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之戰，西夏明明大獲全勝，為什麼還要與宋朝議和？

宋朝皇帝

北宋王朝的對外戰爭，可謂冗兵積貧，打不過實力強勁的遼朝，也打不過割據西北的西夏。長期以來，被認為宋軍虛弱標誌的就是好水川之戰，這場戰爭的失敗，使得西夏失去了約束，真正謀得了獨立。和西夏對陣的乃是韓琦、范仲淹，他們都被認為是宋仁宗時期的名臣，但二人在對夏戰爭上卻陷入爭執，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好水川之戰的戰敗。好水川之戰本身就是一場不對等的戰爭，宋軍人數不足西夏一半，失去有利地理位置，內部戰和不定，這一切註定了宋軍的失敗。

一、戰爭背景——元昊為何突然反了？

李元昊所在的党項族，自北宋初期以來就割據西北。李元昊祖父李繼遷、父親李德明都追求實際上的割據，但同時避免刺激宋朝，所以在臣服宋朝的名義下，主宰西北，不敢公開和宋朝分庭抗禮。至李元昊時期，李元昊不過有西北十一州“方兩萬里”之地，其兵力、領土和宋、遼甚至吐蕃相比，都太過遜色，但為什麼李元昊敢於稱帝？這就要說到北宋的經濟危機。

西夏

北宋發展至真宗末期、仁宗時期，三冗兩積之弊已經顯現。1039年，仁宗鑄“皇宋通寶”賜給“陝西緣邊軍士”。宋朝初期，年年造錢，其規格有標準，上刻年號，但只有1039年的銅錢上面用國號而不用年號。《文獻通考》也說，只有1039年的錢幣沒用年號，此後這種事情再沒有發生過，“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

筆者認為就是在1039年前後，宋朝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宋初年年造錢，太宗時最多一年造銅錢180多萬貫。仁宗初，一年造銅錢300多萬。銅錢大規模增加，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北宋商貿獲得長足發展，因此用錢量大增；二銅錢外流或民間藏銅。銅作為一種戰略物資，歷史上民間或少數民族就有用中央王朝貨幣重新熔煉後作為器具使用的習慣。比如，明朝“永樂通寶”錢就曾大量外流，流到海外後，可以製作箭頭、火銃的彈丸，日本的織田信長甚至用“永樂通寶”四個字當作軍旗。在采銅量無法增加的情況下，鑄幣量增加，結果只能是降低貨幣成色，進而出現經濟危機。

日本戰國旗

而宋代採取募兵制，當兵的賣命是需要國家給錢的，宋朝給邊軍發劣幣，《文縣通考》說北宋邊軍得新錢後“舊錢不出，新錢愈輕”、“不可畸用”。士兵領取餉銀價值不足，這打擊了宋軍的積極性，邊防不穩，由此給元昊以可乘之機。這也是好水川之戰宋軍戰敗的原因之一。

二、宋夏開戰

1038年，元昊公開稱帝，突破了宋朝底線，宋朝對西夏終於強硬起來。開戰之前，北宋中央君臣和甲午戰前清朝中央君臣的心態完全一樣。《宋史》中載：大部分朝臣都認為“元昊，小丑也，旋即誅滅矣”。對付元昊輕而易舉，所以應該示之以威，邊境嚴防死守、堅壁清野，斷絕與西夏的貿易，以經濟手段扼殺西夏。但邊軍將領卻認為與其防守，不如主動出擊，所以積極上書出擊。這樣中央和邊軍戰略不一致，使得宋朝不能統一思想全力對付西夏。這成了好水川戰敗的原因之二。

1040年正月，西夏10萬人進攻延州，爆發了三川口之戰。這是仁宗朝宋夏第一次大規模交戰，宋朝邊軍輕敵冒進，加之星夜疾馳，結果宋軍大敗。邊軍一次戰敗，激發了宋朝內部主戰派的氣焰，宋朝決心雪恥，遂命韓琦為陝西安撫副使，赴陝西助戰。

韓琦

三、戰略的持續爭執

韓琦於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到陝後，主張積極攻擊，打算分兵兩路征討，而五月到任的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則認為，此時應該防禦。前線指揮陷入爭端。十二月，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全面負責對夏戰爭的宋朝邊軍最高統帥夏竦，在綜合了韓、范二人的意見後，寫出攻守兩份戰爭計劃書，送至東京由仁宗決策。仁宗傾向進攻，但夏竦本人傾向防禦，於是又派人赴東京遊說。可宰相呂夷簡傾向攻擊，樞密院副使杜衍又傾向防禦。就這樣，在前線和中央來回扯皮的過程中，時間到了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最後仁宗決定採取攻勢。但前線范仲淹仍上書轉達了自己的守勢意見。最後朝廷讓范仲淹管轄的鄜延路做好積極防禦，並可在適當時機招撫西夏，其他的陝西三路準備進攻。

范仲淹

在康定元年至慶曆元年這長達一年的對夏戰略爭端中，宋朝前線指揮不和，前線和中央戰略分歧，主張攻和守的雙方互不相讓，貽誤戰機。就在宋朝內爭中，西夏方面反而抓住時機，一面集中兵力做好準備，一面派人赴涇原路求和，甚至派高官赴延州范仲淹處商談具體和約，以迷惑宋朝。

1041年二月，夏竦敏銳地察覺到西夏的野心和宋軍的危機，於是要求涇原、鄜延兩路進討。夏竦給仁宗的表文寫到：由於進攻的命令和范仲淹的招撫策略不同，范仲淹拒絕出兵，無奈自己只得派人和范仲淹商議，但范仲淹“未肯出師”。就是在這種前線指揮的持續爭執下，好水川之戰爆發了。

夏竦

四、好水川之戰

1041年春，西夏進攻渭州，韓琦派駐守寧夏固原的鎮戎軍由任福統帥，全部出發救援渭州。西夏設伏兵於好水川口。宋軍中了埋伏，結果慘敗。自此西夏徹底擺脫了宋朝的約束，宋夏簽署了《慶曆和議》，宋承認西夏獨立。關於這場戰鬥，關鍵因素就是兵力對比問題。

《宋史·王珪傳》說：“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宋史·任福傳》中說好水川之戰，宋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宋史·夏國傳》中說好水川之戰，宋軍死者達10300。今人根據諸多史料分析，好水川之戰，主將任福本部應為兵18000人，其部下朱觀有5000人、武英有3000人；增援的涇州都監王珪有4500人，渭州有3000人，涇原王仲寶也曾率1萬人援助，宋軍總兵力最多時該在43500人上下。但因為朱觀半路逃跑，王仲寶沒有達到戰場，任福身邊也僅中軍千人，所以好水川之戰，任福能指揮的宋軍不過15000人上下。在這種情況下，宋軍陣亡數字在6000至13000，可謂慘敗。

宋軍

而和宋軍不同，西夏方面，引誘宋軍的部隊有1萬人，埋伏的士兵有10萬，佔據了好水川地理位置。今天考察好水川地理，其河谷連續不斷有30千米，溝壑縱橫，植被茂密，適合藏兵。即便元昊留有後備部隊，其一齊參戰的兵力也遠遠多於宋軍。綜合上述因素來看，無論如何，好水川之戰宋軍也是必然戰敗。

文史君說

元昊稱帝之初，北宋和遼國已進入和平狀態，宋朝北方安寧，得以抽出大量兵力對抗西夏，宋朝在西夏邊境屯兵不下20萬，其中鄜延路下有屯兵68000人， 環慶路有5萬， 涇原路7萬， 秦鳳路27000人，但不論軍心、戰略、地理方面，宋朝都不佔優勢。這也註定了宋軍對西夏的戰敗。不過雖然西夏屢戰屢勝，但不傷及宋朝邊防根本，再加上西夏本就是體制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政權，連年對宋征戰也導致了他們內部一些民族關係的不穩定，無奈之下元昊只得乘勝請降。而身處對夏戰爭一線的范仲淹，也通過諸多戰鬥看清了宋朝的積貧積弊，此後開始忠心變法，這便拉開了慶曆新政的序幕。

參考文獻

蘇正喜：《宋夏好水川之戰主戰場遺址再考證》，《黑龍江史志》2014年15期。

安北江：《宋夏好水川之戰問題再探》，《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05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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