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千年科舉第一榜：天才只是入場券，章衡為何能獨佔鰲頭？

公元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的科舉考場外，文壇領袖歐陽修讀到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嘆不已，直言：“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這位令歐陽修甘拜下風的天才，正是年僅21歲的蘇軾，然而，當放榜之日到來，狀元之名卻並未落在蘇軾頭上，而是歸於一位後世鮮少提及的人物——章衡。

這場被稱為“千年科舉第一榜”的考試，究竟有何特殊？為何連蘇軾、程顥、張載等曠世奇才都未能登頂？答案就藏在一場集改革、機遇與命運交織的歷史洪流當中。

千年科舉第一榜：為何是嘉祐二年？

嘉祐二年舉行的科舉考試，在漫長的中國科舉歷史上，獲得了“群星璀璨之最”的讚譽，其產生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朝代知名的科舉榜單，像唐代被稱作“龍虎榜”的那次科舉，還有明代的“洪武四年榜”，嘉祐二年科舉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方面。

人才密度空前：

在嘉祐二年這一榜科舉中，出現了眾多在不同領域有着深遠影響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中的蘇軾、蘇轍、曾鞏都在這一榜中高中進士，蘇洵雖是以布衣身份被薦舉，但也與這一榜有着緊密聯繫。

此外，理學的重要奠基人程顥、張載也在這一榜中嶄露頭角，不僅如此，還有9位未來的宰相出自這一榜，比如呂惠卿、章惇等。

這一榜可謂是文壇、政壇、思想界的三重盛宴，如此高密度的人才匯聚，在科舉史上極為罕見。

文風改革里程碑：

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藉著嘉祐二年科舉的機會大力推行古文運動，他堅決摒棄那種華而不實的“太學體”文風，倡導“文以載道”的文學理念。

在閱卷過程中，歐陽修態度十分堅決，對於那些文風浮誇的考生，他甚至寫下“秀才剌，試官刷！”這樣辛辣的批語，直接淘汰了他們。

通過這次科舉，歐陽修成功地重塑了北宋文壇的審美標準，讓文風朝着更加務實、有內涵的方向發展。

制度創新：

嘉祐二年的科舉在制度上有一項重要創新，那就是首次實行殿試不黜落制度，在這之前，殿試是會淘汰考生的，但嘉祐二年開始，所有通過省試的考生都可以獲得進士功名，只是排名有所不同。

這一舉措起到了緩和士子之間矛盾的作用，同時也讓朝廷能夠更廣泛地吸納人才，為國家儲備更多的可用之才。

主考官的鐵腕與慧眼

嘉祐二年的考官團隊，可以說是“史上最強伯樂”，他們憑藉著自己的能力和眼光，選拔出了眾多優秀人才。

歐陽修（主考官）：

歐陽修是憑藉《醉翁亭記》而名垂千古的文壇宗主，但他在嘉祐二年科舉中，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選拔人才的。

在閱卷時，他看到一份非常出色的答卷，以為是自己弟子曾鞏的作品，為了避嫌，便將這份答卷降為第二，而這份答卷其實是蘇軾的。

歐陽修對“太學體”文風的考生嚴懲不貸，他的詩《禮部貢院閱進士試》中“賴有群公識鑒精”這句詩，也道盡了他在選拔人才過程中所面臨的艱難。

梅堯臣（副考官）：

梅堯臣與歐陽修並稱為“歐梅”，他的詩歌主張“平淡”美學，這種美學觀念與嘉祐二年科舉改革所倡導的務實導向不謀而合。

在擔任副考官期間，梅堯臣以自己的文學理念為標準，協助歐陽修選拔出了許多符合要求的人才。

王珪（副考官）：

王珪後來官至宰相，他以駢文大家的身份參與到嘉祐二年科舉的閱卷工作中，在選拔人才時，王珪能夠平衡文采與政論的標準。

既注重考生文章的文采，又看重其對政治問題的見解，為選拔出全面的人才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被章衡“壓制”的天才們都有哪些？

即使是在嘉祐二年如此嚴苛的選拔標準下，這一榜的考生名單依然如同是一部“宋代名人錄”，其中有許多人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蘇軾：

蘇軾在嘉祐二年的科舉中位列乙科，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在文壇上的成就，他憑藉著《赤壁賦》《念奴嬌》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巔峰地位。

歐陽修對蘇軾的才華極為讚賞，稱他“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事實也證明了歐陽修的眼光。

程顥、張載：

程顥開創了“天理”學說，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張載則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的關學綱領，他們二人的思想共同塑造了宋明理學的根基，對後世的哲學思想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曾鞏：

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醇儒”，他的策論以邏輯嚴密而著稱，在嘉祐二年科舉中高中後，曾鞏的仕途也較為順利，後來官至中書舍人，負責執掌朝廷的詔令，在政治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呂惠卿、章惇：

呂惠卿和章惇是王安石變法的核心人物，他們在政治上有着很強的手腕和改革魄力，雖然後世對他們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他們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重要代表，他們的政治活動也成為了時代的一個縮影。

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在歷史上青史留名的巨匠們，在嘉祐二年當年的榜單上，都未能超越章衡。

章衡：低調的狀元與歷史的隱喻

章衡這個名字，對於現在的人來說可能比較陌生，但在嘉祐二年當時，他的才華得到了兩極的高度評價。

蘇軾的嘆服：

蘇軾對章衡的才華十分嘆服，稱“子平（章衡字）之才，百年無人望其項背。”

蘇軾作為文壇巨匠，能給予章衡如此高的評價，可見章衡的才華確實出眾。

宋徽宗的盛讚：

宋徽宗對章衡也有很高的評價，稱他“內德溫純，外容莊重，翰苑詞宗，國家梁棟。”

從宋徽宗的評價中可以看出，章衡不僅在文學方面有很高造詣，在品德和政治才能方面也備受認可。

章衡為何能奪魁？

綜合能力至上：

在宋代的科舉考試中，非常重視策論與經義，章衡的答卷以邏輯嚴密、引經據典著稱，他特別擅長將儒家經典與實際事務相結合。

這種能力正好契合了歐陽修所倡導的“文道並重”的選拔標準，所以在考試中脫穎而出。

政治素養突出：

章衡在仕途上歷任地方和中樞的多個職位，他曾經主持過外交談判，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他還參與修訂禮法，在這個工作中也體現出了他對政治制度和文化禮儀的深刻理解，章衡的這些經歷，展現出了他作為“治世能臣”的全面性，與蘇軾等人的文人氣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時代的選擇：

嘉祐二年的時候，北宋正處於積弊待革的時期，朝廷在這個時候更需要像章衡這樣的“實幹型”人才，能夠切實地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而不僅僅是需要純粹的文學天才。

章衡的能力和特點正好符合了時代的需求，所以他能夠在這一榜中奪魁。

總結

嘉祐二年的科舉，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科舉制度的複雜本質：天才的文學光芒只是入場券，而最終的勝出者，須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

章衡的“低調奪冠”，恰恰印證了歐陽修改革的前瞻性——科舉不僅選拔文人，更在遴選治國之才。

千年已過，當後人驚嘆於此榜的群星璀璨時，亦當深思：歷史的評價從不止於才名，更在於誰真正推動了時代的車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