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徙陳對楚國晚期的影響

公元前280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之兵，由蜀地攻取楚國黔中，楚割上庸、漢北之地與秦求和。公元前279年，秦將白起拔楚鄢、鄧、西陵之地，此三地是郢都的屏障，三地失，則郢都危。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燒楚先王陵，楚國被迫由郢徙陳。楚離郢以後，楚並沒有馬上滅亡，卻成為楚國由強轉弱、由盛變衰的一個轉折點，何況這也不是遷都釀成的。徙陳後，楚迅速穩住了陣腳，阻止了秦兵繼續東進；也加劇了秦占區與秦的鬥爭，一度使楚恢復生機。至公元前253年，楚徙都鉅陽（實際仍在陳境）；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因參與諸侯攻秦不利又徙都壽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才被秦所滅。從陳至楚最後滅亡的56年中，楚都在陳有38年，陳作為楚國後期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顯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要研究楚後期的歷史，就不能無視陳的重要地位與作用。

錯金銀龍首轅頭（淮陽馬鞍冢楚墓出土，現藏河南博物院）

一、楚遷都選定陳的緣由

（一）陳地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

楚之所以遷都，是迫於秦的軍事進攻，因此要選新都，必須距秦較遠，能避秦的軍事鋒芒；但也不能避得太遠，還要能組織力量與秦抗爭。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分析，陳是最理想的選擇。正如信陵君無忌所說，秦“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史記．魏世家》)。秦所以不敢，因陳在韓、魏以東，韓、魏與秦有世仇。秦要伐陳，走捷徑必須經韓、魏，又怕韓、魏抄他的後路，“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若不借路於仇敵韓、魏，必“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極為不便。總之，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來說，楚選擇陳作為新都，最為有利。

（二）楚在陳有很好的統治基礎

楚莊王曾滅陳為縣，被勸阻復陳。楚靈王再次滅陳，並以“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為炫耀。靈王死，平王立，復陳國，然陳實際已是楚之附庸了。至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滅陳而縣之”。楚在滅陳之後，東部為了對付吳、越，北部為了對付三晉和齊魯，加強了對陳的控制與建設。從惠王滅陳至公元前278年徙都陳，楚已在陳經營了200年，陳一直是楚的北方軍事重鎮，顯然有較好的軍事設施。從陳的地理位置看，東南部是楚的大後方，而西北有韓、魏作屏障；其西南又有召陵、上蔡這些楚的重要軍事據點，加上汝水迂迴其間，構成了一條較牢固的防線，既可阻止韓、魏襲擊，也能抗拒秦兵進攻。因此，楚選陳作都，較為有利。

鳳鳥形玉佩（淮陽平糧台遺址楚墓出土）

（三）便於組織力量抗秦

楚丟棄西南大部分地區，時時都在想收復，都城若離得太遠，就不便組織力量抗秦。陳地所處位置較近，因而楚選擇陳為都。

（四）陳交通便利，物產豐富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又有“陳夏千畝漆”之說。淮河流域，是楚國的又一糧倉，楚靈王時，陳地已“賦皆千乘”。經過春秋晚期到戰國早中期的發展，更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無饑饉之患”,“無凍餓之人”。選陳作楚都，就有軍需等各方面的充分保證。

特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經濟、文化基礎，以及便利的交通條件，構成了陳城在楚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戰國時期刀幣（淮陽出土，現藏周口市博物館）

二、陳為楚後期都城確鑿無疑

近年來陳城淮陽的考古發現，已證實了陳為楚後期都城。河南考古界，在淮陽獲得了大量可喜資料。根據他們的研究成果，淮陽楚墓晚於江陵最後一期楚墓。江陵楚墓的年代，下限為前278年，江陵已發現有前278年拔郢後的秦墓，秦墓的風格與楚墓迥然有異。淮陽楚墓早於安徽壽縣長豐楚墓，長豐楚墓又有楚幽王墓作標誌。

淮陽楚墓的年代是在由郢徙陳以後和由陳遷壽春以前，時代上沒有任何疑義。有學者推定淮陽馬鞍冢為頃襄王墓是可以成立的。北冢的規模更大，封土更高，地位顯然更尊。據理推測，不可能是頃襄王的配偶或晚輩、只能是頃襄王的長輩。頃襄王父親籠懷王客死於秦，旋即歸葬於楚，當時郢都在江陵，一直到頃襄王二十一年才徙陳，因此基主不可能是懷王，很可能是懷王的夫人、頃襄王的母后。既然頃襄王和懷王夫人均葬於淮陽，那麼陳為楚後期都城就確鑿無疑了。

淮陽縣城東南馬鞍冢楚墓遺址

三、陳為楚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楚都遷陳後，暫時脫離了與秦人的正面接觸，獲得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和復蘇的機會。《戰國縱橫家書》載朱己謂魏王曰：“（秦）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右蔡、召，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又《史記•春申君列傳》載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龜益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可見，當時楚頃襄王在郢都喪失後東遷於陳的選擇是正確的。楚都東遷後，獲得了休整的時機，並利用陳地有利的經濟、文化基礎，使楚國出現了一段“復強”的時期。比較而言，從楚頃襄王二十三年至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41年）為楚國的相對復興階段，其間30餘年，楚國不僅沒有受到大的侵伐和挫敗，且分別於頃襄王二十三年集合東地兵士10餘萬，收復了為秦所拔的江旁15邑，置郡以拒秦，見載於《史記•楚世家》:“（楚頃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楚派出3萬人協助三晉伐燕，楚考烈王五至六年，秦、趙展開“長平之戰”，趙國向楚求救，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又考烈王二年（公元前261年），楚東伐魯，“取徐州”，這一戰略要邑的入楚，為進而北上滅魯，向東控制泗、沂中上游地區奠定了基礎。考烈王十六年（公元前247年），秦大舉攻魏，信陵君又統率楚、趙、魏、韓、燕國之師，大敗秦軍於“河外”，並“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考烈王二十二年，時信陵君已故，楚春申君再次組織楚、趙、魏、韓、燕國之師攻秦，楚為縱長，兵至函谷關，因“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是為戰國時期關東列國的最後一次聯合行動，然終因這時各國已朝不保夕，兵無鬥志而敗北，於是“楚東徙都壽春”。此後，楚國便江河日下，終至敗亡。

銅鐎壺（戰國時期，淮陽平糧台遺址楚墓出土）

陳為楚都，其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楚迅速穩住陣腳，阻止秦兵東進

根據史料記載，楚徙陳前後，秦兵勢如破竹，大有一舉殲楚之勢。公元前280年，秦分兩路攻楚，一路秦軍由北“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楚世家》)。路由西伐楚，“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本紀》)。公元前279年，“拔鄢、鄧五城”(《白起王翦列傳》)。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夷陵。楚襄王兵敗，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秦以郢為南郡”(《楚世家》)。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秦本紀》)。當時，正如《韓非子•初見秦》所說：“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一作渚）、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一作伏）於陳。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史記．春申君列傳》也說：“當是之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

在這嚴峻時刻，楚採取了積極的對策。政治上，頃襄王採納庄辛的“亡羊補牢”罷“淫逸侈靡”，疏奸佞之臣，並採用“舉淮北之地之十二諸侯”(《戰國策》）的策略。為阻秦伐楚，外交上，派黃歇入秦遊說秦王：“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鬥，兩虎相與斗而駑犬受其弊，不善楚。”並提出“若將楚攻破，韓、魏、齊則坐收漁翁之利，於秦會極大不利。”這樣，果真說動了秦昭王，“發使賂楚，約為與國”。公元前272年“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春申君列傳》)。這就阻止了秦兵繼續東進，贏得了將近40年的時間，便秦沒有攻楚。這不只給了楚以喘息之機，並使之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與發展。

銅鍤（戰國時期）

（二）加劇了秦占區與秦的劇烈鬥爭

秦之所以沒有繼續東進，除上述原因外，還與楚在秦占區展開了激烈的反抗分不開。仔細翻閱史料就會發現，有些地方N度被秦佔領，又幾度被楚收復，如此反覆，這正反映楚秦鬥爭的劇烈。茲將有關史料摘錄如下：

《楚世家》載：（公元前276年）“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秦本紀》也載：“楚人反我江南。”

《戰國策•秦策》載：（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以後）“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

自公元前278年以後，鄢（宜城）、郢（江陵）、安陸（雲夢）一帶，有的地方可能一度也被楚收復過，加上淮陽發現有這一時期的楚墓與頃襄王墓，說明楚都沒有再遷回郢（江陵）。

（三）加速了對楚南部和東部地區的開發

公元前278年楚被拔郢以後，喪失了大片土地，也喪失了一些重要資源，如江漢地區的糧食、水產、皮革；鄂西和湘西的礦產、食鹽、丹砂、木材、生漆等。從文獻記載結合考古資料來看，大江以北即現在的漯河、信陽至武漢及其以東和大江以南的洞庭湖區，包括常德、益陽和湘江流域及其以東仍屬楚。考古資料還證實，秦占區的人口急劇減少，而東部和南部的人口如淮陽、鄂州、長沙甚至湘南衡陽、資興等地的人口迅速增加。一方面對秦的軍事鬥爭急需各種物資；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東徙南遷，急待開發東部和南部地區來滿足這些需要，促進了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

1．在農業方面。有兩點最為突出，一是鐵制農具的普遍推廣和使用，使得一些不毛之地得以開發。據楚國鐵器出土情況統計：(1）出土鐵器的地域廣，南到湖南南部，東到江蘇即楚轄全境包括邊遠地區，鐵器已普遍使用：(2）品類全，主要是生產工具，有鋤、耒、耙、鐮、鑽、斧、鏡、鑿、錐、錘、魚鉤等等，還有兵器劍、矛、戈、匕首、鏃等；(3）多數鐵器為戰國中晚期，器類也以此時為多；(4）鐵前主要應用於農業生產，包括砍伐、墾殖、耕種和收割以及採礦等各方面。

郢爰拓片

另一突出之點是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最著名的有芍陂，《水經•肥水注》：“斷神水又東，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許……陂有五門，吐納川流。”經歷代維修，至今還在發揮作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介紹說：“這是個大似湖泊的水塘，塘堤四周設有三十六道門，七十二道涵，它接引六安山區流來的水，形成一座周圍一百二十多里的蓄水庫，可以灌溉萬頃良田。現在它成為淠史杭水利綜合利用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顯然，正是楚東遷後，更需擴大旱澇保收的農田面積，以保障東遷人員和軍隊的糧食需求，做到“軍用饒給”。同時修這樣的工程才有了人力和物力的保證。

2．在採礦方面。銅是當時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主要用在三個方面：一是製作武器。雖然戰國中期已出現了鐵兵器，然而直到戰國末期，最主要的還是青銅兵器。與秦等戰事的增加，青銅兵器也就需要不斷更新與補充。二是製作禮器。如楚幽王墓出土的各種青銅器800餘件，其中重器有100多件，大鼎重400多公斤。三是製造貨幣，用銅鑄貨幣，主要是蟻鼻錢。

楚國後期，金幣大增也必須加速金礦的開採。據統計，全國有安徽、河南、江蘇、陝西、山東、浙江、湖北7個省50多個縣（市）,80多處地點出土過楚後期的金幣。以上這些地方，都是楚國後期經濟樞紐。

3．在手工業方面。隨着楚政治軍事勢力東遷南徙，各類工匠也隨之而來，楚國的手工業包括建築、髹漆、絲織、冶鑄、琢玉等等有所發展。如壽春發現的大型空心磚宮殿建築，絕不比江陵紀南城所見遜色。楚幽王墓所見重400公斤的大銅鼎，為同期所見之最，淮陽、長豐楚墓出土的玉器之精，甚至超過江陵等處楚墓。

銅魚鏢（淮陽出土，現藏周口市博物館）

楚都陳期間，有一段相對穩定、復蘇時期。以陳為中心的淮北汝、穎一帶的經濟、文化基礎並不低於南陽盆地與江漢地區，春秋戰國時期沿淮水利工程期思陂、芍陂的相繼修建，又極大地促進了淮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使之成為楚國重要的農業基地。銅礦的相繼發現和採礦技術的提高，提供了製造武器、禮器和錢幣所需要的資源。源源不斷的物質資料和生產資料，使得楚在失去郢都之後在別都陳城迅速穩住陣腳、進而又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基於戰略軍事以及防守的重要，楚國對原有的古陳國、楚陳縣故城進行了大規模擴建，同時還在陳城東南的項國故城外加築郭城，以作別都，另於陳城西南今商水縣修建章華台，作為離宮，這一方面是出於戰略防禦的需要，同時也體現了楚國當時仍擁有相當強的經濟實力。

（四）延緩了楚和其他東周國家的滅亡

當楚在陳站穩腳跟，經濟有一定恢復和發展後，做了三件較大的事：一是救趙；二是滅魯；三是率諸侯伐秦。前兩項雖然取得了成功，但第三項卻失敗了。這就導致了秦統一六國的必然結局。前兩項能取得成功，至少說明了兩點：

1．楚國的實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能與秦抗衡。在秦最後滅楚的過程中，秦始皇先聽信李信的意見，只帶了20萬軍隊去，被楚打敗，只得改派王翦。王翦提出“非六十萬人不可”，秦始皇“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王翦，可見秦是傾全國之力才征服了楚國。

頗具巫風的楚幣

戰國時期楚國的銅貝幣“蟻鼻錢”,

俗稱“鬼臉錢”，是楚國通用的一種貨幣。存世量較多。

2．秦並不是完全不可戰勝的力量。公元前259年，秦發兵攻趙，動用的軍隊“人數倍於趙國之眾”，想一舉滅掉趙國。趙國的勢力雖極度削弱，然眾志成城，舉國抗秦，秦圍趙國邯鄲一年多，數易其將，損失慘重，卻不能拿下。秦昭王再三請赫赫有名的將領白起去，白起明知戰勝不了趙，不願去做“辱軍之將”，結果，楚、魏的救軍到，與趙內外合擊；“秦軍多失亡”，只得敗走，邯鄲之圍自解。前247年，（魏）信陵君又統領五國軍隊，敗秦於河外。

綜上所述，楚國都陳以後，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利用秦與東周各國矛盾，贏得了一段和平時期，使境內經濟有所發展。楚的勢力對秦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至少延緩了秦滅六國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