迷住了，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在杭州一呆就是两年半。直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秋天，二十二岁的柳永才离开杭州东去苏州，在苏州、扬州又呆了两年多。

杭州、苏州、扬州都是当时江南名城，人口密集、经济繁华，政治上又不如汴京严格，文化上相对开放，秦楼楚馆遍地，市井文化极为活跃。柳永在这个阶段很明显地受到了市民音乐的熏陶，迅速开始歌词创作实践，并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直到宋真宗大宗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二十五岁时，才来到汴京。此时的汴京经过了太祖太宗两朝，太平日久，物阜民康，城市繁华，达于极盛，整个社会都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象。人们安居乐业，也开始追逐精神生活，市井文化极为繁荣。

在这样的环境下，柳永得以继续流连于填词生涯。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记载：

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可见柳永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市井之间流行文化的领导者，宋末罗烨在《醉翁谈录》写道：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这段经历从词人艺术创作角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它锤炼了诗人的词艺，早年锤炼的词艺与后期复杂的人生经历相结合，成就了北宋以来第一个卓有建树的慢词大家。

而从当时词人的人生来看，则多少是不幸的。工于坊间艳词的柳永，碰上的是注重儒雅、务本理到的帝王，这使得他的科考仕进之路极其不顺。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柳永二十六岁，第一次参加春闱考试，他自信满满，自认为“定然魁甲登高第”，谁料应试时，宋真宗下诏书：“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在此背景下，柳永初始落初试落第。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三十二岁，第二次参加春闱考试。这一年柳永应试、情场两不顺。情场上，这一年年初，他与相好的歌女虫娘关系似乎出现了裂痕，可能也因此影响了应试情绪，他第二次落第。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柳永三十五岁，本年他的哥哥柳三复进士及第，而柳永第三次落第。连续三次落第，词人心中烦闷，写下了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明显抒发了对屡试不第的愤懑之情，但从“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等句子中，可以看到他仍旧对科举抱着希望。然而这首诗却为他第四次落第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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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四十一岁，参加春闱考试再次落第。历史记载这次落第就跟前面这首词有莫大关系。昊曾在《能改斋漫录》有记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也有人认为，当时宋仁宗仅十四岁，尚年少，当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因此，黜落柳永的很有可能不是宋仁宗，而是刘太后。

不管是谁作出这个决定，这一下就把柳永推到了整个朝廷的对立面，几乎是断了当时柳永的仕进路。而当时柳永父亲也已去世，家中想来已无经济来源可以接济，多种原因之下，他以“奉旨填词”为名，开始与乐工、歌女合作，走上专业作词的道路，并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四次应试四次未中，词人所受打击颇大，愤怒之余离开汴京，又开始了江南漫游，五年后从江南回汴京短暂呆了一段时间，又陆续离开汴京去往西北、关中、江南等地漫游，累计约有将近十年时间都没有再参加科举考试。

在离开汴京开始漫游江南前，他送别亲友及当时认识的交好歌女，写下了著名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种凄凉萧条的心绪，与此前“风流事、平生畅”的潇洒，已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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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柳永五十一岁。这一年宋仁宗开始亲政，仁宗雷厉风行，立刻疏远刘太后的亲信旧臣，并起用因曾奏请太后还政而遭到贬斥的名臣范仲淹等，同时为了笼络士子，决定扩大开科取士名额，又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格外放宽尺度。

在这个背景下，柳永再一次燃起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

这一年，词人终于顺利通过考试，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宋风翔《乐府余论》提到“耆卿蹉跎于仁宗朝，及第已老”。中举这一年，柳永已五十一岁，年过半百，是一个迟来的中举。此时，词人心中纵有喜悦，喜悦中也难免带有萧瑟。

中举之后，柳永开始了出京游宦的生活。由于科举考试中举之士过多，如果不是家庭背景极为深厚或者是极为受到朝廷认可的人，很难有很大的官职，可谓是“游宦成羁旅”。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柳永五十二岁，在睦州任睦州团练推官，在这期间，睦州知州吕蔚是当朝宰相吕端之子，他极爱柳永才华，曾向朝廷举荐柳永，但并不顺利。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柳永五十四岁。柳永从睦州团练推官调任余杭县令，当县令这段时间还是非常受当地百姓爱戴，根据明代《嘉庆余杭县志》记载：

柳永字首卿，仁宗景湘司余杭县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备江楼于溪南，公余啸咏。

县志中还将柳永列入名宦类，可见柳永为官还是非常勤勉尽职，并颇有政绩。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五十六岁，柳永由余杭调任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他在这里写下了长诗《煮海歌》，诗歌对盐工的艰苦劳动有极为深刻的描绘。

这一时期，他的为官也颇受称道。《昌国州图志》将柳永列为《名宦》，今人叶嘉莹先生曾说：

综观有宋一代前后三百余年，而被此书记入《名宦》者，不过寥寥四人，而柳永独居其一，亦足见柳永在当地的政绩之为人民所怀念了。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柳永六十岁，这一年调任泅州判官，仍旧是地方官。

按照宋朝的升官路径，低级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两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通过考核的官员一般会给予晋升京官序列的待遇，特别优秀的还可以直接任朝官；而没有通过考核的官员，则往往只能在地方的七级阶官中逐级升迁，老于下僚之位。

柳永六十岁时，已于不同地方三任地方官，时间超过九年，并且在余杭、定海等都有政绩，被当地誉为“名宦”，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考核，晋升京官序列，却未成。

这种情形下，加之年纪渐老，诗人心中不是没有苦闷的，这种苦闷也多次地描写到了他后期所创作的大量羁旅行役词中，比较有名的比如《安公子》：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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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柳永也做了很多努力，可惜却用错了地方，他想通过《醉蓬莱》一词对宋仁宗歌功颂德，以求仕进，却在词中出现颂词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的情形，犯了帝王大忌，王辟之《泥水燕谈录》有记载：

永因“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普卿应制。誉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袁游凤辈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好在宋仁宗仁爱不记仇，庆历新政开始施行后，重定磨勘法，对京朝官选人的进状，要求一一复审，公正处理。庆历三年的冬天，柳永便通过申雪投诉，从泅州判官改官著作佐郎，随后按照宋朝官制一路平稳升迁，由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转屯田员外郎。

柳永成为京官时已六十岁，任京官约十年，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柳永年至七十。按宋朝官制，年七十应当当致仕，至此柳屯田正式退休，退休后定居润州（今镇江市）。

宋仁宗皇佑六年（至和元年，1054年），柳永七十一岁，卒于润州。

纵观柳永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沉沦下僚，或混迹于平民百姓队伍，或栖息于秦楼楚馆，或长久为地方官员，潦倒半生，却也为他带来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丰富了柳词的词作，这些内容是此前的小令所无法容纳的，只有通过慢词长调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小令的体式决定了它形式上篇章短小、结构单薄，风格上含蓄蕴藉、空灵婉约，适合于抒情，尤其适合李后主这样“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失赤子之心”的词作家，它更多像一种情感游戏。

而慢词则加入了更多的叙事性、写景性，能容纳更多的生活内容和生命体验进来，便于铺排展衍、宣泄情感，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

柳永虽然在政治上也许略显幼稚，在想要入仕的时候便写出“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种广为流传却会为上位者不悦的词句；而要对帝王歌功颂德时，还能在颂圣词中出现与以往的悼词有关的词句，让人觉得他实在天真得近乎愚钝。

然而对于下层人民的生活、对于乐工歌女的处境、对于地方官员的无奈，他却比当时任何一个高官达员都要体察深刻。他以一己之力，把本属于士大夫的词推向民间，通过雅俗共赏、情感真挚的词作拓宽了词的题材、也扩大了词的境界，成就了独属于他的文学史意义，正如学界所言：

北宋前期，词宗《花间》、南唐，其体不尊。词至柳永，其径始宽，其声始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