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故事100讲 | 第七十讲，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2021年06月07日22:50:43 历史 1985

七十讲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廖承志在广州与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文艺界人士在香港浅水湾萧红墓前合影（前排左起：丁聪、夏衍、白杨、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翰笙。后排左起：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曹禺）

原东江纵队交通分站站长廖志华：那个交通网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话，那个哨兵要问哨，不行就打死你。专门走小路，都是斩荆披棘，通过高山密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

部分文化名人在胜利大营救后的合影

电视剧《省港大营救》

张明慎：同志们，营救撤离工作，可以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我们要迅速联系这些文化精英和民主爱国人士，然后把他们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队的活动基地；第二，通过定安、惠阳游击区的交通通道把他们护送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第三，再从抗日根据地把他们护送到老隆，然后从老隆再到韶关，直至最安全的大后方！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之子）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营救方案最终确定了三水路一陆路撤离路线。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长途跋涉百余里，最终抵达深圳白石龙村。负责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东江纵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后人江山回忆，水路的撤离也克服了重重困难。

江山：日本人把所有的船上的机器全部都拆除了，然后这些船是没有动力的，只能靠老天、靠风，把这船吹到哪，才可以出去，何香凝坐的这艘船也是没有机器的。

1942年1月，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在白石龙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宋庆龄的撤离过程更是惊险万分，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找到宋庆龄并保护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后，启德机场就遭到日军攻占。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卿：通过这次大营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他们就坚信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主张。特别是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当中写道，这次香港大营救组织得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白石龙村

此后的100多天里，上千名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地“蒸发”，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创造了“胜利大营救”的奇迹。此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要论述

1938年5月30日

毛泽东在《解放》第四十期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章针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的情况，阐述了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文章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为什么提起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呢？是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由于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虽然仍处于辅助地位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游击战就有了它特殊的战略地位。文章为抗日游击战争规定了六项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文章还具体讲述了如何贯彻这六项方针的方法和途径，最后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9年5月30日

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二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后来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当然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1945年5月30日

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军事问题报告的结论。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经过内战、抗战两个阶段，这种思想是完成了，成熟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1947年5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评论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现在人们已经看到这些工具的迅速破产。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蒋介石军队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恰在这时，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我们曾经不断地向人们指出，蒋介石政府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这个政府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它就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这篇评论以《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014年5月30日

习近平在参加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时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各方面要共同努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培育起来。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全国人民中培育和弘扬，特别要注重从少年儿童抓起。

他指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年儿童中培育起来，家庭、学校、少先队组织和全社会都有责任。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加强校风、师德建设，根据少年儿童特点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努力做到每一堂课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授美德，每一次活动不仅健康身心、而且陶冶性情。少先队要坚持开展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活动，把广大少年儿童团结好、教育好、带领好。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

党史回眸

1925年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13人，伤数十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

2014年

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第一次全面督查。此后，国务院每年开展大督查。2019年4月22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2016年

5月30日—6月3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2018年

5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历史瞬间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

党史百问百答

党的“中革军委”在历史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翻阅党史文献发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曾经同时存在。众所周知，党的中央军委是党领导军事工作的最高机关。那么，“中革军委”为何与“中央军委”同时存在，它在历史上又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创建武装力量，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更名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并把全国工农红军的一切指挥权统一于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

1931年1月15日，为加强对全国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和工作指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其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

中革军委印章

中革军委设主席团，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技术书记组成，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初为总经理部）、总卫生部（初为军医处）、总兵站部、总动员部等。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等15人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在组织系统上虽然隶属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同时受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领导，实际上负有中央军委的职权，“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仍然存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主持，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军事工作，以及对苏区中革军委、各主力红军作战等重大决策的指导，但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随后，由于上海形势日益严峻，中央军委无法正常工作，中革军委逐渐开始成为工农红军最高指挥机关，管理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组织、教育和训练，并指挥工农红军的作战行动。正如时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聂荣臻所说：“到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此外，中革军委还经常向全国红军发布通令，颁布条例，指导各苏区的红军加强部队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地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

但是，中革军委成立时全国红军仍处于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间联系困难，情况不能及时沟通。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指挥手段有限等因素，中革军委虽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红军，但实际上很难真正实现对全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更多的还是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作战。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在上海另成立中共中央执行局和执行军委，此后遭到破坏。同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此后，中革军委的工作实际上由博古、项英主持。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革军委的指挥权。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革军委机关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3月中旬，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加强对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扩大由23人组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