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船王包玉剛捐千萬建飯店，提一要求無人敢應，鄧小平：同意

上世紀80年代，身居香港將近30年的寧波籍“世界船王”包玉剛懷着一顆愛國之心，踏上了回鄉探親的旅程。

當時的中國一切都還在發展中，包玉剛看着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欣喜異常，可是他忽然發現，首都北京竟然連一個像樣的飯店都沒有，為了表達自己的赤子之心，他表示願意向祖國捐獻2000萬美元，在北京建一座飯店和一座圖書館。

眾人都被包玉剛的一片赤誠所感動，紛紛對其表示敬佩，可是包玉剛緊接着又提出一個要求，讓所有人都犯了難。

就在所有人都猶豫着2000萬美元該不該接的時候，鄧小平站出來表示：“別人怕‘接’出麻煩，我出面接受這筆捐款。”

那麼包玉剛提出來的要求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沒有人敢接呢？

包玉剛

自主創業，走向世界

包玉剛1918年出生於浙江寧波鎮海縣庄市鎮中包村，父親包兆龍經營的有自己的造紙工廠，可以說，包玉剛從小就出生在一個地地道道的商人家庭。

年幼時，他曾經只身前往湖北漢口，跟着父親一起經營一家名為“平和”的鞋帽店，經營的同時還堅持上夜校、學習英語，儘管經常忙的兩頭跑，可是包玉剛將自己總能將自己有限的時間規劃的剛剛好，經商學習兩不誤。

畢業之後，包玉剛就憑藉出眾的能力進入了一家洋行的保險部實習，並逐漸成為其中的業務骨幹。

這些經歷都為後來包玉剛經商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1939年的時候，因為日軍入侵，包玉剛被迫中斷大學學業，進入了一家銀行工作，並且憑藉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為了銀行經理。

此時的包玉剛可謂是前途無量，憑藉他的能力和才幹，只要他再奮鬥幾年，必然能夠成為行長，擁有一份收入不菲並長期穩定的工作。

可是這個關鍵時候，包玉剛竟然放棄辛辛苦苦得來的一切，選擇了辭職，眾人對他的這一做法都表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說他是糊塗了，可包玉剛只是淡淡地回應道：“我的興趣向來不在銀行這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

就這樣，包玉剛放棄銀行的大好前途，跟隨父親舉家遷移到了香港。

剛到香港的時候，包玉剛父子沒有什麼家底，他們就和其他人合夥開了一家“新聯公司”，主要做的是從大陸購買豆餅、鴨毛、肥料等幹活，轉而向外出口，賺取中間的差價。

可是不久之後，由於我國政府就開始實行國家統辦土產出口，包家的生意就受到了致命性的打擊。同時因為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香港對外的貿易也受到嚴重的打壓，一時間，包家的生意舉步維艱。

此時，包兆龍憑藉老一輩“無地不富”的思想，決定經營房地產。

可是包玉剛卻認為，房地產是死的，是保守的投資，太死板，他更加嚮往的是航運業，他認為航運是世界性的業務，資產是靈活的，範圍涉獵甚廣，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父子二人一合計，當即就決定向航運業發展。

1955年，已經37歲的包玉剛所有的家產加在一起，連一艘舊船都買不起，相當於是白手起家，可是“船王”的夢想一直支撐着他，於是他開始到處找銀行開始借款。

然而當時國內懂得航運的人不多，包玉剛也在借款的路上四處碰壁。就在他發愁的時候，日本一家銀行竟然同意了他的借款請求，並且沒有要求他找日本公司做擔保，這讓包玉剛感到欣喜若狂。

很快，包玉剛就湊夠77萬美元買下了英國的一艘舊貨船，請人重新粉刷一遍，取名“金安號”，轉租給了日本的一家公司，正式投入運營。

不久之後，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並且在包玉剛的精心經營下，航運事業也開始慢慢發展起來。

有一次，一家日本公司急於用船，包玉剛手中沒有符合他們要求的用船，此時已經小有名氣的他便找到滙豐銀行想要借100萬美元買船。

100萬美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滙豐銀行的負責人桑達士有些為難：“貸款可以，但是你要有信用狀。”

當時桑達士認為，包玉剛的船還沒有到手，契約都還沒成立，誰能給他開出這樣高額的信用狀呢？

可是包玉剛卻一點都不含糊，他當即拉着行李跑到日本找到那家公司，對他們說：“我買船的錢還差一點，只要你們信得過，把信用狀給我，我保證3天內就把船交給你們！”

憑藉著之前良好的信用，包玉剛成功的拿到了信用狀，用貸款來的100萬美元買來了貨船，成功的在3天內交付了貨船，並且和滙豐銀行確定了長期合作的關係。

在滙豐銀行的支持下，包玉剛的生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包玉剛的地位也水漲船高，逐漸成了滙豐銀行的副董事。

同時包玉剛良好的信用使得日本的船廠也更加的信任他，每次都是讓包玉剛先把船開走，剩下的錢再慢慢付。

到了1980年的時候，在包玉剛精心經營下，“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的船隻數量竟然達到了200多艘，達到了“環球公司”的巔峰。

甚至就連美國的《新聞周刊》上也曾稱其為“海上之王”，包玉剛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船王。

發家致富，不忘報國

包玉剛的事業做起來之後，一直不忘回報祖國。

除了商界之外，包玉剛接觸最多的就是政界了。

在中國的外交事業處於舉步維艱的狀態時，包玉剛就開始忙前忙後地為新中國和國外搭建友好溝通的橋樑。

尤其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包玉剛更加積極地忙碌在新中國的各項事業中。

在政治局面慢慢穩定之後，包玉剛在愛國之心的驅動下，越來越想回鄉探親，看看家鄉的發展變化。

思量再三，他提筆寫了一封信寄到了大陸的相關部門，表達了這一想法。當時鄧小平等黨中央的重要領導人正在為了香港回歸的事情而努力，對於港澳同胞回鄉探望的請求自然是不會拒絕，更何況，包玉剛是一位世界級的船王，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如果他能夠帶頭做好表率，那麼對於推動香港回歸也是十分有益的。

因此鄧小平在收到包玉剛寄來的信之後，當即讓負責兩岸統一工作的廖承志給包玉剛以中央的名義發了一封電報，邀請他到回到浙江探親。

1978年11月，包玉剛終於如願坐上了回鄉的飛機，包玉剛回到寧波之後，對於家鄉日新月異的發展也是感慨萬分，尤其是家鄉的鄰里見到他回來，都是十分的熱情。

包玉剛想到小時候大陸民不聊生的樣子，再看今日改革開放的局面，他不禁連連感慨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英明領導。

在回鄉探望的過程中，包玉剛還去參觀了“江南第一藏書樓”的天一閣，天一閣中一共收藏了將近550部家譜，涉及了100多個姓氏，包玉剛發現自己竟然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孫。

包拯清廉為官的故事眾人皆知，這讓包玉剛感到十分激動，同時也有了更加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也是極其支持。

在參觀完家鄉之後，包玉剛又受到表親盧緒章，同時也是國家旅遊局局長的邀請，前往首都北京遊覽參觀。

盧緒章

這一路上，祖國的一切都讓包玉剛感到耳目一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為了表示對他此行前來的重視，親自接見了他。

儘管這次會面並沒有被公開，但是有着同樣的家國情懷的兩人一見如故，兩雙手緊緊交握在一起，互相寒暄問候。

雙方就兩岸關係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包玉剛也深切地傳達了自己對於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景，他的一片愛國熱忱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認可。

同時，鄧小平還詢問了海外“寧波幫”的情況，寧波幫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商業性幫會，足跡遍布全國，幫會中多是寧波府如慈溪、奉化、定海等地在外地做生意的人，對於中國的經濟有着一定的影響力。

包玉剛對鄧小平的問題也都一一作答，鄧小平也向包玉剛更加深入地暢談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兩人的這次交談對香港回歸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鄧小平和包玉剛

在北京期間，包玉剛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熱情地招待，可是很快他就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北京和香港不一樣，連個叫得出名字的飯店都沒有，這在接待外賓的時候就會很被動。

為了更好地發展北京，同時也為了表達自己的愛國之心，他決定拿出2000萬美元，在北京建一座飯店，同時在上海交大建立一座圖書館。

這本應該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可是負責這件事的盧緒章卻犯起了難，因為包玉剛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飯店要以自己父親的名字命名。

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一時間，盧緒章也開始猶豫起來。

注重孝道，鄧公點頭認可

實際上，包玉剛提出這個請求並沒有其他的想法，僅僅是出於自己的孝心。

包玉剛從小就是一個十分注重家庭的人，對父母十分孝順。包玉剛平生最不喜歡的就是打牌、搓麻將，但是母親陳賽琴卻時常以此作為消遣，經常和朋友們搓麻將搓到大半夜。

包玉剛和女兒

對此包玉剛從來都不會多說什麼，只是不允許孩子們在旁觀看。相比於母親，包玉剛對父親更多的是尊重和敬愛。

當初決定投身於航運事業的時候，包玉剛遇到的最大的阻礙就是父親包兆龍的反對，可是包玉剛沒有和父親爭執、理論，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執着，成功的獲得了父親的點頭認可。

直到父親點頭之後，包玉剛才買了人生中的第一艘船，這是包玉剛對父親的尊重。

包家的家風向來節儉，包玉剛的父親包兆龍在臨終前曾留下遺囑：去世後就把自己的衣服留給子孫後代以作紀念。

也正是因為這句話，包兆龍一直珍藏着父親留下的一件袖口都已經被磨爛的衣服，時時刻刻謹記節儉的家風，不忘自己華夏兒女的身份。

包兆龍離世後，包玉剛心中悲痛不已，便將一張和父親真人一般大小的照片放在辦公室中，每天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都會先向父親打個招呼，然後再開始一天的工作。

包兆龍

為了表示對父親的尊敬，包玉剛更是將環球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名譽主席的頭銜給了父親包兆龍。

包玉剛對家庭的重視也延續到了他的子孫後代以及公司的員工身上。每次公司聚餐的時候，包玉剛都會讓公司員工帶上自己的家人一起參加。

強烈的責任感使得包玉剛心中始終秉承着家國的信念，因此在回鄉探望之際，他才會想要為新中國捐飯店和圖書館。

盧緒章不敢擅自做決定，只好轉頭向鄧小平請示，鄧小平沒有在意包玉剛“資本家”的身份，而是被他的一片赤誠和孝心所打動，因此他十分乾脆的表示：“既然別人都怕‘接’出麻煩，我就親自出面接受這筆捐款！”

後來兆龍飯店以及包兆龍圖書館在北京都相繼落成，讓包玉剛沒想到的是，鄧小平還親自出席了兆龍飯店的開業典禮，這讓包玉剛十分感動。

後來，在包玉剛的帶領下，“寧波幫”為香港的回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新中國的經濟發展。

1984年，包玉剛再次捐獻5000萬元，創建了具有綜合性質的寧波大學。鄧小平在得知這件事的時候，高興地接連稱讚道：“好好！這是件好事，包先生真是個熱心的人。”

從兩人第一次見面之後，包玉剛幾乎每年都要去一趟北京，先後9次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成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被鄧小平接見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