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劉鼎病逝，臨終前致信中央：33年前給我的處分該說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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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政治風暴開始後，時任三機部副部長的劉鼎，儘管小心翼翼地接受着考驗，但最終還是未能倖免遇難。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接踵而至，劉鼎不但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同時也失去了自由。

在失去自由的7年時間裡，沒有人提審劉鼎，也沒有人知道他是為什麼進來的。眼看着別人進來又出去，劉鼎自己卻不着急，也不到處打聽，就那樣一天天挨着，一年年過着。

在那個十多個平方的小房間里，劉鼎每天不知疲倦地走來走去，他還自編了一套拳術，每天堅持打拳，保持自己的體力。可惜的是，由於沒有人和他說話，他的聲帶發生了退化，等他重獲自由的時候，已經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由於不能讀書看報，劉鼎有了充分的時間來回憶往事，來思考和總結自己的一生。早年間他留學歐洲，經介紹加入共產黨，回國之後加入中央特科，工作中充滿了驚心動魄。

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後，國民黨大肆搜捕革命者。為保安全，劉鼎被外國友人送到了宋慶齡家躲避。不久，張學良托李杜將軍到上海尋找中共關係，劉鼎成為宋慶齡心目中最合適的中共代表。

劉鼎到達西安的第二天，在張公館秘密會見了張學良。劉鼎對局勢的透徹分析，深深打動了張學良，使張學良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更確切地了解，增強了張學良聯共抗日地決心。

很快，張學良和周恩來在陝北膚施（即延安）舉行了正式會談。會談結束後，劉鼎被中央正式委派為駐東北軍代表，公開身份是張學良的秘書。

自此，劉鼎和張學良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劉鼎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幫助不少民主人士進入陝北，給紅軍輸送了大批的醫療器械和藥品。

對於劉鼎在東北軍中的工作，毛主席也非常關注，經常給劉鼎寫信指示。

西安事變發生後，劉鼎第一時間發電報向黨中央報告。隨後張學良指示劉鼎，讓他邀請中共派代表火速前來西安，並讓劉鼎乘坐自己的專機去接中共代表。在飛機上，劉鼎向周恩來彙報了西安事變發生以來的情況，對周恩來日後處理西安事變有着重要價值。

那一段時間，劉鼎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既要保衛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聯絡協調各方關係。因此，在西安事變妥善解決後，毛主席曾多次指出：

“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劉鼎的孩子們有機會回家看看。住在劉鼎家附近的胡耀邦當時雖然賦閑在家，但仍保持着團中央書記的作風，喜歡和青年人聊天。通過家裡的保姆，胡耀邦和劉鼎的幾個孩子有了見面的機會，才知道劉鼎被關多年無人過問。

鄧小平復出回到工作崗位後，開始落實幹部政策。胡耀邦就給劉鼎的孩子出主意，讓他們給毛主席寫信，並且叮囑信封上一定要寫上“毛主席親閱”幾個字。

胡耀邦這一招果然靈驗。劉鼎的幾個孩子將信直接送到中南海的傳達人員手中，沒過多久毛主席就作出批示，要求將劉鼎放出來。有了毛主席的親自批示，劉鼎終於重獲自由。

劉鼎生前曾經多次說過，他這一生主要就做了兩件事，一是參加西安事變，二是組織軍工建設。

早在1933年的時候，劉鼎途經閩浙贛蘇區時，就被方誌敏留下擔任政治部組織部長。當時閩浙贛蘇區的條件十分艱苦，紅軍甚至連一門小炮都沒有，劉鼎又受命擔任兵工廠政委。

由於兵工廠沒有技術人員，劉鼎就既當政委又當技術員，帶着工人們親自設計研製。經過幾個月的奮戰，終於製造出我軍自己設計製造的較早的火炮。

抗戰爆發後，劉鼎出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組織技術人員從實際需要出發，設計出了能與日軍步槍相抗衡的新標準步槍，這種步槍後來成為太行地區的“制式”步槍。

此外，劉鼎利用繳獲的日軍火炮，根據太行根據地的特點，研究出了能與日軍裝備相抗衡的50擲彈筒，成功讓根據地的軍工生產有了重大突破，從製造槍支為主轉向了製造火炮了炮彈。

到了抗戰後期，太行軍工在劉鼎的帶領下，基本實現了“敵人有什麼，我們也有什麼”的目標。

抗戰勝利後，劉鼎率領大批幹部和技術人員趕赴東北，由於道路受阻，劉鼎留在晉察冀解放區，接管了張家口、宣化一帶的重工業。內戰爆發後，劉鼎組織建成了生產82毫米迫擊炮的大廠，發動群眾日夜突擊生產。

不久，我軍被迫從張家口撤退，劉鼎又組織將技術人員和設備撤到晉察冀後方，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一個體系完整的軍工基地就建立起來。在劉鼎的帶領下，基地生產出的武器和炮彈，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後，劉鼎擔任公營企業部副部長，繼續領導兵工生產和科技發展。

朝鮮戰爭爆發後，志願軍急需軍火供應，兵工生產壓力很大。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劉鼎很少到部里辦公，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兵工局，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不敢稍有懈怠。

正當劉鼎全身心投入軍工建設的時候，卻突然遭到了撤職查辦處分。而處分的原因是“對抗美援朝任務不負責任，思想消極，妨害兵工建設”等等。劉鼎的一些老戰友和老領導對劉鼎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是了解的，但組織上已經有了處分決定，他們也只能按照上級決定執行。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意識到劉鼎的這次處分來得突然，又有些莫名其妙。而這一處分的包袱，劉鼎一直背了30多年，直到1986年他病重住院。

1986年，劉鼎在住院期間，撰寫兵工史的同志前來探望，說到劉鼎在抗美援朝期間被處分一事，誰也說不清來龍去脈。在大家的鼓勵下，劉鼎提筆給胡耀邦和陳雲寫信，對1953年所受處分提出申訴。

中央領導對劉鼎的申訴十分重視，指示中組部和中紀委負責複查。經過與和劉鼎共事多年，以及了解當時情況的老同志座談，大家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朝鮮戰爭爆發後，兵工業一時無法滿足需要，責任不在個人，而是由於解放後軍工生產改革，生產人員解散之後，大批量軍火任務突然下達，導致軍工生產一時難以恢復。

大家一致認為，當時把軍工生產中的問題看重了，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對個人責任追究過頭了，劉鼎一案是一起錯案。

很快，中央作出撤銷劉鼎1953年所受處分的決定，肯定了劉鼎在兵工建設上的成績和貢獻。中辦主任楊德中親自來到醫院，向劉鼎通報了中央的這一決定，消除了也在他心頭30多年的一個包袱。

就在處分撤銷一個多月後，劉鼎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終年83歲。當時正在外地出差的胡耀邦，聽說劉鼎病逝的噩耗後，毫不猶豫地指示將遺體告別儀式推後，等他回來親自參加。

1986年9月2日，中央在八寶山為劉鼎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儀式上，胡耀邦走到劉鼎遺孀面前，緊握她的手說道：

“劉鼎同志是個好同志，他為我們黨的事業做過很多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