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價值

如果用一種顏色來描摹遵義，那隻能是紅色。

地處貴州省北部的遵義，南臨貴陽，北倚重慶，西接四川，是西南地區承接南北、連接東西、通江達海的重要交通樞紐。

1935年1月，遵義老城，子尹路96號，一座灰白相間、中西合璧磚木結構的小樓，27平方米的會議客廳。彪炳史冊的遵義會議，就在這裡召開。

「這次會議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革命的「轉折之城」。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首批建立的21個革命紀念場所之一，遵義會議紀念館自建館伊始，見證了一個又一個關於「遵義會議」的故事。

1月15日，是遵義會議勝利召開九十周年紀念日。近日，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跟隨「遵義@1935」貴州紅色文化主題宣傳活動媒體採訪團，走進遵義會議會址，見到了遵義會議紀念館首任館長孔憲權的孫女，孔霞。

在這位「紅三代」的講述之中，90年來遵義會議精神歷久彌新，依然振奮人心。

遵義會議會址

活着的文物

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時，開會的小樓旁有一棵小槐樹。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曾提到，召開遵義會議時，她居住在二樓的一個房間里，每每打開窗戶，就能看到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樹。

如今，這棵小槐樹已長成參天大樹，新發的枝椏與老枝形成一個天然的「v」字形，象徵著勝利，成為見證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唯一「活着的文物」

站在老槐樹的身旁，用手指比一個「v」字，與會址合影留念，已經成了不少遊客「打卡」拍照的流行姿勢。這棵「勝利樹」，也成了這座歷史紅城的特殊地標。

第一次見到孔霞，是在這棵槐樹下，話題也自然從孔霞的爺爺孔憲權開始。

孔憲權是遵義會議紀念館第一任館長，是紀念館第一個紅色宣講員，也是一位老紅軍。

孔霞說，爺爺孔憲權出生於1911年，1930年參加紅軍，1935年長征經過遵義，二渡赤水後參加婁山關戰鬥時負傷。

「爺爺當時胯骨中了6發子彈，12個彈孔。紅軍四渡赤水行軍的速度越來越快，爺爺傷勢嚴重，不得不被留在了遵義，直到1950年，才與組織恢復聯繫。」

1952年，孔憲權被上級任命負責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籌建，1955年，孔憲權帶領籌建工作組沿着紅軍長征的足跡，走訪了貴州44個縣（市）以及川南、滇東北的5個縣，收集了大量珍貴文物和資料。

籌建紀念館的過程困難重重，貴州交通不便，山高路陡，當年全靠人背馬馱將收集到的文物運回來。

「有一次在雲南，他們需要渡過一條寬闊的大江。那裡沒有橋樑，只有一條用麻繩和竹子編織而成的溜索。為了保護那些珍貴的資料，他們甚至將裝資料的包袱綁在肚子上，背對着洶湧的江面，以確保資料的安全。」

經過不懈努力，孔憲權帶領的籌建工作組共徵集到文物一千三百餘件，資料三百多萬字。

1964年11月，在遵義會議會址全面維修即將完成之際，毛主席親自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這也是解放後毛主席為革命紀念舊址的唯一題詞。

1964年11月毛澤東同志遵義會議會址的題字。

如今，孔霞作為紅色宣講員，時常都在遵義會議紀念館裏為往來的遊客講解這座紀念館從籌建到成立的故事。

每一次，孔霞總是會從「一棵樹」的故事講起，「它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也將激勵激勵我們走好新的長征路」。

一張借條，一本詩集，一塊木板

跟隨孔霞的講解，行走在紀念館內，一件件無聲的文物發出聲聲迴響，90年前的崢嶸歲月逐漸浮現在每一個聽眾的眼前。

遵義會議紀念館收藏了近兩千件紅軍長征時期在貴州留下的珍貴歷史文物，比如遵義會議召開時所用的桌子，見證會議召開時的那口掛鐘，孔霞還介紹了幾件看起來並不起眼的文物。

這張現收藏於貴州省博物館的買豬條，是當年紅一方面軍長征途經遵義涼水鄉時，陳樹容借宿趙金和家，與趙金和協商後，寫下的購豬字據。

事後紅軍給了趙金和蘇維埃幣17.5元和兌換條一張，作為買豬和帶路的費用，趙金和收到錢幣和兌條後一直保存完好，直到1952年，趙金和之子趙玉琳憑兌換條在遵義人民銀行桃溪辦事處將蘇維埃幣兌換為人民幣。

1934年侗族青年楊和鈞懷念紅軍的詩歌抄本。

1934年，紅九軍團長征行至錦屏縣婆洞村，不但留下大量宣傳革命、民族平等的標語，還為當地群眾修復了被地主惡霸挖斷的道路。

紅軍所做的一切，都被侗族青年楊和鈞看在眼裡。因同情紅軍，傾向革命，楊和鈞在家裡的賬本上撰寫了七首懷念紅軍的詩歌。

1935年5月，楊和鈞下定決心，告別家鄉、投身革命。他人生最後一首詩的最後一句是這樣的：「再見吧，家鄉的一切，我要往北上，尋覓那光輝絢爛的紅日。」

「這本詩集，讓我們看到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摯的魚水深情，紅軍當年用自己的行動打動了貴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孔霞介紹道。

當時，紅軍總政治部發佈命令：「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門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從連隊到軍團的幹部以身作則，自己動手寫，寫滿整個宿營地。」

由於標語內容簡潔明了、通俗易懂，讀來朗朗上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紅軍的宗旨很快引起了當地老百姓的共鳴。其中，有一塊木板上的標語是：替紅軍 送消息。

遵義會議紀念館。來源：遵義發佈

一張借條背後是共產黨人一心為百姓的真實寫照，一本詩集背後是軍民魚水情深的深刻印證，一塊展板背後是歷史對當代人的殷殷激勵……

一件件文物蘊含著的，是「堅定信念、堅持真理、獨立自主、團結統一」的遵義會議精神。這些故事不僅豐富了紀念館的歷史內涵，更讓遵義會議精神穿越時空，照亮人心。

孔霞說，我們講遵義會議不僅是簡單的複述一段歷史，而是要講遵義會議精神今天的時代意義，講遵義的發展變遷，講我們身邊模範的事物和人，讓聽眾以小見大，透過文物背後的故事，理解遵義會議精神。

「新時代的遵義會議精神對於當代人來講就像是一種情緒價值，每個人的人生中總需要一個目標，在朝着目標努力的過程中，總需要有一個精神上的支柱，遵義會議精神就是這樣一種支撐，一種激勵人前行的情緒價值。」孔霞說。

走新長征路

提起爺爺，令孔霞印象最深刻的，是爺爺的眼神。「小時候，我跟着爺爺去過幾次婁山關。我永遠忘不了在婁山關上爺爺的那種眼神，讓人一瞬間可以感受到什麼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爺爺在新中國成立後毅然決然的投身到紀念館的籌備工作，我覺得1935年長征的火種依然在他心裏熊熊燃燒。他在婁山關上的眼神，有一種重走長征路的堅毅」。

作為遵義會議紀念館第一任館長的孫女，孔霞進行紅色文化、紅色故事義務宣講已經有31個年頭了。對於孔霞來說，成為一名紅色宣講員，也是在走屬於她的新長征路。

從義務宣講到專業宣講的轉變，是在2013年前後。當時孔霞開始整理爺爺的故事，整理過程中，她開始系統整理和學習紅軍長征的故事，真正踏上了專業宣講的道路。

「爺爺就是遵義會議紀念館第一任紅色講解員。有一天在老城區，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對我說，他還是個小學生時聽過我爺爺講，那時爺爺講得特別有勁兒，特別鼓舞人。」

孔霞說，紅色宣講就像是一座橋樑，跨越了時空，將爺爺與我，先烈們與我們緊緊連接在一起。

每每漫步在遵義會議紀念館中，孔霞總會湧起無限的感慨：「我常常想像，爺爺他們是如何用肩膀扛起、用脊背馱起一塊塊磚石，一點一滴地修繕起這座歷史豐碑的。是長征精神，是遵義會議精神，給予了他們無盡的力量。如今，紀念館吸引着無數遊客前來參觀，這種精神依然還在傳承，我想，這一定是爺爺最希望看到的。」

如今，遵義會議會址年參觀遊客量達400多萬人次，成為全國人民進行黨史學習、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課堂，是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的重要陣地。

現在，遵義講紅色故事傳承紅色文化的人也越來越多。「比我年長的一些紅色文化專家，有的已經是八十多歲高齡，仍在不遺餘力、鍥而不捨地講。還有很多我的同齡人、『90後』『00後』的年輕人、紅花崗區小學中眾多的小小紅色宣講員也在講。這種精神是無價之寶，堅定我們每個人走新時代長征路的信心和決心。」

今天的遵義，英雄的精神早已融入這座城市的一磚一瓦，激勵着一代又一代遵義人奮進前行。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遵義會議紀念館裏所有重要文物的故事都一一講給大家聽。我想挖掘更多文物背後的故事，讓更多人通過這些故事去感受長征精神和遵義會議精神」。

孔霞說，2025年是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前來會址接受紅色教育，傳承紅色文化的人正不斷增加，到了遵義會議召開100周年之際，來的人還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