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逝世後，李淑賢不肯改嫁，為獨享遺產打了十年官司，結果如何

“1970年秋天，我要把他的書守住。”李淑賢靠在八寶山那塊灰色石碑前，小聲說完這句話，垂下了頭。她眼前的名字叫愛新覺羅·溥儀，昔日皇帝，此刻卻只是丈夫。那一年，距溥儀病逝才三周年，李淑賢已習慣在公交車和墓前兩點一線地穿梭，像例行公事，又像一種無法放下的儀式。

時間往前撥回到1962年春。北京還帶着料峭寒意，34歲的護士李淑賢被朋友領去見“政協文史資料室的一位同事”。直到快進屋，她才聽說對方曾端坐龍椅。推門的一瞬，她撞見一身藏青中山裝、禮貌伸手的溥儀。這位末代皇帝已經剪短髮、寫自傳、學刷鍋，來得比想象中接地氣。第一次相談，他們都不約而同提到了“重新開始”四個字。李淑賢心裡嘀咕：“這人還挺真誠。”而溥儀則暗暗鬆口氣——他擔心自己的過去嚇跑凡塵里的姑娘。

一個月後，兩人領了紅本。毛主席和周總理格外關注這樁婚事，叮囑“別湊合，要過日子”。新的家庭卻很快遭遇現實——溥儀因生理缺陷必須長期注射激素，不能生育。得知真相的李淑賢曾氣急，提過離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寬慰她：“中國這麼多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那一刻，李淑賢像被人按住了肩膀，沒再折騰。

婚後五年，平靜生活戛然而止。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儀因尿毒症去世，終年61歲。李淑賢當場昏厥，醒來後抱着他的舊軍大衣嚎啕。有人勸她改嫁，她搖頭：“我這輩子夠了。”這一“夠”字，說的是情感，也說的是現實——她知道丈夫留下的最大財產並非房子、存摺，而是那部從戰犯管理所起草出來的《我的前半生》。

溥儀初寫這本自傳是1957年，獄中監督員出題，他口述、三弟溥傑執筆。草稿油印幾十冊後遞到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可作活教材”。1964年，群眾出版社出版正式版本，編輯李文達負責潤色與史料糾錯，版權署名依舊是溥儀。書一上市便脫銷，連續再版，稿費以兩萬冊為一個階梯結算。溥儀生前簽過分成合同，數字不高，卻足夠兩口子在北京吃穿不愁。

問題在於繼承。1970年代的中國尚無明確“著作權繼承”法律條款，只有《繼承條例》籠統一句“知識成果可歸繼承人”。李淑賢理解為：丈夫署名就是丈夫獨有，自己就是唯一繼承人。編輯李文達卻認為：自己對定稿貢獻巨大，理當與繼承人分享收益。雙方心照不宣地僵持，直到1983年拍攝《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團隊拿着美元授權合同登門，火藥味終於炸開。

李淑賢要價三十萬元人民幣，劇組嫌高轉向李文達。李文達痛快簽字，並被聘為顧問。電影上映後紅遍全球，李文達個人分得可觀酬金。李淑賢憤而起訴，“他頂多是編輯，怎麼能拿作者待遇？”1984年，北京中級法院正式立案。這在當時幾乎是首例“文字遺產與編輯署名”糾紛，一時間坊間議論熱鬧，“皇后打官司”的標題爬上了報紙副刊。

拉鋸足足十年。期間，國家陸續出台《著作權法（試行）》和若干司法解釋，法庭每次開庭都要翻新版本的條文。李淑賢堅持“作品獨屬溥儀”，李文達提交厚厚一摞手稿，標註自己增刪之處。其間還有插曲——香港某出版社再版《我的前半生》時私下補付李淑賢六萬元，算是“失誤補償”，但這並未讓她退訴。

1995年1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一、確認《我的前半生》著作權屬於已故作者溥儀，繼承人李淑賢依法享有；二、鑒於李文達對定稿有“實質性貢獻”，可獲一次性補償八萬元。判決書落款不到三百字，卻用去雙方十年青春與精力。李淑賢沒有得到道歉，卻守住了“獨有”二字；李文達失去“共同作者”的頭銜，卻保住了報酬，也算體面。

值得一提的是，這樁訴訟無意間推動了國內知識產權司法解釋的細化。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新規明確“實質性修改可獲得署名權，但不足以取代原作者署名”，業內稱之為“末代皇帝案影子條款”。不少法律學者後來坦言：若沒有這場口水與淚水交織的對簿公堂，條款出台恐怕還要拖幾年。

那麼，官司結束後，李淑賢的日子如何？錢不是問題，稿費加判補足以讓她安穩養老。她未再婚，住在和平里一套老房子里，每日清晨遛彎，午後讀報，有時給青年記者講那段特殊婚姻。她常念叨一句：“我不圖名，我守的是他留給我的東西。”2001年6月，李淑賢因心臟病離世，享年73歲。骨灰最終安放在溥儀墓側，夫妻合葬的願望得以實現。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淑賢當年那句“要把他的書守住”真的做到了。官司輸贏外，多數讀者記住的仍是《我的前半生》里那個在撫順農場學掃地、學種花的前皇帝，而不是編輯署名幾行小字。時代的洪流捲走了王朝，也捲走了宮廷恩怨，只留下薄薄一本書，和一位女子十年如一日的執拗。有人笑她“認死理”，有人贊她“有情有義”，評價各異，卻共同印證一個事實：在法律尚不完善的年代，個人也能通過訴訟去爭取權益——哪怕花費十年，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