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曾懟毛主席，無軍銜，卻被陳毅稱為“二野和三野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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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全軍大授銜，被毛主席譽為“不下馬將軍”的李先念卻榜上無名。

有人惋惜地說道：

“您怎麼也該有個大將軍銜才對。”

李老淡然一笑，搖了搖頭，指了指同樣“落榜”的陶鑄說道：

“我的軍隊都是他用八支槍拉起來，那他不得授元帥啊。”

陳毅元帥聽見後，也走了過來，緊握陶鑄的手，動容地說：

“是啊，你可算得上二野和三野的始祖了，的確當得起元帥。”

但實際上，陶鑄根本沒怎麼上過戰場。

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他都不曾擔任過主要將領。

更有趣的是，獲得諸多讚譽的陶鑄是出了名的牛脾氣，從不屑於人情世故，連毛主席都敢懟。

陶鑄

那他為何會獲得如此高的評價？

又怎會被稱為野戰軍的始祖呢？

讓我們從陶鑄怒懟毛主席的那一天說起...

要槍無果，怒懟主席

1932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率領紅軍攻下福建漳州，各地方幹部紛紛趕來紅軍駐地彙報工作。

毛主席、朱德、林彪、聶榮臻等中央領導坐在台下。

雖然他們個個面帶微笑，表情和善，卻是不怒自威，氣場強大。

各級幹部都是做足了準備工作才“上陣”的，

可一見到台下的領導，還是忍不住磕巴，也不敢和他們對視。

只有一個青年與眾不同。

他步履穩重地走上台站定，碰上毛主席的眼神也毫不避諱，目光堅定。

雖然他說的是帶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吐字卻十分清楚，語速也不緊不慢：

“閩東是山區，土匪分散，敵人力量薄弱，農民鬥爭有一定的基礎，所以我們福州打算將重點放到農村，發動農民抗捐稅，開展武裝鬥爭。”

毛主席聽後，帶頭鼓掌，笑意深達眼底，不住地點頭，連聲贊道：

“好一個陶鑄，說得對頭，重點尤其對頭。”

陶鑄接着介紹了福州游擊隊的建設情況，並直接提出了要求：

“現在主要是缺槍支，希望紅軍能支援我們地方兩個連的槍支，閩東根據地就能儘早建成。”

此話一出，林彪第一個豎起眉毛，瞪着眼直言：

“兩個連？不少啊，我們拿不出這麼多。”

林彪

要知道，紅軍當時正處於最艱難的時候。

從井岡山出發，向贛南閩西挺進的路上，有一半的紅軍沒有槍。

非但如此，他們每人只有一斤炒米作為口糧，只過了兩天便消耗殆盡。

好在第三天晚上，碰上了國民黨的一支地方軍，打了場勝仗，才繳獲了一些彈藥糧食。

因此，紅軍此時自顧不暇，若還要支援地方實在有些為難。

可陶鑄並不清楚這些情況，因林彪的態度動了氣，竟也豎起眉頭，板著臉。

毛主席見狀，並沒有為陶鑄的“出格”動氣，反而耐心地將紅軍的難處悉數告知。

誰知，陶鑄怒氣未消，直接嗆了回去：

“那你們就每人再背一斤炒米，找機會去打仗吧。”

這話實在有些過了，不單林彪火氣上來了，連聶帥都變了臉，兩人都作勢要站起來。

聶榮臻

正當這時，毛主席輕咳一聲，用眼神制止了他們，

然後，他轉而看向陶鑄，神色雖不似之前溫和，但也不帶一絲怒氣，開口說道：

“紅軍主力的任務艱巨，我們必須將蔣介石的主要火力吸引過來，你們地方才能有喘息的機會，壯大起來，你說是不是？”

聽了這話，陶鑄頓時冷靜下來，心中隱隱覺得有些羞愧，神情也鬆動了。

毛主席看見他的變化，淡淡地笑開，繼續說道：

“而且糧和槍的問題也不難解決，眼光只管開闊些，敵人手裡不就有很多嗎？而且本來就是從窮苦百姓手裡搶的，我們去拿回來就好了嘛。”

這番話讓陶鑄醍醐灌頂，眼裡浮上了敬佩之情，立正站直，標標直直行了個舉手禮，為自己的失禮道歉。

事後，林彪依舊有些憤憤不平，說道：

“他是黃埔第五期的，蔣介石都說黃埔五期搗蛋分子最多。”

毛主席

毛主席聽了這話，卻搖了搖頭，反而流露出欣賞之意，笑道：

“是頭牛，還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朱老總也跟着點頭，說道：

“的確是個人才，就說廈門破獄那一戰，陶鑄打得實在漂亮。”

成名之戰，廈門破獄

上個世紀30年代，廈門城內有一座“活地獄”——思明監獄。

灰色的建築被高高的院牆死死圍住，電網密布，崗哨林立。

守衛24小時輪番把手，並且時時有凄厲的慘叫聲傳出。

監獄內有兩個“南北長、東西窄”的大監房，僅30平米大的地方，卻關了上百號犯人。

人多地窄，房內只有幾床破草席，“犯人”們只能背靠背，席地而眠。

不僅如此，他們吃喝拉撒全在此處，弄得本就不透風的監牢惡臭無比，蟲蟻滿牆。

關在這裡的犯人多半都是“政治犯”。

因此，一旦進了這個魔窟，警方不會提審、法院不會判刑，獄方也不會釋放。

多數人都是活着進去，死了才能出來。

然而1930年春，我黨廈門市委和工會的四十多名同志被關在這座“活地獄”之中，被折磨了整整5個月。

其中，還有中共廈門市委書記劉瑞生和團省委書記陳柏生。

思明監獄舊址

同年3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首要大事便是營救同志們出獄。

決心雖堅定，但要實施起來卻難如登天。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誰能在虎口下奪人？

幾經考慮，福建省委想到了省委秘書長——陶鑄。

他年紀雖輕，卻有着非常豐富的鬥爭經驗。

不僅是黃埔第五期的學員，還曾參加過南昌起義，經歷過革命低潮期的考驗。

接到任務後，陶鑄先從大局出發，從廈門的整體形勢入手。

國民黨在廈門的軍事力量主要有兩個軍營，以及一些閑散的警察和偵探。

第一個軍營距離監獄有20餘里地，前來援助需要一個半小時，

遠水解不了近火，威脅不大。

比較棘手的是，第二個營就設在思明監獄兩里遠的地方。

但陶鑄了解到，國民黨軍隊除了哨兵之外，其餘士兵平時都不發子彈。

因此，等他們配好裝備趕過來，至少要半個小時。

而警察和偵探白天都分散在廈門各處執勤，全部集中也需半個小時。

據此，我方只要能保證在20分鐘內完成行動，就有勝算。

然而，正當陶鑄冥思苦想破獄之計時，又出現了新的狀況。

陶鑄

秘書慌慌張張地走進來，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獄中同志已成立臨時黨支部，準備越獄，請省委指示。”

陶鑄放下手中的《廈門地圖》，邊說著話，邊快步往外走：

“快，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監’。”

國民黨的軍警貪腐成風，監獄守衛也不例外。

只要化裝成家屬，暗地裡給守衛一些錢，便可在每周三、周六兩天混進去探視。

見到陳柏生後，陶鑄再三囑咐：

“一定不要輕舉妄動，切勿盲幹，避免無謂的犧牲。”

而後，他與獄中的同志交換了意見，以備裡應外合，

並且趁機偵察了監獄內部的警衛部署和地形格局。

一切準備就緒後，行動的時間定在5月25日上午九點半。

這一天是周日，大多數國民黨的士兵和警察都會聚在戲院看戲，防務虛空。

而且，九點是獄警的早飯時間，他們會在西樓的食堂用餐。

思明監獄舊址

行動這天，天公作美。

正值梅雨季節的閩南久雨初霽，男女老少，成群結隊地趕往南普陀寺進香。

而該寺正好位於思明監獄附近。

陶鑄帶着十名精幹，扮成遊客，混在人群中。

他們穿着粗布大衣，腰上插着手槍，來到監獄門口。

其中有一人曾在思明監獄當過伙夫，便以找同事之名率先成功進入監獄。

而後，又有五名隊員陸陸續續，拿着厚厚的銀元塞到守衛手裡，以探監的名義混了進去。

當時，一名叫“客古”的同志抱着一個餅乾桶走在領路的守衛後面。

他的腰間除了手槍，還有一把老虎鉗。

來到監房前，客古笑嘻嘻地把餅乾桶遞給守衛，討好地說著：

“長官，辛苦了，這是孝敬您的。”

那守衛雙手接過，挑眉看向桶里的一瞬間，

只聽“砰”的一聲，腦門傳來一陣劇痛，溫熱的血流過臉頰，他癱倒在地，命喪黃泉。

整個過程不到十秒鐘，客古已經用老虎鉗剪開了鐵鎖。

圖片來自網絡

與此同時，正在外面假意挑選楊梅的陶鑄五人聽到槍聲後，立刻掏出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門衛，衝進大門。

正在吃早飯的警衛隊長吳廣成聽到第一聲槍聲後，以為是走火，打發兩個手下去看，自己則繼續端着粥喝得滋滋作響。

直到接二連三的槍聲傳來，他才原地跳起，拔槍上膛，大吼道：

“反了天了，誰在這裡放肆？都給我上！”

話音剛落，已經悄步走上西樓的陶鑄輕扣扳機，吳廣成應聲倒地。

獄警沒了首領，亂作一團，破獄行動進行得更加順利。

僅用了10分鐘，40多名同志一個緊跟一個衝出牢門。

隨後，早就等候在監獄附近的接應隊每人帶領三五名同志，將他們分別帶往海邊的碧山路和小巷道。

被解救的同志們登上木帆船後，楊帆遠去。

這一場廈門大破獄震驚中外，數名國民黨獄警被殲滅，我方無一傷亡。

而這一行動的領導者陶鑄此時才22歲。

廈門老碼頭

而陶鑄之所以年起輕輕就有如此的魄力和膽識，與他幼年的一場變故息息相關。

為兄退學，自力更生

實際上，陶鑄出生於湖南省祁陽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而且，陶家的族譜上有兩個十分耀眼的名字，

即晉朝著名的軍事將領陶侃和著名的田園詩人陶淵明。

陶鑄十歲之前，家境雖不似祖上顯赫，但也不愁溫飽。

他的父親陶鐵錚畢業於衡陽南路優級師範學堂，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個思想進步的革命人士。

但在1918年7月21日這天，陶家迎來了滅頂之災。

陶鐵錚因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死在了北洋軍閥的刀下。

從此，陶家境遇一落千丈。

為減輕母親負擔，才上了三年私塾的陶鑄主動將上學的機會讓給了哥哥陶自強，輟學養家。

彼時，他也不過十歲。

孫中山

從那之後，陶鑄天不亮就將鐮刀綁在腰上，背着與他差不多高的背簍上山砍柴，再挑到十多里外的潘家埠去賣。

回來之後，又緊跟着大人們去山上砍杉樹。

一整天下來，連許多大人都叫苦不迭，可陶鑄卻從未喊過累。

陶母看著兒子高高腫起的雙肩，心疼地眼淚直掉，滿眼愧疚，顫聲道：

“兒啊，娘對不起你啊。”

陶鑄伸出布滿繭子的小手，擦乾母親的眼淚，一句怨言也沒有。

可是光靠砍柴、干苦力是沒有出路的。

1922年，陶鑄告別母親，跟着姨外婆來到安徽蕪湖，進入一家叫瑞森祥的木材行學手藝。

正是在這裡，他遇到了自己的貴人。

和陶鑄同住一屋的帳房先生陶林，不僅寫得一手好字，還通詩文、曉歷史。

他很喜歡這個既勤快又好學的小夥子，經常在下工之後，給陶鑄補習，教他寫字念書，給他講梁山好漢的故事。

就這樣，陶鑄一邊學技術，一邊學知識，將從前落下的課程全都補回來了。

隨着學識的增加，他開始省下飯錢，去買《嚮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來讀，對實事有了進一步了解。

可這樣的安穩日子沒有過多久，就又發生了變故。

新青年雜誌

1926年，瑞森祥倒閉，帳房先生回了老家，陶鑄再度無依無靠。

正在這時，他碰上了從廣州回來的老鄉蔣伏生。

此人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陶鑄這才知道世上還有專教人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保家衛國的學堂。

父親慘死的記憶湧上心頭，他拍案而起，捏緊拳頭，發誓一定要進這所學校，繼承父親的遺志，與壓迫者抗爭到底。

當時想入黃埔有兩條路可走。

一是正規考試。

可陶鑄雖有一身學問，但從未上過新式學堂，對必考的數學和地理一竅不通。

因此考試勝算不大，只剩第二條路可走，即由國民革命軍保送。

在蔣伏生的幫助下，陶鑄先進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教導二團二營當司書。

這一年正逢廣州軍閥陳炯明叛變，妄圖趁孫中山北上時奪權。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黃埔軍校學生組成校軍迎戰，東征討賊。

而陶鑄也參與其中。

蔣伏生

對於陶鑄來說，軍閥不僅是國民之敵，更是殺父仇人。

所以每次衝鋒，他都端着槍跑在最前面，即使有子彈從眼前划過，也毫不畏懼。

憑藉著這樣的勇氣，陶鑄在東征之戰中立下赫赫戰功，成功被報送進黃埔，成為第五期的學員。

更令人驚喜的是，他的哥哥陶自強也在這一年考入了黃埔。

這一時期，黃埔軍校的政治主任還是周恩來，我黨的進步青年們十分活躍。

陶鑄和哥哥結交了不少共產黨員，對黨的主張和理想有了深入了解。

他們決意要加入這個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

1926年10月，在共產黨人陳葆華的介紹下，陶鑄和陶自強正式成為了光榮的共產黨員。

黃埔軍校

而後，經過南昌起義和革命低潮時期的種種考驗，陶鑄在“烈火”中成長，將自己煉造成了一名鋼鐵戰士。

1929年，他和哥哥陶自強被安排到福建省從事白區的地下工作。

在漳州，陶鑄從20多個農民起家，拉起了一支隊伍，

但靠着打土豪沒收來的經費，東平西湊也只購置了幾把駁殼槍。

這才有了他向毛主席要槍的那一幕。

得到主席的點撥之後，陶鑄帶着率部一邊打游擊，一邊擴大隊伍。

後來，隊伍發展到一千多人，組建成了紅軍閩南獨立團。

紅軍長征之後，這支部隊在開國上將葉飛的帶領下，發展成為大名鼎鼎的紅三團，

抗日戰爭時期，又被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第四團，

最終，發展成為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的主力部隊。

不僅如此，在陶鑄的領導下，閩南根據地的建設也發展得有聲有色。

但由此觀之，陶鑄絕對擔得起毛主席口中“人才”二字。

毛主席

但天有不測風雲。

隨之而來的一場牢獄之災讓陶鑄受盡了折磨，也為他晚年的不幸埋下了禍根。

被兄背叛，傲骨崢嶸

1933年5月，陶鑄和哥哥從福建趕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的途中，被叛徒王善堂出賣，在上海被逮捕。

隨後，他們被移押至南京國民黨司令部看守所。

這裡的環境和思明監獄一樣惡劣，狹窄逼仄，臭氣熏天。

但南京看守所的警備比思明嚴密百倍。

進來的人除了投降和死，基本沒有自救和被救的可能。

在這樣的絕境中，陶鑄寧死不屈，可他的哥哥卻叛變了。

從此兄弟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陶自強墮落為國民黨的鷹犬，背叛了革命。

而陶鑄則在這魔窟之中被折磨了整整五年，始終沒有屈服。

直到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達成，在周總理和葉劍英等人的交涉下，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的革命者們才重獲自由。

周恩來

9月26日那天，初秋的暖陽高掛，湛藍的空中萬里無雲。

陶鑄和獄友們大踏步走出監獄，在江東橋附近的一家旅館留下了一張合影。

他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興緻高漲，以詩抒情：

“五年獄裡艱辛過，一笑昂然對鏡頭。”

隨後，陶鑄奉命前往湖北，主持抗日宣傳和組織活動。

他作為班主任，在湖北省湯池的合作人員訓練班講學，教授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游擊戰爭戰略戰術等課程。

在這期間，陶鑄培養了300多名青年，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成為了黨員。

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中原百姓民心惶惶。

陶鑄奉周恩來之命，在敵占區組織抗日武裝，打游擊。

當時的武漢，日偽無處不在，革命者幾乎無處遁形。

可陶鑄硬是靠着八支槍，拉起了一支游擊隊，並迅速發展到百人的規模。

不久後，這支隊伍夜襲被日偽佔領的雲夢縣城，殲敵50多名。

這一戰，打響了抗戰以來，湖北省第一次反攻奪取縣城的第一槍，

極大地鼓舞了鄂中群眾的抗日情緒。

武漢會戰

一年後，游擊隊的人數超過三千人，然後由李先念領導，成為新四軍5師的主力，

抗戰勝利後，又被改編為中原軍區部隊。

中原突圍後，大部分戰士被分別編入中原野戰軍（二野），小部分被編入西北野戰軍（一野）和東北野戰軍（四野）。

正因如此，李先念才說他的隊伍是陶鑄用八支槍拉起來的。

陳總才會稱其為“二野和三野的始祖。”

在陶鑄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根據地的建設，和抗戰宣傳之中。

但他在關鍵時刻拉起來的隊伍，卻像星星之火一樣，灑滿整個中華大地，燃起一片熊熊大火，將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狼子野心化為灰燼。

陶鑄

建國之後，陶鑄又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始終堅守在廣西、廣東、中南等建設一線。

雖然身居高位，他卻最忌諱擺闊氣，講排場，走到那裡都堅守自己的“三不準”原則：

不準迎送、不準請客、不準送禮。

1959年，廣東發生特大洪災，大片莊稼被淹，造成饑荒。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晝夜不停，走遍了所有災區。

到清遠縣時，縣委特地擺了一桌宴席，負責人將陶鑄迎上桌，指着桌上的一隻雞，熱情地介紹道：

“陶書記，您快嘗嘗，我們清遠縣的雞可是全國聞名。”

陶鑄板著臉，抿着唇，過了半響才開口問：

“今年是哪一年？”

負責人察覺到不對，咽了口唾沫，有些結巴地答道：

“今年...1959年。”

陶鑄轉頭看着他，眉頭越擰越緊，接着問：

“今年的清遠縣，雞聞名，還是災聞名？”

縣委負責人被問得啞口無言，當即認錯。

陶鑄滴米喂進，就起身離開了。

他將自己的這種堅持全都寫進了一篇叫《松樹的風格》的散文之中。

“要求於人的甚少，給予人的甚多，這就是松樹的品格。”

而且，陶鑄的這樣品格即便在他當上副總理之後，也從未變過。

然而，這樣一位如松樹般高潔的革命者卻遭到了親兄弟的背叛。

陶鑄夫婦

陶自強投身國民黨後當上了一縣之長，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又率領縣大隊起義，後來在一所中學做了校長。

在陶鑄最後的幾年裡，陶自強在弟弟背後捅了一刀，誣陷他是“叛徒”。

1969年11月30日，陶鑄在北京含冤而終。

而陶自強也因為自己不齒的行徑，在愧疚中患上了癌症，鬱郁離世。

後記

陶鑄曾在《登廬山》一詩中寫道：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他的一生正如他最愛的松柏一樣，傲骨崢嶸，堅韌頑強。

這樣一位高風亮節的革命戰士，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參考：

黨史文匯：《陶鑄的革命人生》

黨史天地：《毛澤東與陶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