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受陶峙岳之命护送苏联援助物资，前后300多车均安全送达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领衔通电和平起义，我当时任新疆警备总部所辖的整编七十八师二二七旅六八〇团中校副团长，部队驻扎在绥来县(现玛纳斯县)的玛纳斯河东岸。西岸是三区民族军的部队。

9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陶峙岳将军急电，令我立即到迪化晋见，我不知何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找车赴迪。

当时车辆稀少，尤其是绥来当时是所谓的“前线”，除运军粮外，很少有车辆往返于迪绥之间，因而耽搁了好几天，大至到10月3日，我才到迪化。

我找到总部三处祝源开处长(原二二七旅参谋长)，他告诉我陶峙岳将军已于9月底赴酒泉晋见彭德怀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了。

于是，我随同他到军校九分校校园晋见了陶晋初参谋长。陶参谋长处事果断、为人坦率、深谋远虑，一向为部下所敬重。我和他单独见面后，他先问了我一些部队情况及家庭简历后，便开门见山地就新疆局势向我征询意见，并特别交待说这是陶峙岳将军托问的。

当时，我虽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但仍直率地说出了我的观点和心里话。

我认为新疆国民党部队腹背受“敌”，已是瓮中之鳖，且少粮缺饷士气低落。为了确保百姓和国民党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走和平起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经过3天两次长谈，陶晋初参谋长在摸清了我的思想底细消除顾虑后方对我直言说:“陶总这次召你前来，是要你接受秘密保护苏联支援解放军进疆军用物资的任务。”

对这一任务，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在酝酿和进行和平解放新疆的过程中，新疆内部各种反对起义的势力加紧勾结，想作困兽之斗。

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和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为首的主战派，听命于主子，先是想将部队拉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线设防，阻挡解放军入疆。

此计未成，便取道南疆往国外出走。当时虽已通电起义，但仍有部分人企图负隅顽抗，所以不可掉以轻心。

尽管当时玛纳斯河已半公开开放(8月间，新疆省曾派陈方伯等政府人员来绥来玛纳斯河岸和三区军方代表谈判过)而河东岸的国民党军队布防严密。

整编二二七旅旅部及其所属六七九团担任正面河防警戒，关卡并以重兵扼守西大桥;我所属的六八〇团驻守东关、玉圣宫一带;骑兵团驻包家店、塔西河一线;七十八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控制了景化县沿公路两侧，同时，绥来县又驻有两个军统特务组织，严密监视着蒋军官兵和三区民族军的一举一动。

军统特务处长魏崇伯，平时就常跟踪监视我。4、5月间，他就曾向叶成报告我有“异党分子”嫌疑。叶成来绥来视察河防时还把我痛骂了一顿并限制我进城活动。

因此，能不能瞒住这些人的耳目，使这批物资顺利通过，我当时并无把握。

在经过片刻的沉默之后，陶参谋长看出了我的心事，说:“万一被他们发现，你可以说奉陶总司令之命办的。另外，我还要电告你们的旅长朱鸣刚。”

接着，他又说:“选派你担任这个任务，是经过我们反复考虑的。你在这个师时间长、人缘好、关系多、魄力大，比较合适，希望你大胆负责。”

参谋长的鼓励和信任，使我很激动。同时我也意识到，完成这一秘密任务，是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入疆后得以迅速挺进南疆的物资保证，也是我对人民解放事业效力的机会。

于是，我向陶晋初参谋长表示:“决不辜负总司令、参谋长的信任，坚决完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

回到绥来，我当即秘密着手为苏方押运人员准备伙食、修整道路、筹集柴草以及过河护卫等等。

由于一些同学、同事及挚友们的支持，事情进行较顺利。

第一次苏方来车时，领队见我穿着整齐的国民党军装，佩带左轮手枪，感到十分惊奇，竟怀疑我是假冒的。

通过翻译再三解释，并告诉他们接送任务是秘密进行的，方解除怀疑。

有一次，军统二处方面要检查车，我接到电话后，立即骑马赶到哨点做工作。后又给朱鸣刚旅长打电话，然后放下耳机，大声对哨兵说:“朱旅长说，这是秘密任务，放行!”

哨兵见我声色俱厉，又是有名的“二虎”(我的外号)不敢惹我，只好放行。

还有一次，六七九团防地大疙瘩路的桥断了，改走便道，土路不平行车极为困难。我向该团接洽派人修路被拒绝后，就请求旅长朱鸣刚亲自出面下命令，该团才派士兵修好路。

取暖柴草也是朱旅长派参谋长师景岳去办理的，他们为完成这一任务出了不少力。

这批军用物资，对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十分重要。虽然当时新疆已宣告起义，但仍有少数顽固派蠢蠢欲动。

倘若截夺这批物资，就会大大充实顽固派的力量，所以不得不秘密进行。

第一批物资经我亲自押送至景化，其后陆续来车，均由苏方自行送往目的地，运送物资前后达300多车，均安全至景化后到达乌鲁木齐。

文/高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