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经回归25周年，香港的回归是非常有独创性的一次政治实践，而时至今日其逻辑依然可以延续。
香港的繁荣并不是始于英国占领的初期，而是真正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基于“撤离苏伊士以东”战略之下，英国需要在苏伊士以东重新寻求一个战略支点的战略需要。为此，香港才真正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和扶持，并在英国体系下逐步跃升为“亚洲四小龙”。但是英国人作为外来殖民者，他们不想做的依然是让香港获得足以反抗其统治的集体行动能力，因此他们用香港“本土主义”压制与内地关系密切的左派，另外的他们不允许赋予香港与英国本土一样的选举权。香港皇家警察政治处依然在进行着镇压，而香港的教育也是显而易见的阉割。
变化来自于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人的主权回归谈判，这次谈判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与治权分割的主张，这构成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基础之一。这种治权表面上看是香港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更进一步地说就是维持香港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变，以“特别行政区”的名义成为中国的“制度飞地”。香港的地位得到了确定，并最终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中国。
这种制度飞地定位是很有好处的。香港背靠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主权属于中国，但制度环境与英国基本一致，并且在许多实践上也可以没有太多政治顾虑去满足安全和开放这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香港可以扮演着中国市场-国际市场之间的玄关作用，外资请进来、中资走出去，香港都是很好的适应地。应该说，香港的特殊作用也让整个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海外运作获得了良好的试验平台。
这种定位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与庞大的经济体量，其次则是中国对海外资本和海外市场有着巨大的需要。这两个前提不变，那么香港的定位就不会变，香港也可以继续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香港繁荣的根本。
香港本身很有问题也并不假。因为在回归后，香港的整体管制缺乏政府自主性，相反香港特区政府无法顶着社会利益集团的反对推动有利于香港整体利益的措施，并且他们在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对内地社会的污名化趋势中没有发挥足够的政治站位。这种特点与殖民地的政治架构有关，特别是英国人走后香港特区政府自己在很多领域事实上缺位。香港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压力的聚焦点，其实经济社会的压力巨大，而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事实上让这种压力在香港内部持续积累。
香港内部有大量的精神英国人和代理人存在，美国亚太地区最大的情报站就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这些其实都是众人皆知的秘密。这些机构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容忍的，只要不破坏中国的基本安全。不过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就开始逐步利用香港这种飞地的特点，试图迫使中国主动出手，借机试图让中国因为“香港不自由”而承受巨大的损失。幸亏香港警察部队在黑暴活动的过程中坚定地站在中央政府这边，这才让香港局势不至于在2019年就失控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直接出手并按照美国的剧本陷入政治被动。这点上，香港警察部队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事实上这些代理人存在与否并不会影响香港繁荣的基础，相反，这些人持续的制造香港与内地的紧张才会破坏香港繁荣的基础。香港的繁荣核心是在特定政治秩序之下的经济自由，而香港所需要的经济自由是完全可以与更大程度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并行不悖。中国自己的发展足以证明这种并行不悖的可行性，西方如果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他们自己会首先遭遇到损失。
当然，这个逻辑对于很多内心自负的西方人而言可能会选择装不懂。而香港内部的那些精神英国人也会选择装不懂。最典型的是陶杰，此公其实对英国的殖民手法看得很清楚，但他依然选择作为精神英国人，将英国视为唯一的“文明”。所谓的“香江第一才子”，预计会很快被历史的进程所狠狠抛弃。如果能让这批精神英国人不再影响香港社会，轻装前行的香港还会稳定许多。
香港特区政府现在施政路线已经明确，加上《国安法》落地生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秩序已基本有保障。现在，就看香港特区政府如何落实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