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縣城大合併,最終結果如何？

2019年，一場轟轟烈烈的縣城機構大合併在我國的山西拉開序幕，截止到去年底已經有97個人口小縣完成了機構大合併

但奇怪的是根據全國住房公積金報告的數據，全國體制內職工人數，從2020年的4513萬人依舊在2023年增加到了4835萬人，那為什麼我國體制內人員反而越改越多

本期帶大家深入現實的案例，探索一下這其中的奧秘

19年開始的這輪縣城機構合併的起因，是山西省的某位領導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了大量的人口小縣財政入不敷出，實際常住人口不到10萬的小縣需要供養3000名公職人員，比較誇張的是有的縣城甚至財政供養比例達到20比1，也就是20個老百姓里就有一個需要財政供養的公職人員

於是乎山西成為了這輪縣城機構合併的先行者，2020年先在臨汾市的浮山縣和忻州市的河曲縣開展了第一批的合併試點，成功後又在2022年和2024年分別完成4個縣和5個縣的合併工作

自此山西經驗被全國推開，湖南、安徽、甘肅、江西、福建、四川、陝西等地相繼啟動了人口小縣機構改革，截止到去年底，已經有97個人口小縣完成了機構大合併

要知道不是到了迫不得已，人是很難自己割自己的肉刮骨療傷的，鐵飯碗能被這麼快的砸碎，更多的是有些問題實在拖不了了

首先那就是人口的問題， 2022年我國人口總數出現拐點，而高線城市對低線城市的人口虹吸更是在加劇，這造成了小縣城的人口快速消失，2010至2020年這十年我國縣城人口直接減少了1.07億人，縣域人口佔比從1990年的81.4%快速下降至2020年的51.5%。

而根據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全國共有414個人口20萬以下的縣城，這其中，四川，內蒙，山西斷檔排名前三，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名單里有沒有你家。

人口的大量減少，自然就不再需要配置這麼多行政單位，所以關停並轉是必然之舉。

其次，冗員的問題並不是人口減少直接造成的，它其實一直存在，但很多中西部城市的公務員依靠着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可以拿到遠超當地平均工資的收入，用盡所有手段進入體制內工作，是這些城市裡稍微有點資源家庭的首選，而中國又是一個人情社會，很多沒有必要的崗位被人情創造了出來，這些縣城婆羅門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效率可想而知，最終只會出現人數明明很多，但活還是干不完，各個部門天天喊着缺人的結局。

根據財政部的數據，勞動報酬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在近十年來不斷上升，從2012年只有33%左右，到2020年後直接翻倍超過了60%。

之前靠着轉移支付和房地產的火熱，很多缺乏真實收入的縣城，雖然人員冗雜，但咬牙還能支付的起，但這兩年房地產熄火，可以印錢的土地市場被凍結。

單靠轉移支付已經難以支撐之前超載的公務員們，到了2019年後中央的盈餘也已經只能填補地方一半的窟窿了。

直到很多縣城的財政真的快揭不開鍋了的時候，這場刀刃向內的改革也終於掀開了帷幕，但看起來轟轟烈烈的大合併，真的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冗員冗官和財政支出的問題嗎？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可能比較骨感。

以一直以來宣傳的優秀案例，山西第一批小縣機構改革的試點縣河曲縣為例，我們深入來看看這場改革到底是怎麼改的。

整體的改革思路其實就是大部制改革，所謂大部制就是把一些職能相近的小部門，合併同類項後整合成一個綜合性的大部門，進而精簡機構精簡人員，比如文化局、文物局、體育局、新聞出版局可以合併同類項變成一個大的文體局。

經過了一年多的整合，最終河曲縣將原本36個黨政機構精簡為了22個，186個事業單位整合為了40個，10人以下的事業單位全部裁撤，原本1900個事業編製最終只剩下三分之一，領導職位也從135個精簡為114個，計算下來改革完成後人員經費可以減少 2200 萬元。

從以上的數據來看，河曲縣的這次機構合併不可謂不成功，但事情其實遠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我們看看領導們是怎麼安置的，你以為多個局合併後就能省去好幾個局長和副局長的崗位嗎，對不起並沒有，這種一刀切的改革只能遭到全面的反對，所以為了能推進改革，實際的操作緩和的多。

以河曲縣改革後的發改工信和科技商務局為例，這個新設立的部門是由原發改局、原工信局、原能源局三個局組成，原來的三個局長合併後統一變成了新局的副局長，而正局長由原本就分管這塊的副縣長兼任，之前的三個局長依舊管理着之前的業務和板塊，級別和待遇也保持不變。

這樣一來原本的層級關係和利益關係並沒有被打破，只是好聽的正職變成了副職，這種操作減輕了很大一部分來自領導們的阻力，但再怎麼樣，領導崗位數量還是減少了，所以有些人還是必須離開，但操作上也是以穩為主，比如對快退休的人，鼓勵提前退休，選擇提前的領導幹部，提升一個級別的待遇；短時間退不了的，只能取消領導職務，但會保留級別和待遇，給個閑差養老等退休。

在這種操作下，財政對於領導層的支出其實並沒有減少很多，但領導崗位的的確確是減少了，至於多餘的冗員則需要時間去等待他們退休。

而對於超編的普通員工，主要也是採用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一小部分下沉到基層執法崗位，剩下的大多還是以超編的身份呆在老地方，以「退三進一」方式慢慢消化，所謂退三進一，就是每退休三人，再新招一人，以河曲縣目前的情況來看，達到1900個事業編製裁撤三分之二，人員經費減少 2200 萬元的「完全形態」，最長可能要在十年之後了，這還是該政策在這十年里能夠一直被堅定執行的前提下，至於為什麼這麼說，各位可以再回頭看看視頻開頭提到的為什麼會有這場改革。

現在距離河曲縣完成合併已經有5年之久了，回頭再看這場浩浩蕩蕩的改革，有好的變化，也有新的問題。

好的變化是因為分管副縣長直接兼任了局長，讓彙報的層級變的更加扁平，相當於減少了局長這個層級，溝通成本顯著降低了，副局長報給局長就相當於報給分管副縣長，相應的業務彙報材料，也從之前需要做三份，到現在只需要做一份，除了副縣長之外，大家都減輕了工作量，自然是拍手叫好。

其次，相近職能部門的合併也有效減少了工作推諉的發生，一件事情可以從前到後由一個大部門整體負責，比如想要推動農田的高標準改建，在之前肯定是農業部門牽頭，負責整體的規劃建設，但涉及到坡改梯和水土一類的問題又要找水利部門協調，而農田如何提高農機適應性還要找農機部門規劃，作為牽頭部門的農業部跟其他部門是平級，很難調動其他部門真正的積極配合工作，但合併成為了一個大的農業部門後，協調起來就會方便很多。

當然合併後很多副作用也相應的產生了，要知道縣級的部門是合併了，但市級的和省級的可沒有合併，改革後出現了「一個兒子」對應「幾個老子」的尷尬局面，上下不對應、上下難協調的問題隨即出現，很多下級部門被取消之後，上級的主管部門可能會開會不通知，文件不下發，該給的資金也不再下撥，而且很多省級市級的會議要求部門副職以上領導參加，這讓很多領導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

而這次合併最核心想要解決的問題，大量冗員和財政支出，具體的數字也缺乏後續的報道，但從山西第二批原本計劃改革的12個縣，到減少為８個，最終只完成4個的實際推進情況來看，這場大部制改革可能還有很多問題和阻力。

其實，大部制改革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1990年就在陝西省黃龍縣進行過類似的嘗試，2000年後在湖北和廣東也都有過試點，這些縣城在合併之初也是一片新風氣，新氣象，但有句話說的好，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上下不協調的成本最終還是大於了合併產生的收益，而結果就是這些地方最後無一不是回歸了原有的體制，甚至有的地方在改革差不多五六年之後，財政供給人員比改革前還增加了1000多人。

那為什麼已經有了如此多的前車之鑒，這場從2019年開始的新一輪針對人口小縣的大部制改革還是選擇了相同的路徑呢？各位可以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那個被大領導安排搞人口小縣合併的負責人，為了推進工作你能怎麼做，當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工作方案歡迎評論區留下你的建議。

從全國的數據來看，體制內人員這幾年來反而越改越多，對比一下2020年和2023年全國住房公積金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全國72萬個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實際繳納公積金的職工人數，從2020年的4513萬人依舊增加到了4835萬人，如果加上國企員工，廣義的體制內人員到2023年底高達7900萬人，這裡還不算大量吃財政飯的臨聘和勞務派遣「臨時工」們。

但隨着我國人口持續減少的趨勢繼續，政務需求和稅收來源只會相應減少，相應的政務支持人員也必須跟隨減少，像是因為財政困難自下而上的進行機構合併精簡人員只能是治表，真正改變現狀需要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我國這兩年其實也有類似行動在進行之中了，而且伴隨着科技的進步，ai政務的興起和普及正在孕育之中，最近全國學杭州和deep seek的風潮也進一步推動了這件事情的發生，全球各國和歷朝歷代都難解的冗員問題，也許在未來會被科技所打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