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十年中，中国著名剧作家于伶的遭遇 袁鹰 归吟种种

于伶将他出狱回上海以后最初写的一批诗题为《归吟草》。现在选录几首，并略加注释。

痛数

九年面壁现全相，

万里飞回病满身，

痛数蹉跎春卅四，

哑莺何日啭清音?

回家当天晚上，突然发病，发高烧，失音。柏李和力一赶送他到医院，注射、输液、观察。柏李非常着急，忧心忡，很怕刚刚重新得到的又突然失去。于伶自己倒并不紧张，静静地躺在华东医院急诊室病床上，用手势安慰妻儿。他忽然想起当年“孤岛”时期有一次患声带血瘤，瘖哑不成声，同剧艺社朋友间只能用纸笔、打手势交谈。当时坚持地下斗争、维持进步戏剧运动处境艰难。他曾写一首七绝以自勉:

九年学剧剧难成，

艺苑忠贞一哑莺，

再度生涯替地下，

松风柏韵作欲鸣。

血瘤治好了，给自己留下“哑莺”这个值得纪念的名字。哑莺哑莺，那时节又何尝哑呢?“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同战友们一起，在“孤岛”话剧舞台上高唱一曲曲昂扬激越、清丽动人的歌。如果说那一次是“九年学剧剧难成”，而今却又过了30多年。若从1932年入党算起，则已四十又四年。谁能料到，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竟又会被迫哑了20年。岁月蹉跎，忽忽已近古稀之年，壮志未酬，年华老去，还能作“欲鸣”之想吗?

自笑

自笑放归迎送少，

谁知连日故人多。

寒蝉瘖马风霜梦，

“三十年代”意若何?

从华东医院回来，柏李就说:“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一阵，哪儿也别去。先把身体养养好再说。

“放心吧,”于伶笑笑，点头说，“我不出去，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不会有人来，人家只知道我还戴着内奸特务黑帮分子的大帽子，谁会来呢?”

“这几年大家来往都不多。”柏李平静地说,“谁病了,也只是两三位好朋友悄悄去看看，看了就走，免得麻烦。文艺黑线人物，总是会有人盯住你的。”

于伶默然。是的，出狱回家只不过是出狱回家罢了。

不料，才过了两三天，就有老朋友登门看望来了。朱端钧去华东医院取药，熟识的医生告诉他于伶回上海了，来看过急诊,朱端钧高兴得来不及回家，端着药瓶就先到巨鹿路来。接着，吴仞之、张瑞芳、黄宗江、张可、王苹、丰村、司徒汉……你去他来,陆续不绝。劫后重逢，恍如梦寐;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这种时候，才真正感受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的真情。

相见是欢愉的,然而也隐隐藏着难言的痛楚。叙别后思念,却不便细问详情，彼此并不探问“政治结论”如何，似乎见到人还健在，那就一切都有了。叙故旧消息，也大都是闪烁其词，只简单地说一句某某去世了，相对唏嘘，语焉不详。于伶这时才知道竟有这么多老朋友已先后在这场风暴中“非正常死亡”!他感到惊愕，感到悲愤;他面前立刻闪过一批熟悉的面影;周信芳、叶以群、魏金枝、蔡楚生、瞿白音、郑君里、上官云珠、顾月珍、筱爱琴……多么好的同志!多么难得的文艺人才啊!

然而,渐渐地，他也发觉一件事:所有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似乎不约而同，话题只限于问身体，问病情，或是简单地提一下熟人的近况，而很少谈过去，尤其绝口不提抗战前后、30年代的事。莫非大家全都突然丧失了记忆，任那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岁月像轻烟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吗?当时于伶还不能体会，林、江合伙炮制的那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0年来一直如黑沉沉的的大山压在文艺工作者头上。

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如同狰狞的魔鬼，张开血盆大口，随时要吞噬一切忠诚的、爱国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林、江推行的近似法西斯专政的“文艺专制主义”的棍棒下，谈虎色变，谁还敢随便提“30年代”?谁敢探听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所谓“四条汉子”的生死?而这四位正是大家最尊敬也最惦念的。他们如今在哪里?人音仰望长天，仍是阴霾阵阵，还不知何日才能雾消云散，人们只能将慨叹、愤懑和思念深藏在心底了。

头(解嘲)

外孙女小彤彤，笑指我光头难看;又学我狱中养成之走路状，笑答之，以自解嘲。

阿媛休得笑光头，

颇觉光头不必羞，

我自昂头仍阔步，

愿将马列学从头。

话虽这么说，家中老少三代总觉得光头不雅观，而且总有劳改痕迹，一致决议要他去理发。儿子力一具体建议，“常熟路上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师傅们都认识你,不如走远点到淮海路去理吧。理发师傅边理边问:“这位老师傅阿是住医院住仔长远哉?”于伶只好漫应之，力一在一旁暗笑。理发师傅给他理了平头，他从镜里自顾，果然显得精神多了。

前于是又想到一首解嘲诗:

同志从我失了头，

光头何必改平头?

但求康健埋头写，

棍帽任它在后头。

理完发回家，全家看到都高兴，小彤彤更是拍手又笑又唱:“公公漂亮了!公公漂亮了!”力一赶紧给爸爸拍了一张照。照片里，虽然还是容颜瘦损，但是笑逐颜开，表露了内心的喜悦。柏李说寄一张给力平吧，让他也高兴高兴。

“文 革”风暴初起时，力平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数学系指导员，由于看不惯林、江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加上父亲被打成黑 帮，被捕入狱，厄运立刻降到这位品学兼优的青年头上，蹲了三年半牛棚，又下放到农村劳动。的想到长子的遭遇，于伶心头悒郁，随即在照片背面乘兴题了四句:

尔坐牛棚我坐牢，

亦甘亦苦亦堪豪，

归来拍得开颜照，

且喜白头见二毛。

末句是写实:入狱最初二三年，每次理发一地上落满白花一片，使他常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之叹。这几年，都渐渐变得白中有黑了。

使做父亲的他常怀愧疚之情的,是对力文和力一这一双儿女，1966年8月被捕时,力文正参加学生们大 串 连到首都,受到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接见，使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发誓一辈子跟随主席干革命。没想一回上海，形势突变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子女”，不准参加学生们，更不准参加串 连了。毕业分配时，她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研究生被分到安徽颖上县的一个县办农场。由于带了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就被人诬陷为电台，有特务嫌疑，再三解释，经人证明不是电台，也不行，不是电台那就是为了收听敌台广播，监督劳动，后来就在安徽安家落户了。

力一当时在家,同母亲一起亲眼看到父亲一去不回,看到一次次抄 家，连他自己的小书柜、集邮本、工具箱也不放过，翻得一塌糊涂。父亲被捕后，他立即被迫退出学校“文 革”筹委会和学生们组织。高中毕业，“老三届”面向社会，他先后七次打报告要求到艰苦的黑龙江、内蒙、云南等地去，结果都未被批准，理由很简单:父亲既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法国特务，儿子就有可能从东北或西南边疆的什么地方越境逃跑。直到1968年12月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他联络一批“黑八类”子女，一起到安徽淮北的穷县定远的农村插队。拼死拼活干了六年，被农民选为生产队长，直到1974年底才转退回上海，安排在静安区一个街道生产组，大好的青春年华就是这样耽误了。

父亲看着力一心里就难受,但也还是要安慰几句,勉励一番,于是又写了一首《见力一》

无踪无影我生还，

大浪大风汝闯关，

记取贫农再教育，

前方犹有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