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央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各根據地又迫切需要幹部，組織決定我繼恩來、伯承、劍英同志之後，迅速撤離上海，先轉移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去。到中央根據地，只不過是路過，目的是要到湘鄂贛根據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贛根據地工作的。因為一個人去那裡不容易，聽說湘鄂贛有代表在中央根據地開會，我到了那裡就可以隨他們一起去目的地了。瑞華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組織上的決定是正確的。自從顧順章叛變之後，上海形勢已經大變，很多地下組織已經被敵人破壞了。像顧順章這樣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變，對我黨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來說，已構成很現實的威脅；而我又是和顧順章打過長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時撤離為好。何況根據地正在大發展，正缺人手去開展工作，我又是學軍事的，根據地正是中國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經組織上通知，我即匆匆地告別了留在上海堅持鬥爭的同志，告別了瑞華和正呀呀學語的女兒，踏上了去中央根據地的征途，相期於全國革命勝利之後再相見。
我是和陳壽昌同志從上海結伴起程的。陳壽昌是個大革命時期就入黨的好同志，他當時是中央特科專門負責安排交通的，後來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贛根據地任省委書記時，在作戰中英勇犧牲了。我們先乘船到汕頭，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韓江北上，在大埔起航，大體是從大埔經虎崗、永定、上杭縣境，先到長汀，再轉瑞金。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來的一條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線，一九三○年歸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領導。
中央許多負責同志也都是經過這條交通線，被護送到中央根據地去的。中央根據地從上海、香港購買藥品、無線電器材，也都是經過這條路線。我們和秘密交通站接上頭以後，一切行動都聽嚮導的，不該問的，什麼都不能問，你問他，他也不會告訴你。我們自己也儘可能不開口講話，因為我們不會講廣東話和福建話，口音不對會引起別人懷疑。靠近城鎮地區，你只是遠遠地跟在嚮導後邊走就是了。他說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說晚上走就晚上走。這樣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為都是在白區，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又經常要趕到可靠的投宿地點，有時不得不趕路，有時又不得不停下來等待時機。
直到過了永定，知道已經到了根據地的邊沿，才輕鬆一點，可以比較放心地趕路了。路上，我們都是穿長袍，裝成老百姓的樣子。每個人都準備了一套對付敵人盤查的說詞。幸好許多難關都被我們闖過去了。
整個旅途對我說來倒並不生疏，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我大體上就是從這條路上撤走的，現在不過是往回走罷了。這一帶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間相比，實在是換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這樣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窮人被苛捐雜稅逼得背井離鄉，賣「豬仔」遠走南洋，現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紅色區域了。
我進入中央根據地的第一個城市是永定，接待我們的縣委書記是個女同志。她很熱情，安排得很周到。因為永定離赤白交界線並不遠，顯得有些衰敗殘破。以後到了長汀，這是毛澤東、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紅四軍入閩建立的中央根據地第一個縣級政權。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長汀，我才見到熟人。當時福建省委設在長汀，歐陽欽同志在那裡擔任省委書記。他是我留法勤工儉學時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漢軍委和上海軍委並肩戰鬥過，見到他我高興極了。在長汀，正趕上過新年，他告訴我的第一條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西北軍的第二十六路軍，有一萬七千多人，在我黨特別支部和共產黨員趙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領導下，在寧都起義，參加了紅軍。
當天，福建省委就給我準備了一匹馬。我騎着馬，用了五個多小時的時間走了六十來里路--有一段還把路走錯了，趕到了瑞金。從長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敗以來我最高興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識到已經進入了橫跨閩贛兩省，縱橫數百里的中央根據地，這完全是我們黨領導的工農大眾和紅軍打下來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晚上約九時許，我就到了瑞金。當晚在瑞金總部，我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興。劍英同志責怪我太大膽，說在長汀到瑞金的路上，並不都是鞏固區，一人單騎黑夜趕路，還有一定危險哩。
我向恩來等同志彙報了自從他們離開上海以後上海鬥爭形勢的新變化，有誰犧牲了，有誰叛變了，有誰又落荒了，更多的是彙報了留在上海繼續鬥爭的同志們的工作情況。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渾厚、老成、平易、謙虛的風度，向我講了自從南昌起義失敗分手以後，他如何帶着失敗了但不肯低頭的隊伍，輾轉到了湘南又進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會師的情形。
我向毛澤東同志講了自己初到根據地的感受。我說，在白區工作是在敵人屠刀下堅持鬥爭，處處顯得被動，有時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還手之力，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了。毛澤東同志詼諧地用手比劃說：「還是象我們這樣，拿起槍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權，幹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已勝利結束，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剛開過，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別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發生的寧都起義，紅軍一下子增加了一萬七千多人。這時中央根據地的形勢真是一片興旺景象。在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時，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議論過，象第二次反「圍剿」那樣，紅軍橫掃敵軍七百里，這在戰爭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更大，引起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震動和分化，因此才有寧都起義。特別是我們成立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國民黨全國性政權對峙的局面。可以說，這時的中央根據地正處在威嚴赫赫的大發展時期。到瑞金不幾天，組織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贛根據地去了，確定留在中央根據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代表軍委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去幫助工作。這個軍團是由寧都起義的部隊新組編成的，當時肖勁光同志已經到五軍團任政委，劉伯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權同志任十五軍的政治委員。我們和趙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團結安定這個新起義部隊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層軍官談話，說明形勢，講清政策，曉以大義，使他們提高認識，安下心來當紅軍。這個部隊在日後的作戰中一直表現很好，是中央紅軍主力之一。我由五軍團回來，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與任弼時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根據地的。
我到總政不久，即受領任務，參加二月初打贛州，到前線幫助部隊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開始在瑞金開會研究打不打贛州時，我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反對打這一仗。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歷來都是主張儘可能打野戰、打運動戰的。毛澤東同志認為，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同志也是不贊成打贛州的。中央區中央局和中央軍委的一些同志卻堅決主張打贛州。
最後表決時，因為受中央一月九日發佈的《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條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總想在江西多打下幾個大城市，結果贊成打的佔了多數。我因為剛進根據地，對情況不清楚，會上沒有發言。中央局的多數同志站在錯誤的一邊，還是決定打。既然決定打，我作為總政治部副主任，當然是極力動員大家打好。
贛州是粵贛交通要道，是贛南經濟政治軍事中心，素有「銅贛州鐵上杭」之說。敵人當然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座城市的。而且贛州三面環水，地形對敵人防守有利。但是我們打得很英勇，邊打邊挖坑道。打贛州的前敵總指揮是彭德懷同志。指揮所離火線很近。我一直跟着三軍團司令部行動。當時，我看了看贛州地形，四面都比較開闊，水陸交通比較方便，而我們則屯兵于堅城之下，為兵家所忌。我建議我們要多掌握一點預備隊，少了不行。當時三軍團後邊有五軍團的十五軍和十四軍作預備隊，隨後，林彪任軍長、羅榮桓同志任政委的第四軍也趕到了贛州以西以南的南康、新城、楊眉寺地區。
我軍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藥炸城，雖然兩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牆，特別是第二次在東門炸開了一個二十餘丈的缺口，但因為敵人預有準備，把缺口用火力封死，我軍仍未能攻入城內。敵人羅卓英帶了三個師由吉安等地分進合擊，馳援贛州。羅敵兩個團利用我們偵察警戒不嚴密的弱點，偷渡贛江成功，鑽進了贛州城。敵人大部隊一出擊，我紅一師大部分插到西門河川與城牆之間挖坑道的部隊被敵人截斷了，一師師長侯中英被俘。幸虧五軍團十五軍手持大刀及時衝上前去打退了敵人，三軍團在南門與東門的攻城部隊才轉危為安。這次戰鬥，從二月四日開始圍城到三月七日被迫撤圍，共打了一個月零三天，在戰略指導思想和戰術上，都給了我們一次很大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