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誰才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前言：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兵攻破開封，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是為「靖康之恥」。千年以來，人們在審視這場國殤之時，有人認為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的元兇，也有人認為北宋之亡始於司馬光。事實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誰更應該來背這個鍋？

王安石和熙寧變法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曾在宋仁宗期間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變法，史稱「慶曆新政」，這場短命的變法持續了一年多，就被緊急叫停，沒能改變帝國的走向，北宋王朝依舊處於內憂外患之中。

相較於「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持續時間更長，變法的內容更為全面，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以後世的眼光看，王安石變法簡單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增加社會財富，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目的；二是對社會資源進行重新分配，「理天下之財以奉天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充實國庫；三是大力發展軍備，提升國家軍事力量，徹底解決西夏和遼國等外患問題，恢復漢唐氣勢，建立起一個大一統的大宋帝國。

雖然和慶曆新政一樣，王安石變法也以失敗告終，但是通過變法，北宋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人民負擔有所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據《文獻通考》載，元豐年間天下墾田數比治平年間多了20餘萬頃。畢仲游於元祐元年（1086）《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中說道：「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庄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一歸地官（指戶部）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用。」

對外方面，王安石的「強兵之法」 扭轉了北宋西北邊境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支持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對於熙河之役的勝利，史書評價是：「北宋王朝在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之後，八十年來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

雖然變法過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由於用人不當，急於求成的思想，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大相徑庭，而且造就了一批政治投機分子，如蔡京等人，為北宋滅亡埋下了禍根。

南宋時期的《神宗實錄》和《宋史》認為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元兇，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之語。

明代楊慎在《鉛丹錄》中更是把王安石說成是「古今第一小人」，他認為：「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

其實從「富國」和「強兵」這兩個出發點來看，變法本身是部分成功的，熙寧到元豐間國庫豐饒，收復失地，軍聲微振，北宋王朝也因此呈現出一副中興的勢頭。

晚清時期，梁啟超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可以這麼說，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處於混吃等死的狀態，通過王安石的治療，病人身體變好了，和鄰居打架也能打贏了，如果繼續堅持治療，病情可能會有所好轉。

可惜的是，由於害怕副作用，病人和家屬中斷了治療。最後病人在和新鄰居打架中，因為自身各種原因嗝屁了，家屬就把原因歸結到醫生身上了，覺得是當初醫生治療的問題，這就有點亂彈琴了。正如清人蔡上翔所言：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司馬光和「除四害」

司馬光一生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寫了部《資治通鑒》，二是反對王安石變法。

關於變法之爭，司馬光曾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也就是說，他們之間的爭鬥不涉及個人恩怨和私利，是為國為民的君子之爭。

但他上台執政後，卻把新法比之為毒藥，必須全部廢除。而實際上，新法的一些措施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比如曾經備受爭議的「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讓國家財政收入得到高速增長，有效減輕了農民負擔；又如「將兵法」等「強兵之法」讓大宋軍隊的戰鬥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和西夏的戰爭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曾經極力反對新法的范純仁、蘇軾等人，由於目睹新法給國家和百姓帶來的好處，紛紛諫言：新法不可盡廢！戶部尚書李常說："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己，可久者確。"這句話就如鄧公所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但是司馬光依舊堅持全面廢除新法，不管黑貓白貓，不管會不會抓老鼠，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就把新法廢了一大半。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終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廢除了。氣得蘇軾在家中跺腳大罵：「司馬牛！司馬牛！」

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 』，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對於免役法被廢，王安石愕然不解，你們不是說新法擾民害民嗎，不是「以人民的名義」來反對我的變法嗎，而免役法是真正的利民之法，已經深入人心了，為何你們連此法也要廢除了？

其實，任何爭鬥到最後都會變味的。司馬光曾說「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而在實際操作中，他不僅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同時還對變法派進行無差別打擊，甚至於連變法期間北宋將士浴血打下的疆土都要免費送還西夏，一寸河山一寸血，司馬光此舉已經可以上升到「賣國」的高度了。

司馬光曾經這麼評價王安石：「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殊不知最後他比王安石更為執拗。

明末清初，面對山河破碎，異族統治下的江山，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讀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憤怒：「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

結語：

歷史最忌非黑即白，我們不能否定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變法確實對當時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如果司馬光在廢除新法之時，能夠有選擇地進行廢除和改正，或者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歷史的車輪或許會因此改變。

但他對新法的看法過於偏激，有的純粹是為反對而反對，把新舊黨爭，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着重於國政運轉。從此宋朝陷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新法也因此成為各派系傾軋的工具，最後成就了蔡京等一批政治投機分子，為北宋帶來了滅頂之災。

如果說王安石給北宋王朝帶來希望，那麼司馬光則把北宋王朝帶入絕望。

如同明朝陳汝錡所說：「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王安石），吾以為實始於君實（司馬光）。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