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國旗國歌的確定，梁思成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此過程中對毛主席產生了極其崇敬的感覺

2022年10月07日10:40:16 歷史 1341

文/李傳璽

大家都知道，新中國建立時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主導設計了國徽和設計建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其實，國歌、國旗的選擇確定也與梁先生有關。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會議於6月20日結束。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必要準備工作，會議決定在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即：一、擬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各單位的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國徽方案等。

第六小組的組長是馬敘倫，副組長是葉劍英、沈雁冰，組員13人，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劉王立明代）、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由於馬敘倫生病，第六小組直到7月4日下午才舉行成立會，並於會上擬定了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徵求條例，設立了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決定公開向全國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截止日期為8月20日。該條例於7月13日發布。

◆《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草案。

這裡我們看出，梁思成開始並不在第六小組，而第六小組裡雖然有幾位歷史學家、文學藝術家，但國旗、國徽和國歌還有着特殊的象徵意義與藝術要求，還必須要有對此特殊性有着精深理解的藝術大家和學術大家。於是第六小組於8月5日在北京飯店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三人為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顧問；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人為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顧問。預定8月18日至20日為選稿時期，22日舉行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會議，23日舉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會議。

雖然截稿時間定在8月20日，但之後仍然不斷有來稿，所以截止時間一推再推。初選開始之後的8月24日的統計，共收到國旗圖案1865件、國歌歌詞350餘件、國徽圖案18件（實際最後收到國旗1920件、圖案2992幅，國徽112件、圖案900幅，國歌632件、歌詞694首，意見書24封）。第六小組對這些稿件採取了審慎負責的態度，在北京飯店設立選閱室，將全部來稿陳列，供代表、專家、評選小組討論審閱，進行初選。

◆梁思成在病床上與林徽因討論國徽設計方案。

9月21日，新政協會議開幕。22日，大會決議，成立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對此進行討論審查確定。委員55人，梁思成是委員之一。

國徽圖案由於應徵者多把國徽想像成普通的證章或紀念章，投稿大多數不合體制，少數合於體制的，又圖案意味太重，過於纖巧，最後保留的僅四五件。新政協大會召開後，在審查委員會審查的基礎上，23日上午，全體代表分十一組分別討論國旗和國徽的圖樣。最後決定國徽暫不確定，另組專家組再行設計。國旗、國歌經過認真討論，深入聽取意見，最後確定以五星紅旗為國旗，《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而在這個過程中，梁思成都起到了很關鍵性的作用。

關於國旗，梁思成視野寬廣，客觀理性且藝術地分析了大星下橫杠方案的不足，獲得了領袖們的認同，連同多人一起促成了毛澤東主席對五星紅旗的確認。應徵圖案匯總後，經過多次反覆討論，初選了38幅進入複選，其中還有朱德總司令的作品。政協籌委會將38種國旗草案編印成《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供大家討論。9月23日，分組討論時，各組認可第一圖的112人，認可第二圖的77人，認可第三圖的185人，這三幅國旗草圖，都是紅底，黃星，加一黃條，橫貫旗面。“紅色象徵革命，星象徵中共和解放軍，黃條象徵黃河，黃河是我們中國經濟文化的發祥地。”把上面三個人數加起來，贊成前述意見的，已達到政協代表的過半數（新政協會議開會時實際參加人數為635人），因此國旗基本上確定了上述圖案。但下午大會發言時，大家本着“如何把人民新中國在國旗上表現得更好些”的基本精神，又覺得此圖案喻意雖好，形式上卻有種割裂感。有代表這樣提出意見，“黃條將旗劃分為二，象徵不統一，不好。”如何改正？郭沫若建議將此道橫杠縮短至五星之下，毛澤東表示贊同。

9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協商座談會。梁思成對橫杠縮短的圖案仍然覺得“非常難看、不莊嚴”。這可是郭沫若的主意，毛主席已經同意了的。可梁思成居然一點顧忌也沒有。9月29日晚上，梁思成曾抽空給隨軍南下的女兒梁再冰寫了一封信，回憶了當時的急迫心情和急切做法。他說，“我一看不得了，拉着周恩來將旗從圖案觀點、象徵觀點、在全世界旗型的觀點分析，痛論其不可。同時還有許多人也反對此圖，張治中說那黃條是孫猴的金箍棒；也有人說是一根扁擔。”周恩來顯然聽從了梁思成的分析，並把所有人的反對意見都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彙報後，雖然此圖案已經自己同意，但還是覺得應該尊重大家意見，爭取國旗圖案得到更廣泛的認同，隨即提出了用五星紅旗的想法。梁思成在信中描述了當晚這一過程，“在客廳中毛主席在客人中走來走去的談話，看見張治中，他說：‘聽說你不贊成那根金箍棒！’大家大笑，後來同郭沫若說：‘我們的黃河黨怕要解散了！’他說：‘此圖有許多人反對，本身就不能取得統一的意見，如何能使它象徵革命人民的團結呢？’後來他提出現在所發表的五星旗——那是應徵圖案中列入final（最後的）候選圖案之一，大家都同意”。如果說其他人反對僅是直觀感受的話，梁思成的意見就是站在學理分析的立場，運用藝術鑒別的眼光，通過世界視野的比較來說的，顯然更具說服力，而“痛論”則體現出梁先生當時態度與觀點的堅決與藝術家精神的絕決。應該說，梁思成的“痛論”在國旗最後確定在五星紅旗的選擇上功莫大焉。

◆1949年9月27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代國歌。

關於國歌，梁思成首先提出了《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的建議。國歌應徵詞譜不僅比較多，而且郭沫若、馬敘倫、歐陽予倩、馮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在內。郭、馬、歐陽還都在第六小組裡。新政協會議開幕後，審查委員會印發了一些歌詞、曲譜讓大家討論，對一些作品還進行了試演奏，但大家聽後都覺得不滿意不完美，先是決定再徵集一次，接着又決定從現有革命歌曲中選用。是梁思成首先向劉少奇、周恩來提議採用《義勇軍進行曲》。這個提議立即得到了好友張奚若先生的贊同，並開始一同極力主張採用此曲。在那封給梁再冰的信中，梁思成帶着極其興奮自豪的語氣向女兒記載了這一過程和當時的心情，“關於國歌的選定，張伯（註：指張奚若）同我可以自誇有不小的功勞。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時也有許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後不久製成的，而在抗日期間極有功勞的一首歌，也是這次大革命開始的一首歌。”他們的提議隨即得到其他很多代表的贊同，認為這首歌對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抗外侮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且在海內外廣為傳唱，深入人心，影響巨大，應該採用。但也有人認為原歌詞特別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句在新中國建立的形勢下不合適，建議改詞。為此，梁思成極力主張不必改，並詳加闡明理由。他在信中說，“有人主張改詞，我認為不必，我說法國《馬賽曲》就是一首軍歌，辭中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辭，是歷史性的歌辭，現在法國已是第三第四共和國，早已沒有昏君了，可是歌辭仍不改。我們雖已過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是‘做奴隸的人’，但那是歷史性的。”梁思成的話引起了劉少奇、周恩來的共鳴。“劉少奇說，蘇聯國際歌中還在說‘我們饑寒交迫的人們’，他們早已不飢不寒了，仍是同樣的唱。不必改了。周恩來也說：‘改了人家還是唱他唱慣了的舊詞的，我看也不必改了！’於是我的主張得以勝利通過。”後來周恩來對大家解釋仍用原歌詞原因時曾說：“法國用馬賽曲作國歌，‘把敵人的血澆灌我們的田’是舊歌詞，也沒有改。我們要嘛就用舊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修改了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周恩來的解釋顯然採用了梁思成提出的理由。26日晚上，在聽取了彙報後，毛澤東表示贊同，並進一步引申說：“雖然，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全國快解放了，但是，中國還受帝國主義包圍，還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的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保留原有歌詞為好。”由於這首歌大家都會唱，所以毛主席肯定了後，“當晚散會之前，我們圍着毛主席高聲同唱第一次的‘國歌’”。這應該是新中國史上首次高唱國歌。梁思成形容當時心情，“高興興奮無比，那是一個最可紀念的一夕”。

由此，梁思成對毛澤東產生了極其崇敬的感覺，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的會中，我得以進一步地認識了毛主席，以前只覺其偉大，這一次會之後才知道他是多麼隨便多麼和藹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