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只眼：女间谍郑苹如——日本老特务笔下的“色·戒”（三）

引子

＃本文摘自《诱降汪精卫秘录》(1987年7月)(即《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1960年9月))，[日]犬养健

虽说看过李安执导的《色·戒》，但没跟风去追张爱玲的《色·戒》。至于《色·戒》观感，应该说已有定论——除了刺激低级趣味之外，没多少可圈可点之处。假如非说有，只能说人性的阴暗面很肮脏。

至于为什么用“第二只眼”？日本老特务犬养健是该事件局内之人，而非旁观者。

不时有人留言“错别字太多”，对于这个早已麻木的，说一点儿不在意也不可能的，但确实没那么大精力去搞什么精益求精，只能说各自随心。

正文

或探听机密，或进行暗杀

自从发生苹如事件以来，在丁默邨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开始了动手为时已晚的对女间谍动向的综合调查。调查结果，得知重庆方面有计划地派遣了许多女特务潜伏在上海，这是因为看到汪精卫手下的年轻官吏中许多是独身的弱点。他们向女特务发出两条严峻的命令：或探听机密，或进行暗杀。

比如，星期天，汪派的青年被年轻女子引诱去公园散步，因为是白天逛公园，因此放心大胆地去了。于是从灌木丛中射出子弹，青年当即死亡。

也有这样的情况：汪派的年轻官吏，被姑娘们引诱去小酒馆，青年也加了小心，特地带着同伙前去。于是姑娘突然告诉青年，她在酒馆的舞厅里遇到了学校读书时的同窗之友，并介绍给这个青年，其实这是事先等候在这里的女特务。当音乐达到最高潮时，同这个女特务一起跳舞的男子，边跳边接近被姑娘邀来的青年，突然从背后开枪。由于枪口紧贴着脊背，又有音乐的掩护，因此听不到声音。小酒馆的佣人以为一个醉汉倒下，便分开众人，过来抱起青年。突然舞女们一声尖叫，倒下来的是一具尸体，鲜血在地板上直流。在圣诞节前夜，有三个青年，接连死于这种手段之下。

在此期间，我们身边也不例外，常有类似事件发生。

事情的发生，是由于周佛海和梅思平这些人，渐渐被每日的纷繁事务所缠，使他们没有时间象以往那样经常聚在一起。他们希望哪怕能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之后，尽情地在一起吃顿晚餐也好。他们说出了这个想法。于是周佛海请求李土群，让他在僻静的法租界找到一处合适的聚会场所。李士群对这一带很熟，因此，很快地在福煦路(原注：即今上海市延安中路)从一个法国人那儿借到一处庭院宽敞、涂有白漆，具有别墅风格的漂亮楼房，同时带来了三四位经过详细审查令人喜爱的舞女，以代替勤杂人员。为了保密，参加这个聚会的只限于四五个推心置腹的人。我是作为特别例外的日本人而容许参加的。在舞女中，有一个年龄在十六七岁的天真伶俐的小姑娘。她长得并不那么漂亮，不过舞姿活泼，令人发生好感。特别是这个小姑娘鼻尖陡然向上翘起，更惹人喜欢。我在聚会期间，每当碰见这个小姑娘，便故意用手把自己鼻尖朝上一按，以此代替向她问候“你好”。我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莎伦”。不言而喻，她的鼻子很象艾德蒙·罗斯坦的剧作中的主人公莎伦·多·比尤拉。这位机灵的小姑娘，也心领神会，当我叫她“莎伦小姐”时，她马上用英语回答“是”，惹得满座哄堂大笑。

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李士群到厕所里去，他的手枪和皮带都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莎伦立刻注意到这一情况。

“这东西，永安公司的百货商店有卖的，八块五。还配有一条皮带，一套有二支。”

她一边说着，一边好象想起了什么，突然用手枪瞄准对面坐着的周佛海。由于这一突然袭击，周佛海狼狈地把上半身藏到桌子下，其他的人也一边大声地制止道：“危险！危险！”一边按住了莎伦的手。

听到这阵喧哗，李士群从厕所飞奔出来。然后，他站在屋子的角落里一动不动，用斥责的目光注视着莎伦。不一会儿，李就象取他自己事先存放在莎伦那儿的物品似地，默默地，静静地，郑重地取回了那支手枪。

“哎呀，这家伙是真的呀。可是永安公司出售的骑马木偶，也拿着和它一模一样的东西。对不起！”

“那是西部剧中牧童的玩具手枪。”梅不高兴似地恶狠狠地回答。会场上一下子扫兴了。

事后不久，位于法租界的这座楼房的详细草图，便迅速地送到了重庆戴笠指挥下的谍报机关。不过，这一详细草图送到重庆的消息，又被李士群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获取了。李士群机敏得简直就象立刻能抓住回声一样。于是，他一一地做了秘密调查，结果果然是莎伦这个人可疑。在周佛海家里，立刻召集会议商讨善后之策，首先必须倾听专家李士群的意见。

“这种事不能吵嚷开，一吵嚷起来，那个小姑娘就会逃掉，重庆方面使用的新花招又会全都恢复原样，一时会茫无头绪，这样很不利。”由于对莎伦的身份调查是李士群亲自搞的，这一回丢了脸，于是他以不高兴的腔调做了这样解释。他说：“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实行的勇气。”李一边嗤嗤笑着，一边环视一下在座的人。

“我请你们当中哪一位与那位姑娘同居。”大家显得有些踌躇：“只是这样的事……”“是啊，那么，我与她同居吧。”

不过，到了下一次聚会那天，李士群装作若无其事地召请莎伦时，她不仅未来参加聚会，而且也未去被租用的夜总会。此外，在上海，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也都看不见她的影子了。十六岁的小姑娘的本能，倒比久经锻炼的李士群的本事还要高一筹。

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出现第二、第三个苹如，在统一的指令下，就象手足似地协调地开展工作。不过，象苹如那样的才能出众、容貌超群、明星似的人物，只能是千里挑一的。

逃避暗杀者

由于这个原因，汪派的干部慑于特务的活动，对外出进行限制。但只有高宗武一个人的行动是完全例外的。他凭着天生的小心谨慎，在仔细地研究特务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以高出他们一筹的积极态度出来行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高宗武可以不通过周佛海、梅思平而直接从我这儿探听消息，然后做出决定。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松本重治生病，并且调任同盟通讯社东京总社的总务局长，由我代替了松本与高联系。

也许令人奇怪，高宗武曾热心地教我防备暗杀的基本知识。按他所说，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暗杀城市，但对暗杀也不是无法防备，因为暗杀别人的人，也是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他们根本不象日本人那样抱着“要死一块死”的亏本的念头，即使与有“热爱生命”之称的拉丁系暗杀者相比，重庆的暗杀者更显得是实利第一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动脑筋，有能力弥补在安全上的疏忽。

举一个例子，假设搞暗杀的人在某个繁华的地方发现了我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从开始发现算起，约有四十分或五十分钟的时间，使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暗杀者首先要在现场的后门或旁门安排自己逃脱之路。然后，他们再挂电话，请来自己的同伙，雇出租汽车。他们决不肯自己一人决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回去的路上不要使用自己的车子。因为在乘车的瞬间，我们会很快地暴露出自己是无防备的，这已如先例所示。在这一点上，坐出租汽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暗杀者无法猜测乘车者是何许人也。而自己的乘用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躲过他们开回车库。

其次，就是在白天，假如在离我们背后不远，听到有同样的脚步声，就应有所注意。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办法是赶紧在街上店铺的橱窗前突然站住，装作欣赏店铺的装璜。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玻璃的反射，看到尾随在我们身后的人的样子。当我们越发感到情况异常，来者不善时，决不能踌躇，应赶快跑进有警察担任警卫的、外国籍的金银店或妇女西装店。不过，这必须事先经常地在这种店铺买东西。倒不必特别地买高价物品，每次来，都买一件小巧美丽的物品，借机会找话题闲谈。特别要紧的是与店主人以及店员互相抱有好感，能和风细雨地一起畅谈。

使我惊奇的是高拿来一张表，记有工部局派出许可的警察名单，并详细地向我做了讲解。据此可知，适合我这个日本人的店铺大致有三家。第一是南京路上的叫“马品与微布”(原注：此系音译名。)的金银首饰店。它是伦敦有名的老铺的姊妹店。这个店的经理是位鬓发已白，品行端庄的老年人。他自夸每年暑期都在九州钓鳟鱼，也是一位亲日家。第二个，便是法国俱乐部正对面的叫做“古莱莫”(原注：此系音译名。)的妇女西装店。这个店的经营主人，是位中年的白俄妇女，由于有一个女儿是在日本生的，因而内心偏向日本。又因女儿是在端午节生的，因而起了个鸢尾的名字。这是一位自夸善良的妈妈。第三个是称作格雷的西装店，这里有位曾在伦敦学过艺的名叫英格丽德的老裁缝，人品也很好。连九州这样的地方，他也常去徒步旅行。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对日本的山水很亲切，没有英国人那种独特的令人讨厌的优越感，是位稳重的少言寡语的善良老头。暂时先介绍这三家就行了吧。这是高的意见。

高宗武给我介绍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有一天，他让我在永安公司百货商店的照像机陈列橱窗前会合。但由于店堂内拥挤混杂，我与高失散了。五六天后，高又让我在一家最好的影剧院的二楼与他会面。当时，正是风靡世界的长编电影《与风共离去》(注：gone with the wind 随风而去，即中译《飘》)日场首映的时候。我从外面猛然走进黑暗的影院，完全看不见，竟错坐到一个上年岁的法国妇女膝上。她大叫了一声，我只好狼狈地逃出门外。高宗武在电话中听到我讲述这段经过，不禁捧腹大笑起来。接着，就在最近，他又约我在赛马场前面的仙乐斯夜总会见面。而且，劝我象一年前曾一起在横滨跳舞那样，再在一起跳一次舞。他说，因为这种愉快的夜晚是难得的，白白地坐着消磨时间，太不应该了!这家仙乐斯的主人姓谢，据说在那个秘密组织的青帮同伙中，属于上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当然在青帮中，最有名的人是杜月笙。蒋介石在这个青帮社会中也不过是与杜同属第二十三代的一个中坚干部而已。我第一次怀疑高与杜月笙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资料来源：

《诱降汪精卫秘录》(1987年7月)(即《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1960年9月))，[日]犬养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