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黄维和文强都猜对了,对于杜聿明的“帮助”并没有因为杜聿明气得吐血而停止。这一次,由周养浩亲自出马,剑走偏锋,没有问及辽沈战役的失败,也没有问及淮海战役的失败,而是直接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杜聿明,听说戴笠叫你为‘杜大哥’,有没有这回事?”
众人一听,大吃一惊,无论对于共产党而言,还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谁要是和戴笠、郑介民、毛人凤这样的人接触上了,那么就铁定不是什么好人,其人品、立场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周养浩如此单刀直入地提出来,就足以震慑杜聿明了,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十拿九稳地要打倒杜聿明的。
谁也没想到,已经坐到了教室正中的杜聿明竟然冷静地站了起来,说道:“有这回事,他叫我很长时间大哥,还以我家去作过客,叫我老婆为大嫂的,还给我们的孩子们送过礼物,我让孩子们喊他为戴叔叔的。当然,也包括你们阵营里的文强、沈醉,都到我家去过。”
“好,杜聿明,有胆量,终于说出实话来了。沈醉,沈醉,过来,杜聿明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在这个时候,杜聿明顺着众人的眼光回头,才看到沈醉就坐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令杜聿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医务室观察这两天,教室里又添了好几张新面孔,李仙洲、马励武还冲着做了个不经意的鬼脸,周毓英则有些怅然若失的样子,不过还是苦笑了一下的。
当然,此时的杜聿明肯定不会想到,徐远举、周养浩、郭旭等人,提起这种极易惹火烧身的问题,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他们的同僚沈醉的,因为是沈醉在云南起义后向卢汉泄密,并主持抓住他们几个的,否则的话,他们就坐飞机逃之夭夭了。杜聿明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为什么针对宋希濂,是因为宋希濂在徐远举、周养浩和自认为是起义人员的沈醉打架的时候,拉过“偏架”,痛斥过他们的鲁莽行为,甚至说出了对他们不屑一顾的言辞,他们认为是明显地袒护了沈醉。而在重庆时,宋希濂又受到了陈赓等中共人士的宴请,回去曾经“炫耀”过他与一些中共干部的关系,还说他们勉励自己要加强学习改造,前途光明云云。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就暗自怀疑,共产党是要除掉他们而释放宋希濂、沈醉等人的。
或许出于保护杜聿明的目的,沈醉并没有“出卖”朋友,对徐远举等人说,自己和杜聿明并不熟悉,也不知道他和戴笠及余乐醒等人的关系。其实,这些事,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他们就是要乘胜追击,直接把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等人给打趴下,在他们的心中,监狱,永远是他们这些人的领地,即便是做了阶下囚,他周养浩、徐远举也必须是真正模范监狱的“监狱长”,对于如何能当上“号长”,他们有的是理论和经验。
“就先说沈醉吧,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的云南前线,他是拿着戴笠的亲笔信找我帮忙的,目的是想借第5军的汽车,运送大批人员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搞接收,并且抑制新四军的部队。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他,还邀请他到我家作客,一连四天的时间,沈醉和我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并结下很深的感情。我想,如果当时戴笠派你们几个去,我们也一定会很愉快的。”谁也没有想到,杜聿明会如此直率地回答周养浩的问题,就连沈醉,也感激地点了点头。
“你,是如何和戴笠接上头的?”王少山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质问着杜聿明。
杜聿明看了王少山一眼,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应该是个早期的共产党员吧,我实话告诉你,我的夫人曹秀清女士,也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不过她没有叛变,而是被你们那个什么左倾路线者给清除出党了。戴笠就是为了调查我夫人的事,才和我认识的。不过,恐怕令你失望了,当戴笠见到我之后,直言相告说,他是来查大嫂过去的历史的,并坦率地说,此事让我自行处理,他不深究。从此我们便结交上了,而且关系很好。”
“关系很好,好到了什么程度?”批评专家袁仲虎似乎要听稀罕,也忍不住问了一声。
杜聿明笑了起来,说道:“这个,文强知道。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时,我在北平住院,要做肾脏摘除手术,当时在平津搞接受的戴笠亲自过问此事,还说一个姓谢的医生年龄太大,恐怕出现意外,就带领一群人直接找到那位医生的家中,和他约谈,吓得姓谢的大夫不敢开门。后来是我的的副官告知其详情,他才开门接见了戴笠,并向他汇报了具体的手术方案,保证不会出风险之后,戴笠才决定让他为我主刀做手术。当然,文强到东北组建军统势力时,戴笠第一时间便把我介绍给他,并且说,有事但可找杜大哥,他会帮助你办理的。后来,我确实也帮了文强不少忙,建立了东北的特务系统。而戴笠飞机失事去世后,我还紧紧追问过沈醉,是不是有人暗害了戴笠,当时是极其哀痛的。”
谁也没有想到,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居然鸣锣收兵了,没有继续再问下去,而批评专家想继续问的一个敏感问题则是:“杜聿明,你和戴笠勾结,做了哪些坏事?”也没有问出来。不是他怕杜聿明回答不了,而是他怕杜聿明把这把火引向了徐远举等人,更因为他仅仅是个令人讨厌的“批评专家”,在周养浩等人面前,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凯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