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的新生之路Ⅱ（185）：杜聿明的迷茫

由于东北“剿总”原将领范汉杰等人找到了“正确”的学习改造之路，下午的讨论会很快便结束了，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自蒋介石起到具体的战役执行者，反动透顶，愚蠢透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出解放军伟大而神奇的决策，先打锦州，然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让他们惊呆掉了大牙，给他们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神奇一击。

很快，研讨会便告一段落，圆满闭幕了。学员们也各自散开自由活动去了。这些日子，管理所对于战犯间相互不能谈话交流的规定，已经半公开话地放弃了，也没有人再举报此事了，除非是他们听到了有真凭实据的谈话内容。但所举报的则是由谈话而显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和灵魂，已经不是谈话这一行动本身了。

心事重重的杜聿明还是很快便找到了黄维、文强，一个是他认为的可以依赖的同学，一个是他认为的可以信赖的部下，躲在屋里，说起悄悄话来：“培我、念观，他们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啊，范汉杰、廖耀湘怎么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吗？”

面对着杜聿明的激动，文强以学习积极分子的态度安慰着老长官，说道：“光公，不慌，不慌，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说，这又不是在大会上，培公和我的人品，还是足可以让人信任的嘛。”

这里多说一句，文强这个人，除了不认错之外，绝对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对于新中国战犯管理政策，对于共产党的革命理论，甚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有研究的，而且要比陈长捷理解得透彻得多。不过，他的理论不是指导自身改造的，而是用来应付、对抗改造的。

杜聿明这才苦笑一声，说道：“其实，对于解放军先打锦州而不是沈阳、长春的决策，校长和陈诚早就看透了，李以劻所说的都是实情。不然的话，校长也不会做出、并且三番五次地严令、威逼卫立煌把沈阳主力向锦州撤退了，他早已看出了锦州之战，在所难免，他就是要集中东北主力，在那里和解放军打大决战的。胜，则收复东北，败，则退守关内，对于这一可攻、可守、可退的方案，校长是志在必得的。只可惜，卫立煌要保存沈阳实力，廖耀湘要守住第9兵团而和校长推诿扯皮，软磨硬泡，拒不执行校长向锦州撤退的命令。等到解放军真的打锦州时，又拖延耽误时间，救援不力，以至于最后全局皆输的。”

黄维笑了，说道：“恐怕能看到这一点的，也绝非校长、辞公等少数人吧？”

杜聿明想了想，说道：“是的，绝非他们几个高层看得出来，就是廖耀湘说的那个令人讨厌的罗泽闿，当时的分析同样是对的，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关情报，解放军从松花江北，绕行通辽一带，开辟了一条新的运输线，直指锦榆一带，肯定是要有大动作的，解放军先打锦州，并不是什么空穴来风的事，也不是算卦下课的事，他的判断，是言之有据的。不要说是这些研究战役层面的国防部的幕僚们，就是其他人，照样也有此判断。”

黄维连连点头，文强苦笑一声，说道：“其他人，你说的是舒适存吧？当初，你被校长紧急抽调到东北去了，我和舒适存在徐州便没事可干了，他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说是联勤部门有一个叫黄炳寰的，他当时任驻锦州的第10兵站少将总监。他是从联勤供应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的。他说，当时困守长春的郑洞国和沈阳的卫立煌总是说他们的地区是解放军将来的攻击重点，必须多储存军需品和粮食等。因此联勤总部老是督促这位黄总监竭力增加空投和空运的数量，至于锦州范汉杰部，卫、郑都说，因锦州距离葫芦岛近，似可不必多存。这位黄总监的看法则相反。我分别给参谋总长顾祝同、联勤总司令郭忏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三人写了一份敌情判断的意见书，其主要点就是共军秋后攻势可能指向锦州而不是长春或沈阳。他的看法是：锦州是沈阳、长春的补给基地，如敌人先用重兵将锦州攻下，则长春、沈阳两地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补给上更为困难，如此可不攻自破。若敌人先攻长春，或先攻沈阳则正是打硬仗，必须付出极大的牺牲，尔后还要再攻锦州，害多利少。因此，他认为，敌人秋后攻势的攻击目标以锦州为最大。”

杜聿明点了点头，说道：“是啊，念观，这件事，舒适存也对我说过，可是在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呢？难道这不是真实的历史吗？”

文强笑了，说道：“光公，没听王佐民说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种人家不爱听的歌，我们哥几个，偷偷地唱唱就得了。至于大会上，还要学学范汉杰他们，唱唱白煤之歌吧。”

黄维笑了，指着文强的鼻子说道：“你，在教唆。黄某认为，煤，是灰色的，灰白之色。”

杜聿明摇了摇头，没有认可文强的说法，也没有理会黄维蹩脚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