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結合”中，蘊含了第三個結合

編者按：

《矛盾論》是毛澤東於1937年8月所寫，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哲學著作，從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結論等幾方面進行了論述。

在2023年12月23-24日“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第六屆年會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從《矛盾論》談起，探討了如何重新理解矛盾論，以及如何用矛盾論理解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關係。

【文/丁耘】

今天我準備的發言想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怎麼用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矛盾論，理解當代中國；與之相應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重新理解矛盾論。

10年前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矛盾論與政治哲學》，今天我試圖重新理解下矛盾論。

先講第二個問題，怎麼重新理解矛盾論。

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在他的文集《保衛馬克思》中，有兩篇文章直接提到毛澤東思想，一篇是《矛盾與多元決定》，另一篇是關於唯物辯證法。在《矛盾與多元決定》這章中，他給出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矛盾論的理解，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多元決定的矛盾”（“多元決定”也有翻譯為“過度決定”或“超決定”，這裡用的是《保衛馬克思》中的中譯）。請注意，這個概括如果放到西方哲學史里，是個極了不起的概括。

阿爾都塞學說的哲學背景主要是斯賓諾莎，他在斯賓諾莎那裡發現了一種思想叫“多元決定”——這不是斯賓諾莎提出的術語，而是來自心理學和語言學。斯賓諾莎認為，一個樣態的存在包括它的本質和實存，它存在多長時間、怎麼體現，不是線條式決定的，也不是實體唯一決定的，而是多重決定的結果。

但是斯賓諾莎的學說里沒有“矛盾”這個概念，“矛盾”這個概念來自黑格爾，而阿爾都塞對黑格爾的批判是非常不留情面的，這也意味着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式解釋批判是不留情面的。阿爾都塞指出，矛盾雖然是黑格爾提出的術語，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矛盾，遠遠不是黑格爾講的一個絕對的總體揚棄一個環節、進入下一個環節的矛盾，它們都屬於一個唯一總體的矛盾。

阿爾都塞把“多元決定”和“矛盾”這兩個有着不同哲學淵源的概念合在一起，並表示“多元決定”矛盾觀的典範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矛盾論，主次要矛盾、矛盾的主次要方面及其轉化不平衡，黑格爾從來沒有講過這些概念，這是毛澤東的創造。

阿爾都塞（資料圖）

我這幾年在斯賓諾莎的學說上花了一些功夫，當看到有人直接把斯賓諾莎哲學和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的時候，我是比較興奮的。《保衛馬克思》我以前看過不止一遍，但是都沒有抓住這個點；在毛主席誕辰130周年這個時機我重讀文集，突然抓到了這個點。

阿爾都塞對毛澤東思想的這個解釋，值得我們充分重視。“多元決定的矛盾”由兩個概念合在一起：“多元決定”指這個矛盾處於一個複雜的總體當中，而“矛盾”就是指不平衡。阿爾都塞用了毛主席的話，說世界上沒有絕對平衡這回事，這就意味着矛盾永遠要分主次。也就是說，不可能出現“既要又要還要”的存在，事情本身不是這樣的，你想全部都抓，往往什麼都抓不住；而這“不平衡”，指事情的真相就是不平衡的，一定會自己分出主次來，而且主次會相互轉化。這是形式主義和辯證法最大的區別。

從西方哲學出發，我找到一個能相對方便地概括毛澤東思想的術語，即多元決定的矛盾。至於這詞是否準確，我們另外再說，因為從中國哲學史出發可以有另一套說法。

阿爾都塞的學說這兩年在中國有復興的態勢，西北大學出版社出了“精神譯叢”系列，裡面有很多重要的阿爾都塞的譯作，阿爾都塞的學生巴利巴爾很重視這事，還專門為中文本寫了序。

巴利巴爾為中文本寫的序里，在快結束的時候有一句話——“在當今世界，中國佔據着一個完全悖論的位置”。這“悖論”就是指你總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但是當你走到自己反面的時候，你回到了自己。巴利巴爾在解釋阿爾都塞和毛澤東思想兩次相遇的時候，講了矛盾論；但他講中國佔據悖論性位置的時候，他講的是現在，也就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我想我們可以思考怎麼用毛澤東思想的“多元決定”矛盾論來看這一悖論性。這是當下對毛澤東思想仍有信心的思想者面對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世界時，必然會產生的一個問題。我想的還不成熟，這裡提兩點想法，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進一步討論。

第一個就是要說清當前具體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很多研究都提到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這是歷史唯物主義里永遠發生作用的最根本的一個矛盾。而“多元決定”的矛盾論指出，矛盾雖然歸根結底是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但這只是一重決定，而我們要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具體化。

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里引了一些恩格斯通信集里的話，說上層建築就是一系列微觀事件，而不是什麼抽象的概念。上層建築自身實際上是有矛盾的，它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是相應的，用斯賓諾莎的話來講，不是誰決定誰，而是相互體現的。

換言之，今天上層建築的各種矛盾，如意識形態的鬥爭，實際上就反映了經濟基礎的鬥爭。比如“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詞實際上就是某種意識形式對我們現在經濟基礎的一種概括，而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經濟基礎中，不同的生產方式至少有三種，用老套的、也許不那麼準確的話說：如國家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也可以說成國家主導的企業、民族資本主導的企業，以及外資主導的企業。就算我們不去這麼概括它們，這矛盾依然存在，且會反映到文化和意識形態當中，甚至會影響某些地域和城市的氣質。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我想講的第二對矛盾是內外矛盾。這矛盾實際上是呼之欲出的。

我黨在每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對具體形勢的總任務的把握，永遠用的是矛盾論的術語，比如當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然後我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二個結合”。實際上現在的中國式現代化和毛澤東、周恩來一代設想的很不一樣，中國式現代化有一面是中國式的全球化，沒有中國式的全球化，中國式的現代化其實是不可能的。我們講“兩個結合”，也蘊含了第三個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全球文明、世界文明的關係。這裡面就有一個要求，就是在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話語這塊，怎麼重新敘述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體系里，給予現在的中國怎樣一種定位？

我們國家的精英階層其實一直在有意識地推動“走出去”，讓經濟、管理、組織走出去，但是文宣沒有相應地跟着走出去。我們在中國式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組織，還沒有真正找到自己的表述。這點可能是我們在座這些人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對毛澤東思想中矛盾論的一個具體運用。“文質彬彬”是動態的，“文”和“質”是相互追趕的，要麼是“質”勝了“文”，要麼是“文”勝了“質”，而不是永遠保持“質”勝過“文”，“文”跟上了，“質”再往前走。就像人走路一樣，要麼左腳在前，要麼右腳在前。

這是我的一些粗淺想法，希望大家批評。

來源|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