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文明衝突與中國崛起

異質性不是文明衝突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但是，一旦文明的交流變成追逐權力的輔助性手段，或者只是權力衝突的伴生現象，那麼，它也必然以一種「血與火」的暴烈形式展開。

工業革命之後，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古今「時代性差異」得以扭轉，東西「民族性差異」繼續存在，疊加東西分流和權力衝突，文明衝突得以產生。在外在壓力與內在張力的雙重作用之下，中華文明既保留了延續千年的儒家內核，又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自由、憲政、民主的養分，從而實現了「創造性轉化」，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鴉片戰爭以來，每一次東西文明的衝突，都會加深國人對西方文明之優點和儒家文明之弊端的認識，改革派與革命派不斷試錯，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1949年以來，建設新中國的路並不坦蕩，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才正式拉開了中國崛起的大幕。

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除了從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總結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還應該從文明衝突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從閉關鎖國到「睜眼看世界」，再到引進西方「民主」與「科學」觀念的過程，這對於全面認識中美博弈，堅定改革開放的決心，都有重要意義。

一、東西文明的三重衝突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史，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明對抗，……從根本上講，是一場廣義的文明的衝突。」

文明的結構有三層，最外層是器物；中層是觀念與物的結合，主要是指制度層面；內層的是精神內核，如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和民族性格等。鴉片戰爭之後，東西文明的衝突，以及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就是按照這三個層次，由表及裡逐步展開的。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的，中國人首先是從器物上學習西方，如洋務運動時期興辦的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製造企業，目的在於「師夷長技以制夷」。這說明，國人從鴉片戰爭中吸取的教訓，只停留在器物層面。第二階段，始於甲午中日戰爭到辛亥革命，維新派從政治制度層面開始反思，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雖然維新派批判儒家的「三綱五常」，但並沒有。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是第三個階段，國人開始從文明的更深層次——儒家文化倫理觀進行反思，舉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號。陳獨秀在1916年發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中說的，「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二、東西文明衝突的四個階段

導致文明衝突的原因，既可以是不同文明的異質性有關，也與傳播文明的目的、傳播手段的正當性和不同文明之間的互補性密切相關，還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密不可分。「歐洲文明與儒家文明從根本性質上說是「極端相反」的，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十之八九拜兩種文明的衝突所賜。」但是，每一次衝突都能加深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這經歷了從器物和學術到政治體制，再到倫理道德觀念的不斷深入過程。

1.鴉片戰爭之前

「西學東漸」始於明末清初，持續了近百年，因雍正帝頒發「禁教令」和羅馬教廷對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

鴉片戰爭之前，中西文化的交流主要以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為載體。1552年8月，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cus Xaverius）成為第一個到達中國的傳教士，但他並沒有在中國傳教。直到1578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抵達澳門，1580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到達廣州和1582年利瑪竇（Matteo Ricci）奉命來到中國，才正式拉開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序幕。據統計，到1650年，耶穌會教友達15萬。

利瑪竇初來華時，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寫到：「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讚。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沒有理性的動物。」這種「中國中心觀」是長期以來閉關鎖國的結果。從來就只有落後文明向先進文明學習的道理，哪有先進文明向野蠻文明學習的說法。所以，如何讓中國接受基督教文明，成為擺在傳教士面前的一道難題。

為了顯示基督教文明的先進性，以使其被接受，傳教士一邊傳播教義，還一邊組織教友翻譯大量西方著作，以較為先進的天文、數學、物理、地理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吸引關注。除此之外，還帶來了一些最新的發明，如望遠鏡等。雖然基督文明與儒家文明歸屬於兩種不同的文明，但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選擇以士大夫階層為切入點，以更加靈活和包容的策略——「以儒釋耶」——來傳播基督教，致使中西文明在相遇初期維持了一種相互學習、相互融合的狀態。比如，為了傳播基督教「愛」的理念，利瑪竇將其嫁接到儒家中「仁」的思想，認為「仁」「愛」一體。儒家的「仁」指的是源自血緣關係而有分別的愛，而基督教的「愛」則講的是博愛，平等的愛，本屬於兩種不同類型的愛，但利瑪竇把儒家的「仁」從家庭關係擴展到了君臣關係，由自然紐帶輻射到天下四方，這樣就把兩種文明糅合到一起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基督文化整體上採取一種「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務實態度，東西文明因其互補而相容。

但是，即使是在初級階段，東西文明的本質差異就已經顯現，這集中表現為禮儀之爭。 「從根本上說，崇敬上帝的基督教文明與敬祖事天的儒家文明是兩大性質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統。……基督教文明禁止偶像崇拜，而中國社會卻普遍重視祭祀祖宗，設立祖宗牌位，祭悼亡靈；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袛，而中國社會『自天地日月星雷風雨以至山川城社門行井溜，莫不有神』……基督教主張男女平等，對男女同堂聽道，聚會，並無忌諱，而中國人則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中國民眾講求風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則反其道而行之；基督教主張『人類一體』說和『世界一家』說，儒家特別注重『嚴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濃厚的排他性。」

利瑪竇時期，基督會士對教友保留中華傳統習俗持包容態度，甚至自己在學習儒家思想和用儒家思想來闡釋基督教義的時候，也有一種被同化的傾向。利瑪竇1610年去世之後，在華基督教內部不同教派對這種傳教方式進行了廣泛討論，批評者眾。禮儀之爭逐漸擴展至國外，上升至羅馬教廷與清王朝的對抗。

禮儀之爭的背後，是兩種文明基因的差異。這一點，在1793年馬嘎爾尼使華事件中，更完整地體現了出來，並有觀點將其與鴉片戰爭直接聯繫起來。隨着鴉片戰爭的爆發，基督教與儒家文明的衝突將以更激烈的形式呈現。也正是在衝突過程中，部分受西方文明衝擊的中國人開始反思儒家文明的缺陷，並開始吸收西方文明的先進成分來改造器物，改進制度，以及解放思想，以實現中華的復興。只是，這個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屈辱中經歷了長達百年的探索。屈辱的開端，就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

2.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

鴉片戰爭之後，雍正時期被禁的基督教又獲准在中國內地傳播，但一開始僅限於5口通商口岸。由於有地域限制，衝突事件較少發生。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北京條約》規定「入內地傳教人士，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從而為基督教深入內陸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通過不平等條約，傳教活動被賦予了「合法性」，傳教士更是驕橫恣肆，為所欲為，甚至還欺壓到當地政府官員頭上，要新任官員要先到教堂登門拜訪，每逢過節還要送禮。所以，激烈的衝突隨之產生了，致使教案頻發。

教案只是鴉片戰爭之後中西文明衝突的一個側面。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之間，中西文明的衝突在知識、器物和生產領域全面展開，開明的洋務派和封閉的守舊派在「采西學」、「制洋器」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洋務派主張有選擇的吸收西方技藝，「師夷長技以制夷」；後者則排斥一切西方文明，仍將西方國家視為「犬羊之國」，鄙視其政教風俗。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再一次「被開放」，中華文明更進一步地被納入到世界近代文明體系之中。在朝廷掌權的洋務派主張改革以求生存，並抵禦外敵入侵。「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清朝隔絕於外部世界的一個原因是語言不通，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首先要培養通曉西方語言文字的翻譯人才。恭親王奕訢說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所以，李鴻章等牽頭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教授英、法、俄三國語言。洋務派逐漸認識到，要想自己製造輪船槍炮，必須懂得起內部原理，這就需要將這類書籍引進中國，而這又得過文字這一關。

洋務派與守舊派爭論的另一個領域是鐵路。在1874年日本侵略中國台灣的事件中，中國落後的信息傳遞方式和軍隊運輸方式延誤了戰機。再加上這段時間，煤炭開採行業也需要鐵路運輸。為此，李鴻章多次提議修築鐵路，但都遭到朝廷的反對。奕訢雖然表示支持，但也無能為力。直到1880年12月，淮軍將領、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正式向大清提議修建跌路，清廷才開始認真思考此事。出於運輸煤炭的考慮，清廷於1880年建成了從唐山到胥各庄的鐵路，長15里，這是中國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1885年中法戰爭之後，洋務派再次掀起了修築鐵路的討論。

洋務運動最突出的成績，是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水軍，這是中國海軍近代化的開端，整體實力可與美國媲美，穩居亞洲第一。但是，這樣先進的海軍，在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時，卻敗給了日本。國人開始從器物層面，上升到政治體制和文化層面，來反思救亡圖存之道。

3.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

甲午戰爭之後，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從此，國人對中西文明的比較深入到制度和倫理層面。

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之間，東西文明之爭體現在洋務派和守舊派的交鋒之中，但兩者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即維護大清的皇權專制。甲午戰爭之後，以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從更深層次反思中華文明的弊端，倡導更全面地學習西方，不僅是科學文化，還包括政治體制，從而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如果說洋務派在第二階段是中西文明衝突中的積極因素，那在本階段，其與守舊派同屬一個陣營，視康、梁之說為「異端邪說」，堅稱「天不變，道亦不變」，主張維護君主專制。

甲午戰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派在朝廷失勢。維新派認為，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不只是因為洋務派所說的「器用不如人」，更在於君主專制制度之腐化。康有為上書清帝，痛斥皇權專制，「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有體制尊隔之故」。皇權專制導致君臣之隔、官民之隔，信息傳遞不暢，政策決策扭曲。所以，維新派主張削君權、興民權、設議院，仿照西歐建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制。維新派還對君主專制的倫理基礎——傳統儒家「三綱五常」所確立的等級觀念進行了有力的抨擊，提倡「民本君末、君由民擇」思想。維新派認為，這兩個層面是聯繫在一起的，正是傳統儒家「三綱五常」的倫理觀給予了皇權專制以合法性。

在光緒帝的支持下，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維新派掀起了戊戌變法，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百日維新」宣告失敗。

這促使國人再次反思救亡圖存之道。維新派極力推崇在不推翻清王朝統治的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而維新變法又是因為體制內強大的守舊勢力的阻撓而失敗。這就形成了一個無解的閉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主張以美國的民主共和製為藍本，主張以武力徹底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佈退位詔書。至此，2132年的帝制歷史告終結。同時，1912年，也成為中華民國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制政府。但是，中西文明的衝突並沒有畫上句號。

4.辛亥革命的失敗與新文化運動

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孫中山退位，袁世凱即位，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經過一系列權力鬥爭，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人逐漸被排擠出政府體系。1915年，袁世凱廢共和，復辟帝制和孔教，雖以失敗而告終，但辛亥革命的理想也宣告破產，中國陷入了南北割裂、軍閥混戰的局面。正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梁啟超、梁漱溟等為代表的國內「文化保守主義者」藉機批判西方的物質文明，主張在儒家文明的基礎上，協調東西文明，形成了東方文化派。站在對立面的是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新文化派，豎起了西方「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以1915年創立的《新青年》為陣地，與東方文化派展開了辯論。

梁啟超推動的維新變法在政治上是進步的，但在文化上仍是保守的。按照前述中西文明衝突的三個層次來說，仍屬於第二個層次。維新派也對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綱五常」進行了批判，但仍舊是為其破專制、立憲制的政治主張服務的，他們並沒有徹底否定儒家思想，這一點在於新文化運動的對比中看得更清楚。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文化革命，豎起的是「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這是要革孔教的命。所以，新文化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以前的改革派更加徹底，也走得更遠。他們認為，中國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廢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民主政治。在文化上，他們主張用科學方法和科學態度對待儒家文化，從宗教上、政治上和道德上打破守舊的、愚民的信仰，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打破一切傳統「意締牢結」（林毓生用詞）的束縛，輕裝上陣，向西方學習。

經過「問題與主義」、「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討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之後，新文化派內部激進的俄國派和穩健的自由派分道揚鑣。觀念上的差異導致了革命道路的差異，最終，中國1949後開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經過了近30年的曲折探索，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任務和改革開放的重要決策。回望改革開放的40年，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我們發現，每一次有利於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重大改革，都會釋放新的改革紅利，牽引着中國經濟建設向上攀登。

三、從文明的衝突看改革開放40周年

從文明的視角回看改革開放40周年，1840年以來東西文明的衝突轉化為中國與世界文明的融合，而這又是以中美建交為起點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前兩天，1978年12月16號，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僅半個月之後，1979年1月1號，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國迎來開放新局面。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再一次相遇，不僅內容決然不同，形式也是天壤之別，不再是「血與火」式的對抗，而是求同存異，共存共榮。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經濟上來說，概括起來，就是對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的雙向開放和彼此間的良性互動，而對外開放是構建在以WTO為代表全球多邊體系基礎之上的。從1995年創立時起，全球多邊秩序就面臨挑戰，每一屆WTO部長級會議（MC）都有眾多抗議者，其中以1999年西雅圖MC3最為典型，4萬名美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工會會員和民權活動家抗議童工製造的廉價商品，消費者團體對進口食品安全問題表示憂慮，環保主義者打扮成海龜的模樣，抗議WTO取消對某種特定方式捕撈蝦類產品所實施的禁令（因為這種捕撈方式會危及瀕危海龜）。示威活動致使原定於西雅圖進行的新一輪貿易談判「出師未捷身先死」。

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開始反思全球化，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開始興起。從經濟層面來看，美國將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歸於全球貿易失衡，她指責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不合理的政策實現長期順差，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致使資金迴流，壓低利率，抬升風險偏好，吹起了資本市場泡沫。保守派特朗普上台之後，正式向中國和全球多邊秩序發起挑戰，中美關係面臨挑戰，WTO體系趨於崩潰，以自由貿易為主流價值觀的全球化，正在回歸到以國家主權和安全為核心的國際化。

美國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責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綜合其它官方報告和發言來看，我們認為美國的指責有5層含義：經濟模式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儒家重商主義」；一帶一路等擴張計劃是「新殖民主義」；政治上是「新威權主義」；而文化上，以孔子學院為代表，是「文化帝國主義」。

亨廷頓說，「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 。中美文明的差異是客觀的，潛在衝突也是永恆的，但並非必然。即使衝突發生，也可以通過改革來實現「創造性轉化」。由史觀之，外部衝突帶來的壓力，正是中國「現代性」的起源。

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中國應該思考的問題，不是中美博弈的短期得失，而是全球秩序的新方位，和自身在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實現的方式。

來源：FT中文網

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