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朽：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是两种精神在较量

2025年04月05日11:40:36 历史 3504

来源：钧正平工作室

一

1942年5月25日，将军率突围队伍抵达山西辽县十字岭附近。这支在3万日军合围中艰难辗转的队伍，成功完成了掩护与断后任务。面对日军飞机的盘旋轰炸，将军登上一处高坡，用疲惫而嘶哑的声音指挥队伍疏散。

傍晚时分，大队人马已冲出包围圈，将军也准备走下十字岭。突然，尖锐的啸叫声再次划破天际，他一边高喊“卧倒”，一边奋力保护战友。刹那间，炮弹轰然炸开，弹片无情地穿透了将军的额头、胸口和腿部。这位年仅37岁的将军，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

他，就是左权，井冈山上最年轻、学历最高且最能征善战的战将之一。周总理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毛主席赞誉他 “这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就连穷凶极恶的日军，也对他忌惮有加。

如果可以选择，牺牲并不是左权唯一的选项。彼时，他本有机会先行撤离，但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毅然决然地要求留下来断后。危急关头，这位八路军抗日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觉悟。

左权曾在写给叔父的信中庄严承诺：“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正如他所言，这名年轻的将领将滚烫的热血毫无保留地挥洒在巍巍太行山，用生命与信念铸就了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二

左权牺牲的那一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尽管距离抗战胜利仅剩3年，敌后战场也将在一年后迎来转机，但当时的八路军战士们，无法预知胜利的曙光何时才能照亮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相较于即将到来的胜利，眼前的残酷现实给他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记忆。

彼时，蒋介石消极抗日，日军实施灭绝人性的 “三光” 政策，根据地遭受重创，损失殆尽。河南爆发大旱灾，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一时间，全国上下弥漫着悲观情绪，集体意志濒临崩溃。

在这艰难时刻，一些所谓的“精英”却选择了一条与左权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作人在左权牺牲时，已为日本人效力长达5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逮捕。他曾大放厥词：“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在他狭隘的功利主义观念里，生命的价值被扭曲，与左权等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的英雄相比，他的“精明”显得如此卑微、丑陋。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诗，便是在探寻那些战斗与牺牲背后的伟大意义。英雄们一旦选择抗日这条道路，就注定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坚守自己的抉择。他们以无畏的勇气，汇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组成热血沸腾的革命队伍，向着未知的明天奋勇前行，无惧下一年、下一月、下一天，甚至下一秒可能到来的牺牲。

作家魏巍在追忆左权带领八路军取得黄土岭之战胜利时，曾这样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英雄们坚信胜利必将到来，更愿意在胜利来临前，用自己的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死亡意味着什么，也更理解牺牲的意义。

夏云杰，驰骋在汤原密林深处的抗日战士，被日寇视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在遭遇埋伏生命垂危之际，他再三叮嘱战友、妻子和女儿，一定要将抗日解放事业进行到底。某天夜里，他从昏迷中醒来，对战友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

杨靖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孤身一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不仅没有部下相随，还遭到战友的背叛。面对敌人的诱降，他平静而坚定地回应：“我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如今我只剩自己一个人。虽身处危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为有牺牲多壮志”，当我们回顾抗战历史，仿佛看到无数熟悉的身影：呐喊冲锋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壮士，慷慨赴死的猛士……他们本可以选择活下去，投敌、卖国、告密、当伪军，便能苟且偷生。但他们却毅然选择“死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计较个人生死，心中惦念的仍是国家兴亡、民族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