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是不是頑固守舊派？

北宋元豐八年春（1085年），67歲的司馬光來到京城開封，為的是弔唁剛剛去世不久的宋神宗趙頊。

司馬光一進開封城，立刻就把皇帝去世的熱度給壓下去了。開封市民紛紛前來圍觀著名前宰相的尊榮，造成萬人空巷的轟動效應，堪比如今的當紅一線明星下飛機後被粉絲包圍的場景。

史料記載，京城的老百姓為了一睹司馬光的風采，好多人竟然千方百計爬到樹上、屋頂、樓頂，就差配上望遠鏡了。

還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宮的道路，將司馬光團團圍住，央求不停。大家都在向司馬光訴苦：「大人您不要再走啦，留下來輔佐新皇帝吧，要不然我們都活不下去啦！」

為何老百姓會對司馬光說出這樣的話呢？

這就得聯繫到宋神宗在位期間與王安石搞的那場變法改革了。

司馬光

王安石

元豐八年，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雞毛。

司馬光進京奔喪，其實只是履行臣子的本分，本來也是很低調的。但司馬老人卻意外地成為了開封城的「現象級巨星」，引來眾人圍觀，甚至有人把他當成可以力挽狂瀾的救世主，把他自己都驚得不知所措。

想當年，神宗在位之時，力頂王安石的改革大計。身為宰職的司馬光卻與同級別的王安石政見不同，兩人爭得不可開交，神宗無法協調。

見皇帝更青睞王安石，司馬光便憤然離開朝堂，回到洛陽專心修着他的《資治通鑒》去了。

15年後，神宗病逝，司馬光低調奔喪，本以為自己在15年間早已被人遺忘，殊不知卻一下子成為廣大百姓心目中的「中興支柱」，不免驚詫錯愕。於是在弔唁結束之後，便急匆匆地跑回洛陽了。

之後不久，司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響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反擊戰，幾乎將新法盡數廢改。一向反對變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得償夙願。

在史書記載中，司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頗有名望的官員。意外的是，司馬光去世後不到十年，卻險被開棺戮屍。他苦心編纂多年的《資治通鑒》差點被毀，朝廷所賜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後，他的名聲在忠奸之間「反覆橫跳」，一度被指斥為奸臣，但後來又恢複名譽，被奉為良臣，畫像還被供在皇宮。

其實這很正常，任何歷史人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形象。儘管司馬光不支持變法改革，卻並非說明他很迂腐。相反，從某種角度來說，司馬光也是一個心懷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的改革與王安石的改革有所不同。

早年耿直正派，敢作敢當

司馬光出名的時候，是宋仁宗在位時期，他也算是一個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戶曉，這事大概率是真的，包括《宋史》在內的各類官野史書都有記錄。

那年頭沒有現在這麼豐富的新聞娛樂活動，因此當年司馬光砸缸救小夥伴的英雄事迹，很快就成為頭條新聞，少年司馬光因此名揚京洛。

此後，司馬光又通過個人努力，證明他不僅善於救人，還善於學習。他考中進士，進入中央公務員行列時，也只有20歲，是科場和官場上名副其實的「小鮮肉」。

剛到中央上班時，司馬光就表現出一股「銳意進取，心懷天下」的「正義感」，性格也又沖又直。

早年他當諫官期間沒少給仁宗皇帝寫摺子，且大都是建議皇帝怎麼怎麼改革、怎麼怎麼施政。

司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財政困境，他在給宋仁宗上書時說：「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這正是日後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原因，而司馬光早已發現這個危機。

但在司馬光看來，國家沒錢的原因並不是政治經濟制度有問題，而是在於用人不當。

司馬光曾給仁宗皇帝寫過萬言書，表達出改革的核心「在於擇人，不在立法」。

這是他與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處。

對於緩解財政壓力，司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認為關鍵在於做到「節約開支」與「藏富於民」。

為此，司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點建議：一是停止濫賜；二是提倡樸素之風；三是減少冗官冗兵，肅清貪官污吏。

「冗官冗兵」說白就是政府與軍隊機構臃腫，不少人在其中只掛空餉不幹活，官員貪污中飽，小吏加重勒索，導致「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來，百姓所受剝削甚於以往，國家經費卻依舊不夠花。

這一時期，司馬光針對財政問題寫了一系列奏章，而且大都是在說那些直接懟皇帝的話，比如他反對反對皇帝過節遊園，反對宮中大開宴會，反對增修皇家別墅，看起來簡直是個刺頭。

不過，宋朝本來對言官就相對寬容，加上仁宗皇帝又是出了名的「老好人皇帝」，所以司馬光不僅沒有被皇帝責怪，反而很多建議都被皇帝接受。

後來，在仁宗立儲的關鍵大事上，司馬光再次直言納諫，收穫了不小的威望。

宋仁宗

話說，宋仁宗在位末期，沒有兒子在世接班，他自己又體弱多病，朝中大臣都急着讓他早點從趙家旁支找個合適的人當太子。

但仁宗似乎不甘心，一直借口說「我應該還能行，沒準後宮哪個嬪妃明天就懷孕了」。

當時的宰相韓琦磨破了嘴皮，就是勸不動打哈哈的宋仁宗。見此情形，司馬光二話不說，一口氣連寫數道奏章，力勸仁宗說：「只有小人才會天天說您長命百歲，我們這些君子只知道未雨綢繆。我們當然想讓您多活個十幾年，但關鍵是我們說的不算，所以得有所防備。您要是老想着自己努力生兒子，卻不提前立個儲，萬一您哪天忽然駕鶴西遊，那些奉承您的小人就會私自把持朝政，禍亂國家。唐朝後來那些年不就是這個情況嗎？所以，您得趕緊立儲。」

司馬光的一席話打動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立儲的批示送到宰相辦公室（政事堂）。

後來幾經斟酌權衡，宋仁宗終於確定了侄子趙宗實為繼承人，即後來的宋英宗。

正是因為司馬光在立儲一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後來歐陽修還評價他「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

宋英宗即位後，司馬光依舊不改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間傳說中曹國舅的原型）為宰相，司馬光就公開表示反對，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給宦官任守忠升職加薪，司馬光直接罵任守忠是「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導致任守忠最終遭到貶黜。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的早年經歷，完全不像是一個頑固守舊派，反而更像耿直忠烈的肱骨良臣，可他最終沒有成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選。

剛正不阿卻得罪皇帝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的長子、20歲的趙頊即位。

這位「有氣性，好改作」的年輕皇帝，為改變宋朝內憂外患的困境，在即位之初就思考尋找能夠力挽狂瀾的輔政人才。

宋神宗

一開始，神宗還是挺看重司馬光的，畢竟他的名望與才華一直為人稱道。

三朝老臣韓琦下台後，宋神宗就讓司馬光暫時代行御史中丞之職，將他作為宰相的候選人，並與他就改革問題進行了一番探討，其中免不了談到人事問題。

當時朝廷正需要懂得理財的人，宋神宗看上一個叫薛向的大臣，司馬光卻不以為然。

司馬光抱持傳統士大夫的價值觀，認為善於理財的往往都是小人，這一點在王安石變法遭受的抨擊中也多有體現。因此司馬光就給薛向扣上「姦邪」的帽子，讓皇帝要多加提防。

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興了。

宋神宗對司馬光說：「朕經過思慮，任用一兩個人才，反被朝野上下非議，恐怕不是啥好事吧？」

司馬光直接反懟：「這是好事啊！即便是堯舜也難以知人善任，陛下剛剛即位，萬一任用姦邪，大家為了明哲保身而一言不發，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神宗聽罷，表面滿意，心裏不爽。再後來，又一次談話，讓君臣二人關係更加決裂。

宋神宗曾問司馬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巴結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個好些？」

司馬光說：「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為，但一味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也不是正人君

子所為。」

這句話戳中了皇帝的痛點，什麼叫見風使舵，難道朕的話都可以不聽嗎？

其實，司馬光內心裏要表達的是鄙視阿諛奉承的意思，這是他從政為官的原則。可惜，有時候太講原則，往往會得罪很多不該得罪、不想得罪的人。

於是，沒過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馬光的御史中丞之職，讓他去做無實權的翰林學士。

司馬光顯然感覺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

宋神宗於是找他來問話，說：「愛卿你又能搞寫作、又會搞政治，讓你在翰林院搞幾天寫作，你還搞不了嗎？」

司馬光硬着頭皮說：「我笨，不會寫套路化的文章（四六駢文）」。

宋神宗說：「愛卿你可是當年公務員招考的時候考進來的，怎麼可能不會寫公文？難道你是走後門的？」

司馬光依舊堅持推辭，跟皇帝道別後，竟然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詔書塞到他懷裡，一定要他做這個翰林學士。司馬光只好認命。

之後，宋神宗召見另一位主張改革的大臣——王安石，也是司馬光的老朋友。

同樣是討論改革，宋神宗問王安石：「如果你執政，會怎麼做？」

王安石堅定地答道，變風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宋神宗頓覺天賜知音。

與王安石曾是好友，卻走向對立

當初，司馬光與王安石確實是好友，他倆與呂公著、韓維並稱為「嘉祐四友」。四人年輕時都是中央公務員，上班一起開會，下班一起擼串，關係鐵得很。

據說，王安石早年為人不修邊幅，身上甚至長虱子。對此，司馬光還寫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詩調侃他不愛洗澡的壞習慣，說：「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虱皆當遠邇播。」

朋友之間能這樣互損，這百分百是「好基友」沒錯了。

王安石雕塑

然而，再親密的基情友誼，也經不起政見利益的考驗。

司馬光與王安石天生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經過多年官場的熏陶歷練，自然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們對待宋神宗的改革大業，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態度。

司馬光的改革理念在仁宗時代就已經展露無遺：他認為解決財政危機的關鍵，在於「節流」。

與之相反，王安石變法提出解決財政危機的方法是「開源」。

王安石認為國民經濟這塊蛋糕是可以做大的，而蛋糕變大了，朝野各個階層都能從中受益，即所謂的「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看問題的角度則相反，他認為國民經濟這塊蛋糕的大小是永恆不變的，即所謂「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因此朝廷想要發財，就必須從民間「取錢」，說白了就是與民爭利。

顯而易見，司馬光自然看不上王安石的那套改革理念。

一開始，司馬光沒打算破壞這段哥們情誼，他便一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言辭懇切，表達的意思是：「老王，看在咱倆多年交情的份上，我勸你聽哥的話，別整什麼變法那一套。你要虛心，哥是為你好，不想你自此遺臭萬年。」

然而，王安石「並不領情」，為了個人的治世理想，他毫不猶豫地給司馬光寫了幾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給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怨謗」等罪名一一進行反駁。

自此，二人針對新法展開了多次辯論。

王安石說，解決財政困難就是要找到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卻反駁道，所謂理財，就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民眾最終不堪盤剝，只能流離失所。

王安石變法的措施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構想中，青苗法實施後，官府可以向老百姓借出餘糧，防止災年荒年老百姓無糧可種，而等秋後收回利息，又可以增加國庫的收入，這看起來是一項利國利民的舉措。但其中也蘊含著很大的風險：如果遇到災害，糧食沒有收成，農民就無力償還青苗錢。

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青苗法如果實施不當，很有可能成為地方政府榨取盤剝百姓的苛政。因此極力反對青苗法實施。

隨着其他一系列變法措施相繼出台，二人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見到神宗與王安石關係鐵的不行，變法難以阻止，內心失落且憤怒，最終主動要求辭職下放，離開中央，到地方當閑官去了。

這一走，就是十五年。司馬光幾乎成了官場的邊緣人。

反對變法失敗，離職著書

司馬光離開京城後，先是到陝西任省級官員。任職幾個月的時間，正逢關中饑饉，盜賊四起。而此地的地方官員，不顧百姓困苦的現實，打着青苗法的名義，大肆提高借糧的利息，甚至遠遠超出富人的償還能力。更有甚者，有地方官為了追求政績，竟額外勒索百姓，高額償還借糧。

司馬光實在看不下去，於是上書朝廷，請求讓最窮困的那批農民借貸青苗而不取利息，或只收薄息。同時，他還請求暫免受災地區所欠的青苗債，緩解老百姓的生存壓力。

可惜的是，由於朝廷及地方黨派利益集團從中作梗，司馬光的合理建議並未得到理解，反而遭到否決。

司馬光內心感到無比鬱悶，寫下了《登長安見山樓》一詩：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閑。

歲晚愁雲合，登樓不見山。

而後，心灰意冷的司馬光，再次辭官，前往洛陽擔任閑職，不再摻和政事。

啟程前往洛陽時，司馬光依舊牽掛着關中的百姓，並對自己在任時未能緩解當地百姓之困而羞愧難當。他便在《到任明年二月罷官有作》中抒發自己的苦悶之情：

恬然如一夢，分竹守長安。

去日冰猶壯，歸時花未闌。

風光經目少，惠愛及民難。

可惜終南色，臨行仔細看。

此後在洛陽的十五年，是司馬光官運黯淡的時期，卻也是他文學創作最旺盛的時期。

十五年間，司馬光在劉攽、劉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協助下專心編撰《資治通鑒》，完成了這部294卷的巨著。

儘管遠離了政事的紛擾，並有着書的目標讓自己過的充實，但司馬光的心情卻依然十分複雜。

他一方面感到為官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閑適。另一方面，他仍然無法擺脫政治，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將司馬光當作了一面旗幟。

熙寧四年（1071年），司馬光的好友，御史中丞呂誨因反對變法被罷官，不久後鬱鬱而終。

司馬光還在朝廷的時候，呂誨就天天跟王安石唱反調。而司馬光雖然也反對變法，但對於呂誨公然跟王安石對着干這件事，他卻勸說呂誨：你鬥不過老王的，人家現在正是大紅大紫的時候，咱們要等待時機，不要太莽撞。

但呂誨卻不聽勸，結果最終被罷官免職，抑鬱成疾。

晚年重返政壇，卻活成自己討厭的樣子

神宗皇帝去世後，宋哲宗趙煦即位，年僅9歲，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臨朝聽政。

這位被譽為「女中堯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調整中央領導班子，將此時年邁多病的司馬光請回朝中為相，而此時的王安石，因為變法而遭受各種攻擊，最終下台。

宋哲宗

高太后恨透了王安石那一套變法，她支持司馬光「撥亂反正」。因此，司馬光便開始大刀闊斧地廢除新法。

起初，司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於廣開言路，當年神宗推行新法時，為了壓制不同意見而嚴禁「誹謗」，導致新法實際執行的弊端無人上報。司馬光遞上《乞開言路狀》，請高太后下詔放開輿論，結果，詔書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

司馬光原本的想法是「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去之」，這是說新法中有用的留下來，惡法才廢除。

可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司馬光卻做成了自己討厭的樣子。

比如很多人勸司馬光：新法畢竟執行了這麼多年，已經形成一批靠新法而牟利的集團，所以廢除新法要循序漸進，以免過於急躁惹出亂子。

但司馬光卻不聽，因為大權在握的他，似乎頭腦發昏，變得跟王安石當年一樣一意孤行。

與司馬光站在同一戰線的邢恕勸說司馬光：「廢除新法確實有好處，但如果大張旗鼓地干，豈不是讓兒子（哲宗）公然反對老子（神宗）的做法？將來小皇帝長大了，會怎麼想呢？」

司馬光卻不以為然：「我明白，但我是為社稷着想，顧不了這麼多了。」

於是乎，在重回朝堂的十六個月間，司馬光怒寫百餘篇奏疏，廢除了各項新法措施，貶黜了一大批新黨重臣，搞了個天翻地覆。

這場政治運動一直持續到高太后去世，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在悲憤中去世。司馬光在給呂公著的信中說：「介甫（王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

或許，真實的歷史中，司馬光並不恨王安石，他們的友誼是純真的。司馬光只是痛恨新法，畢竟他親眼見過百姓因新法而遭受困苦。

司馬光與王安石站在了兩個極端，王安石只關心新法的益處，以至於不顧它帶來的弊端；而司馬光只看到新法的弊端，卻絲毫不在意它的益處。

兩人都覺得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進而竭力反對對方的理念措施。但說到底，他們倆其實都是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

在司馬光人生的最後6天前，已經被病魔抽幹了精力，但他扔強撐身體，廢除了他最痛恨的青苗法。

起初，司馬光還是猶豫的，他覺得廢除青苗法一旦操作不當，執行失誤，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害。但此時，他得知范仲淹的兒子范純仁在朝中公然奏請繼續發放青苗貸款。司馬光氣得從病床上爬起來，跑到宮中問高太后，是哪個奸賊又在蠱惑陛下發青苗錢？

當初年輕的改革者，徹底淪為瘋狂的守舊派。

王安石去世5個月後，68歲的司馬光也撒手人寰。

史料記載，司馬光一生清貧，雖然居於高位，但衣着簡樸，餐食樸素。個人財產少得可憐，與其宰相之職極不相稱。他的死訊傳開後，京城上萬人罷市前去祭奠，沿途護送其喪車返鄉的有數萬人之多。

儘管變法與守舊兩派的領袖人物都已離世，但兩派人馬的明爭暗鬥卻遠未結束。

紹聖元年（1094年），變法派重新上台後，司馬光被剝奪名譽，險些被開棺曝屍。到了宋徽宗即位後，奸臣蔡京把持朝政，更是給司馬光打上「大奸大惡」的名號。

據說，蔡京要求各地把元祐黨籍碑（差不多是污衊政治反對派的大字報）立在全國各地，其中就有司馬光的名字。而長安有個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卻不願刻碑。

他說：「我不是讀書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認為司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說他是姦邪，我不忍心鐫刻。」

官府聽說後，要治他的罪，他便說：「讓我刻可以，但請不要刻『安民』二字於碑上，我不想為後世所指責。」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生前和死後，都是受很多老百姓尊敬的。

或許以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司馬光的做法更偏向於守舊。甚至有人說，北宋變法中興的機會就是被司馬光給毀掉的。但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司馬光作為一個官員，在百姓心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就說明他至少不是一個貪官、奸臣。

無論司馬光是支持改革還是守舊，他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天下。

這一點的確值得敬佩。

（參考自《文治帝國：大宋300年的世運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