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九林
☄ 對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
先來看一串數字：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志》）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串數字背後，是一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再來看另一串數字：
秦滅六國後，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志》）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志》）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
這串數字背後，是另一串名詞：秦末流民、綠林赤眉流民、黃巾流民、隋末流民……
歷史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在作着殊死搏鬥。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數人口，長期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農作物畝產也一直沒有質的改進。無論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漢末年的流民問題，未必全是暴政的結果。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隨着生殖力的提升，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幾乎沒有提升。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大規模的流民問題再次出現（也並不是說宦官專權與外戚干政是無辜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論述，並不是說沒有暴政，也不是說完全與暴政無關——事實上，暴政是秦制下的一種常態。秦制下的太平盛世，乃是一種“暴政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須量≈土地出產總量”的狀態。一旦“暴政汲取量”激增（比如漢武帝要實踐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人口增長至一個較高的水準，“盛世”就要出問題。
所以，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新農作物的引進、南方山地的開發，都可以提升這一上限。但更多的時候，因為朝廷的暴政，歷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也等不到上限的到來。譬如秦、隋兩代。
在傳統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是成正比的。朝廷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徵用，等同於變相地壓低生產力的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就是流民的大量出現。
在中國傳統歷史敘述中，但凡社會安定，執政者實行的必是“仁政”。這實際上是從結果去定義前因。事實上，當人口銳減至1000多萬，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沒有喪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實現所謂的“光武中興”。貞觀之治也是同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着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盛世”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
一切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偉大的“貞觀之治”，與“偉大”的太宗皇帝並沒有什麼必然關係（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畢竟李世民少折騰一點，對民生的恢復是有好處的）。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執政者擁有正常智力，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之治”都不會爽約。
而且，這些“××之治”不過是一種相對而言的東西，在民生層面，它們的含金量往往相當有限，多數停留在“餓不死”的程度。
具體到“貞觀之治”。
按唐代的戶籍制度，民眾有“課戶”和“不課戶”兩類。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擔賦役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後者主要指享有免賦役特權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飽吃好自然不成問題，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財產，也不會隨隨便便就被餓死。
所以，判斷“貞觀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活得怎麼樣。
這方面，史學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參考。比如，晏金銘的考據結論是，貞觀民眾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給朝廷：
“一家‘課戶’，如能擁有耕地五十畝，全年生產糧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須無償地將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貢納給國家，占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強，再加上各種雜徭、附加等稅，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這是就正常年景而說的，如遇水旱蟲蝗等自然災害，糧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於那些‘受田’二三十畝乃至十畝五畝的貧下戶，……他們的賦役負擔，則不是全年糧食生產收入的百分二十幾，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這樣苛重的賦役剝削，顯然遠遠地超過了農民的實際負擔能力。……貞觀年間‘課戶’的負擔竟高達全年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難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說了。”
另一位學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數據，且認為餘糧只夠民眾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和最簡單的再生產需求：
“貞觀時期……寬鄉農民受田百畝，如都種糧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這百石的收穫物，約有四分之一要交給國家。……以一家五口計算，歲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糧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大致可維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購置炊具、農具、送往迎來和養生送死等費用。這只是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維持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若遇豐稔，其境況可能要好一點；如遇凶歉，則境況還要差些。受田三十畝的狹鄉農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除去租調，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糧的生活了。”
亦即：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百姓終於過上了餓不死的日子。當然，較之隋末亂世遍地流民餓殍，已經好了很多。
學者韓國磐通過研究敦煌和吐魯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結論：
“天寶時的農民生活，並不像舊史所渲染的那樣美滿，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物價資料的探討，好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差的必至破產流亡。所謂‘開元盛世’尚且如此……”
《中國賦稅史》（2003）中的計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當時“好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差的必至破產流亡”的民生實況：
“均田、租庸調製下農民負擔和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如何呢？貞觀年間唐太宗到靈口時，見到這裡農民一丁授田三十畝，敦煌戶籍殘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數，也在三十畝左右或略多，我們按一丁授田三十畝計算。當時的糧食產量，……畝產一般為一石，三十畝共收三十石。丁男為戶主的一夫一婦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這三十石來生活的。這三十石中，……按唐代規定，……所繳租庸調戶稅地稅共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穫物在上繳這些租稅外，還餘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婦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糧，據《唐六典·尚書刑部》所載，……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糧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糧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繳納租稅後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還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說每年還缺少一個月以上的口糧。何況農民除吃飯以外，還需要種子、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和衣物往來等日常必不可少的開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於像敦煌戶籍殘卷中所記述的那樣，貧苦農民授田數額還要低予三十畝這個平均數，如果一戶只能授田十畝、五畝，那是連租調也繳不起的。”
亦即：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自“貞觀之治”一直延續到了“開元盛世”。
台灣學者吳章銓對唐初民生的研究結論，也大體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餘畝，可以養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飢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產力好，那就寬裕些，如果是貧瘠田，就很難支持。”
其實，貞觀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貞觀之治”的含金量。
貞觀四年，李世民“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襤褸”，發現很多窮人連衣服都穿不起。
貞觀五年，李世民擬修造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上奏，批評朝廷賦役繁重，沉痛說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
大意是：陛下修築九成宮，把徵兵役後剩餘的民間壯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個人去服役，全家生計就要陷入困頓。服兵役要自己準備器具，服徭役要自己準備糧食，舉全家之力，也沒法置辦齊備。
貞觀六年，李世民心癢難耐想要去泰山封禪，魏徵勸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從伊水和洛水往東，一直到泰山、東海，“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遠不是什麼天下大治的景象。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往懷州遊獵。有人上奏，批評朝廷長期勒令“山東眾丁”營造宮苑，還說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時”，可與暴隋相比，懷州、洛陽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對着侍臣發怒，說這種批評是在詆毀君王，“有似咒詛”，與詛咒一個性質。
同年，還有侍御史馬周上奏說，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徵發徭役卻不遑多讓，“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來，“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我下基層調查，底層百姓對朝廷怨聲載道，認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死活。
貞觀十三年，李世民執意發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飛芻挽栗，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百姓或死於徭役，或為逃避徭役而成為流民，總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這一年，魏徵上奏批評李世民的愛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終，“頃年以來，天下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盡，關中百姓尤其慘，“脫因水旱，谷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災，作物歉收，吃不上飯，恐怕會有人起來造反。
也是在這一年，史書記載，“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飢，人相食”。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監竇德素，詢問為什麼又在修太極宮北門。竇把二人的詢問上報給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對着房玄齡，高士廉大罵“關你屁事”（何預君事），此後，“朝臣都不論事”，眾人緘默不言。
貞觀十六年，李世民下發詔書：“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肢體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後，再有百姓膽敢弄斷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賦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賦役也不能因為殘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詔書里把民眾自殘手足歸咎於“隋末遺風”，當然純屬狡辯，如呂思勉所言：
“是時役苟不重，民安肯自傷殘？”
如果不是朝廷的賦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誰會狠得下心來自殘手足？如果不是民間自殘手足的現象已經很嚴重，李世民也不至於下這樣的詔書。
貞觀二十二年，李世民準備二次進攻高麗，徵發劍南道民眾造船，民眾欲用錢來代替勞役，結果“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賣房子賣田產賣兒女，也沒法繳足朝廷所定的役錢，只有外逃一途，民眾外逃，無人耕種，糧價隨之暴漲，社會遂陷入騷亂動蕩，同年，因不堪賦役，“眉、邛、雅三州”民眾起來造反。
貞觀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略言之，終貞觀之世，民眾始終處於一種餓不死、活不起的困頓境遇。而這，又與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的理念直接相關——貞觀十三年，魏徵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麼'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麼歪理！”
他的這種理念，是對自商鞅、韓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繼承。
商鞅的原話是——“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想要求學、經商；民眾有多餘的追求，對國家不是好事，是害國的“虱子”。要讓國家富有，就得讓民眾始終保持在貧困線上。
韓非子的原話是——“凡人之生性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人的本性，是財富充裕後就會想要別的東西，在生產上變得懶惰。君主再如何滿足民眾的慾望，也不能讓他們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樣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滿足，所以，滿足民眾的慾望，不是治國的正確路徑。
“貞觀之治”有兩個重要的標籤——民生豐足與從諫如流。民生豐足的含金量，已如前述，其實很低；從諫如流的含金量，實際上也好不到哪裡去。
貞觀二年，秋雨已至，暑熱未去。宮中炎熱潮濕，大臣們聯名上奏李世民，請求營建一座乾燥避暑的閣樓。李世民說：“朕呼吸系統有病（氣疾），確實不適合長期住在潮濕的地方。不過若答應你們的請求，耗費恐怕會很多。當年漢文帝珍惜十戶中人之家的資產，而放棄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漢文帝，如果耗費卻比漢文帝還多，又哪裡有資格做百姓們的父母？”
貞觀四年，李世民又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決於朕。但朕能夠自我控制，只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願。”魏徵在邊上接話：“吾皇英明，隋煬帝是個慘痛的教訓。”
但是，李世民並不是一個真的能夠自我控制的人。
同樣是在貞觀四年，就在說這番自誇之言的前後，他曾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對此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給拆了，以示節儉，天下人交口稱頌。如今又去重建，這算什麼？陛下天天說巡幸不是什麼要緊事，只會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什麼？當日太上皇要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可以賜給貧民，雖然太上皇沒採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陛下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陛下卻又要大興土木，這又算什麼？”
張玄素的擠兌沒留餘地，李世民很尷尬，只好回頭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如今玄素既然這麼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房玄齡當然知道“方便朝貢”是個很蹩腳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聖明”。
知識分子希望君王寡私慾而好仁德。李世民善於納諫、勇於改過的事迹史不絕書，其“鏡鑒理論”和“水舟關係論”深入人心，看起來也很符合寡私慾而好仁德的聖君標準。不過，如何說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贊張玄素阻止李世民營建洛陽宮、實有“回天之力”的同時，貞觀五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李世民，突然又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了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李世民稱讚了戴胄的直言並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時也沒忘了將洛陽宮修成，且極為奢華，“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徘徊在個體慾望與仁德表演之間，李世民深受煎熬。出於私慾，他一心想要修築洛陽宮；為了那眾人稱頌的仁德，他又屢次接受大臣們的勸諫，放棄了修築。當屈從於個體私慾而不顧一切把洛陽宮華麗地修築起來之後，他似乎又受不了滿朝士大夫們打量他的異樣目光。最終，洛陽宮問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狠下心，把負責工程的建設部部長（將作大匠）找來痛罵了一頓，指責他營造得過於奢華，免了他的官，然後把剛剛落成的宮殿，又給拆毀了。
這種煎熬一直伴隨着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他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裡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裡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於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他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氣疾”，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拿“氣疾”辯護，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因“氣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當時還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於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他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裡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來了，實在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李世民與他的臣僚們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李世民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了諫臣之後，他想去遊獵，仍然會去；他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同樣的遊戲玩久了，是會煩的。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 李世民聽了大怒，對着房玄齡發飆：“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着光頭，他才滿意？！” 李世民還曾對着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也是在貞觀八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追溯起來，這場納諫遊戲，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李世民，急於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與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開啟了一場“從諫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於執行進諫的內容，一直興趣索然。
隨着在位時間的久長，帝位的合法性問題漸漸變得不是問題（至少已經弱化），李世民開始不想玩這種遊戲了。貞觀十一年，他對魏徵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遊獵過於頻繁，但朕以為如今天下雖然無事，武備還是不能鬆弛，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後苑狩獵，又沒有勞民傷財，這有什麼錯呢？”魏徵無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勵進諫，應該讓人暢所欲言。說得對，陛下採納，對國家自然有好處；說得不對，陛下不理會，也沒什麼損失。”李世民聞言大悅：“愛卿說得很對！”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李世民的牢騷里清晰地傳達出一種不想將遊戲進行下去的情緒。這種情緒，也凸顯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這年十月，御史柳范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遊獵。結果李恪遭罰。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們在這一年裡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遊獵，李世民則借遊獵一事屢屢向臣僚們發難，抵觸情緒至為明顯。
內心深處，李世民不想再玩從諫如流的遊戲，但同時他又很在乎自己的歷史形像，多次違制向史官索求關於自己的歷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最終，他如願以償從房玄齡手裡看到了國史，並對撰史工作給出了“重要指示”。
這種糾結，將貞觀時代的李世民變成了一位演員。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後，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動工。九成宮被輿論指責修建得過於華麗，他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原因卻是修出來後不合自己的心意。
貞觀二十餘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
對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