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1日，周恩來和朱德離開南京後，葉劍英留在南京繼續進行談判和營救在獄中的同志等工作。我和他兩人就搬到傅厚崗66號剛租下的小樓里。從獄中接出來的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荊三個女同志也住在這裡。
當時床鋪被褥都沒有，我對南京不熟悉，熊天荊是南京人，我就拿錢給她去購買，因為天熱，一床席子、一個枕頭和一條被單就行了。她又請了一個保姆來做飯和搞衛生，就正式起伙了。像個小家庭的樣子。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從此，葉劍英就以八路軍參謀長和八路軍駐京代表身份開展統戰工作。傅厚崗66號，也正式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京辦公處”，我以辦公處秘書名義上街去刻了印章和印製了信紙信封，買了辦公用品。當時中央已決定調上海紅軍聯絡處處長李克農來當處長，他還沒有到任，我們就正式開張了。
第一件工作，就是營救獄中的政治犯。所以第一封公函，就是以葉劍英的名義給軍政部長何應欽保釋政治犯的。夏之栩等到辦事處後，交出一批仍在獄中關押的名單，葉劍英要我寫信給何應欽保釋。這可難着我了。我雖然在紅軍中當過幾年秘書，為首長寫過不少請示報告，都是開門見山，簡單明了，有啥說啥，除了最後一個“敬禮”外，什麼客套話都沒有。我在西安紅軍聯絡處半年多，也沒有寫過公函。我只好向葉劍英請教應該如何寫。他手把手地教我：開頭寫“何部長鈞鑒”，中間寫要保釋某某人出獄調服軍役，最後一句是“請核准為荷”。“核”字 要抬頭另起一行，表示對上級尊重。落款又要在葉劍英上面旁邊寫一“職”字，表示是他的下級。我就照葫蘆畫瓢，一字 句地小心抄寫。因為很緊張，不是掉了字，就是忘了抬頭。只得重寫，寫了幾次才算寫好，搞得我滿身大汗。送給葉劍英審查蓋章才發出。這幾天可忙壞了我，既要寫公函，又要招待獄中出來的同志，還要翻電報，因為我們沒有電台，發電報是我自已送到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駐京辦事處代發的。
8月底，李克農從上海來了，他就負起辦事處的總責。錢之光奉周恩來指派也從西安來到南京，他負責軍需、財務等工作。因出獄的同志越來越多，
李克農就指定從獄中出來的夏之栩、熊天荊、劉順元、蕭桂昌等同志負責接待、登記和審査。先在西流灣租了幾間平房，住不下了，又在鼓樓包了一個小旅館。同志們出獄後，首先是給他們洗澡、理髮、補充衣服和日用品，然後登記、填表，學習黨中央的宣言、《十大綱領》等。
9月初，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達南京八辦。他的任務，首先是同國民黨代表商談中共中央宣言的定稿和發表問題。這個任務已在9月21日完成，22日公開發表了。其次就是恢復和建立長江流域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組織。
因為周恩來已到山西同閻錫山、衛立煌等商量山西抗戰事宜，董必武、林伯渠分別在武漢和西安，長江沿岸委員會沒有建立。所以這項工作就由博古負責，葉劍英參加。由於從獄中營救出大量的黨的負責幹部，他們有白區工作經驗，這就為開展工作提供了幹部條件。從8月到10月，從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監獄、反省院先後釋放的政治犯，經過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接待的共約千人。其中重要的幹部有黃文傑、劉順元，李世農、王凱、陳農非、鄭紹文、王鶴壽、陶鑄、方毅、石磊、錢 瑛、張琴秋、劉寧、蕭桂昌、喻屏、林理明、張愷帆、顧玉良、曹荻秋、彭康、鄧墾等。
博古、葉劍英和李克農商量，指定有組織工作經驗和了解獄中情況的黃文傑、劉順元、王鶴壽、李世農、劉寧一、錢瑛、夏之栩、方毅等負責出獄人員的登記、審查、接待工作。審查後分別處理：獄中表現堅定的，送延安或分配到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表現一般的，有些問題的，送延安學習，繼續審查；少數表現不好的或有嚴重問題的，發路費給他回家或自找工作，並囑咐他們要積极參加抗戰。總計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送延安的，約七八百人，都是南京辦事處買好火車票，分批組織起來，發給八路軍護照走的。
博古、葉劍英根據幹部條件並報中央批准，逐漸建立了許多地方的黨的領導機關。9月，派北平南下的學生楊學誠在武漢成立武漢工委，主要是領導學生工作。10月初，周恩來從太原電告博古，並派副官邱南章到漢口送信給董必武，陪同董老到 南京同博古商量湖北黨的組織工作。董老到武漢後，同博古、葉劍英商定，派剛出獄的陶鑄、錢瑛去武漢，與從中央派去的郭述申組織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任工委書記。11月，博古派從蘇州出獄的方毅去湖北，參加工委工作。又商定派鄭位三到鄂東任特委書記，加強對高敬亭游擊部隊的政治工作。派原任西安紅軍聯絡處主任李濤到漢口籌建八路軍駐漢辦事處。
10月，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江蘇省委，劉曉任書記，劉長勝為副書記。中央派張愛萍經南京去上海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葉劍英同張愛萍商談了在江蘇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問題。博古派劉寧一到江蘇省委參加工人委員會工作。
11月，浙江成立臨時省工委，安徽成立皖中工委，都是博古從南京派出幹部去組織的。
9月下旬，在贛粵邊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負責人項英，根據中共中央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到南昌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因不了解國共談判的具體情況，發表了一些不恰當的談話。中央電告博古、葉劍英，設法派人到江西找項英，傳達中央指示，要項英到南京轉延安，討論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博古、葉劍英派了從監獄出來認識項英的顧玉良，以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上尉副官的名義，穿上軍服，拿上護照到南昌，經過國民黨派 人帶到吉安見到陳毅，口頭傳達了中央關於南方游擊隊不能自行集中下山的指示。接着又到贛南大庾找到項英，口頭傳達了中央的指示，面交了博古、葉劍英托帶的信和中央文件。然後又陪項英到南京八辦轉到延安。
11月，博古、葉劍英又派顧玉良先到江西鉛山贛東北蘇區找到領導人黃道，又到福建閩東遊擊區找到葉飛，向他們傳送中央文件和批示精神，並陪同葉飛、黃道到南昌新四軍軍部報到。使他們及時了解中央精神，以免上國民黨的當。
在宣傳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博古、葉劍英、李克農都接見了許多朋友和中外記者，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的戰績。特別是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在山西平型關殲滅日軍千餘人以後，八路軍更聞名中外，很多人來打聽消息，應接不暇。李克農要袁超俊副官買了一架油印機，將八路軍總部發來的戰報印發，並用不同方式通過進步或中間報紙在報上透露出去。國民政府參軍長呂超辦的《金陵日報》，因銷路不好，請剛出獄的陳農非（陳辦過報，他們認識）去當總編輯，經博古同意，該報因有後台可不送審，就可經常登載八路軍的消息。外國記者愛潑斯坦，還把我們提供的消息發往外國報紙發表。
10月間，南京有一張小報登載了一條“八路軍游而不擊”的報道。李克農看了很生氣，同葉劍英商量對該報提出抗議。李克農叫人到街上買了一個少將領章和一個少校領章，他要我和他一起穿上軍衣，戴上八路軍臂章，他掛上少將領章，要我掛少校領章。他說要給那個報館的總編輯顏色看。接着就叫副官打電話把該報總編輯找來，他要我在門口招呼，他坐在客廳等候。不久，總編輯來了，我說，我們處長找你有事，就把他引 到客廳里。李克農請他坐下，拿着那張報紙對他說：“你們的消息說‘八路軍游而不擊’，根據什麼？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那麼大的勝仗，難道你們不知道么？明天登報更正。”那個總編輯只得點頭承認錯誤，說：“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急得滿頭大汗。第二天就登了一條啟事。事後，我們辦事處的同志對李 克農說：“克公真有兩下子。”李克農笑着說：“這就是又團結又鬥爭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