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失敗，本質是“道德”統治的勝利

帝國時代，因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因此，在中央集權越是集中的明清兩代，愚民就越成功。或者說，愚民政策，也只可能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中得以實現。

封閉，意味着圈養，意味着各種社會要素供給的內生性，因此，一旦確立了某種規則，就會因為供給的單一性，而形成極強的慣性。

清朝之所以繼續採用明一代的制度，其中，也是看到了這種制度對於統治的便利之處。

張居正的死後被清算，深入進去看，實際上也是這種“慣性”使然。

其一、張居正的革新圖強，打破了文官集團的內部平衡，既有利益的，更有話語權的。

其二、張居正的強勢，最終也打破了臣權與皇權的平衡。

而儒家道德，卻是以維繫社會平衡為主旨的。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推崇，而一切突出的，就會被指斥為離經叛道，是異類。因為，一旦打破了平衡，就意味着利益被重新瓜分，話語權的制高點被更改。

這一切，在對張居正死後的清算運動中，全部赤裸裸的顯現。

01

以道德為實際的法律裁判依據，就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可能有多重的解釋空間。

明朝，始終以朱注“四書”規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依據，因此，許多的是非黑白，就都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可以顛倒是非。

這種缺乏法律手段的社會治理模式，使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缺乏了一種可以用作合理裁決的地帶。這也使得事實真相併沒有那麼重要，而人的道德品質有沒有瑕疵，卻成為了最重要的判斷依據。

而道德品質，實際上是最難判斷的。因此，才有了文官集團的陰與陽的集體特徵。就像李贄感慨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另一方面，這種以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的治理模式，一旦知識分子出現放棄或者反抗儒家觀念的情況，那麼，王朝的安全就出現了問題。因為，自詡儒家正統的“四書”是維繫政府和文官集團緊密合作的唯一紐帶。

也正是這種因缺乏明確界限而約束力薄弱的道德依據，使得文官集團幾乎是集體走向了虛偽，也就是道貌岸然。這種治理模式，一定會形成無數的治理缺陷，以及可以在道德遮掩下形成的私慾的放縱。

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反應到對個人的定罪方面，就可以形成“莫須有”式的理直氣壯。

而張居正就正好陷進了這種道德判決之中。

02

張居正的權勢，幾乎可以與攝政王相匹敵。

歷朝歷代，要想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進行資源重新分配的革新，就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必須強悍，不容置疑。

張居正比王安石幸運的是，支持他變革的皇帝是他從嬰孩時期就開始教導的萬曆皇帝。並且，直至張居正去世，萬曆皇帝都還只有18歲。再加上太后對張居正的信任，以及太監總管馮保的聯盟，也就是說，張居正實際上與這三個權力核心人物是一體的。而他是唯一可以出面鎮住場面的。

當然，也正是這種無以復加的權力，讓他打破了文官集團的平衡。他的革新，光全國土地丈量一件，就觸及了包括徐階在內的絕大部分權貴的利益。關於當時權貴對重新丈量土地的抵抗，有部劇《顯微鏡下的大明》，可見一斑。

這種平衡的打破，實際上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於是，倒張派就迅速潛伏下來了。

之所以是說潛伏，是因為只要張居正活着，只要沒有辦法動搖皇帝的支持，那麼，倒張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對張居正死後的清算，實際上的確鑿的違法亂紀的證據幾乎是沒有的，比如生活奢侈，那徐階奢侈多了，比如蓄養美女，比如任用私人，結黨營私等等，這些在基本的官員而言，其實都是常態。萬曆皇帝也並沒有多大的意外。

但是有一條，即謀反篡位，即與戚繼光的聯盟。戚繼光的軍政革新，而後有戚家軍，實際上是在張居正和譚綸等的先後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戚繼光的突出成就，當然也難免招致文官集團的嫉妒和忌諱。

那麼，文官之首的張居正和武將之首的戚繼光過從甚密，當然擁有了謀反的能力。

於是，張居正沒有謀反，但卻有謀反的能力，這一條便徹底讓萬曆皇帝推到了張居正。

這一條，其本質是臣子的威勢過大，就會威脅到君主的地位，那麼，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秩序就受到了威脅。於是，以此意識形態為統治手段的王朝，是堅決不會給這種破壞維繫社會平衡的異類存在的。哪怕他已經死了。

03

而這種清算的結果就是，另一班來督促皇帝要怎麼做皇帝的文官集團上來了。萬曆皇帝似乎也才明白，他們對張居正的義正言辭，不過是為了他們能夠取代張居正。

於是，後來的首輔申時行，借鑒了張居正的慘敗，於是充分做起了和事佬，以顧全大體的方式，保全政治的平衡。用儒家的道德規範，來平衡皇權與臣權，來平衡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

這種平衡裡面，是沒有太多是非黑白的，有的只是一種表面的穩定和相安無事。

內里，仍然是官僚集團的“陽道德，陰富貴”，然後，大家誰也不戳穿，一起等待努爾哈赤的鐵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