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地主害死，1947年，杜义德得到邓小平批准，带机枪返乡报仇

我军能够在战场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有着严明的纪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军刚刚成立不久开始，便通过八七和古田等会议确立了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和指挥权，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约束性的规定。很多人觉得我们军队的相关纪律较为严苛，而我们军队也从不否认这一点，毕竟这支队伍的兴旺健康与否关乎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我军严明的纪律在对待敌人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虽然在两军对垒的战场当中我们要给予敌人“严冬般的寒冷”，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并不允许在未经允许的情形之下以暴力的方式来行动，特别是因为自己的个人恩怨而去做出违背组织命令的事情。然而在我军的历史上却发生过这样一件“反常”的事情：1947年我中原野战军在历经千难万险越过大别山之后，该部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杜义德前来面见野战军政委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回到家乡处决地主，而这个地主正是杜义德的杀父仇人。从性质上看杜义德此举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公报私仇”，绝对为纪律所不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小平同志不仅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还特批给他一挺机枪以助他顺利手刃仇人。这一切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情呢？

这一切要从杜义德的身世说起。1912年杜义德出生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区的一个名叫胡家湾的农村当中，胡家祖辈都是佃农，靠着租下当地大户地主的土地种植粮食为生，尽管在杜家人的辛勤劳作之下每年地里也有着较为可观的收成，然而根据他们和地主的契约，这些收成当中的大多数要归地主所有，只有一小部分是佃农的，所以很多时候饥寒交迫的佃农只能靠在野外和山上挖野菜配着粮食才能得以果脯，可以说杜义德从出生起就伴随着饥饿成长。

杜义德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清廷倒台而民国建立的一年，本来人们以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结束会让老百姓过上富足而安稳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一呼百应的政权，所以民国在成立不久后迅速陷入了各方势力割据的状态当中。而这种状态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贫苦的老百姓，在不稳定的政局之下形成了一种“兵过如篦”的局面，很多号称正规军的队伍都参与到了对老百姓的劫掠当中，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杜义德一家自然也未能幸免，在被经过几次的搜刮之后，家里根本没有余量维系之后的生活。

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杜家所服务的地主前来催缴当年的粮食，地主当然明白农民被兵匪之患搅扰得不得安宁，然而利欲熏心的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他们看重的只是将这些佃农去拆骨吸髓极尽剥削之能事。因为地租的问题，杜义德的父亲多次来到地主家登门恳求宽限，然而他所得到的只是嘲讽和殴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杜义德立志要去改变这种人吃人的局面，让这些恶霸地主得到应有的惩罚。

由于作为佃农的凄惨经历，杜义德的父亲决心要让自己的儿子拜托和自己一样的命运。所以在杜义德14岁的时候，父亲便将他送到湖北的省会武汉在一家木匠铺里当学徒。在父亲看来，作为佃农的自己一年到头累死累活都无法保证吃饱，还要时刻看地主的脸色，而如果自己的儿子学得一技之长即使无法大富大贵，起码可以不必再受自己这样的窝囊气，他更盼望着自己儿子能在武汉这个码头所立足，等到自己老迈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他在省城安度晚年。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乱世之下不容底层百姓的一份安稳，这也不过是杜义德父亲的一个美好愿景而已。来到武汉的杜义德找到了一个木匠铺从学徒做起，按照传统手艺人的规矩，学徒工在前三年的学习当中是无法领到正常工钱的，而更为苛刻的是杜义德在这学徒当中不仅没有领到哪怕是一个铜板的钱，更是被老板随意呼来喝去毫无尊严可言，有一次杜义德因为长时间的疲惫而沉沉睡去，老板发现之后不由分说便抄起木棍对他一顿暴打，一段时间下来杜义德不仅没有学到手艺身上反倒是伤痕累累。更可气的是当他和老板提出要离开的时候，后者甚至要杜义德付学徒以来的食宿费共计一个银元，怒不可遏的杜义德此时恨不得和老板拼命，好在他的工友为他暂时垫上了这一块银元杜义德才得以平安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的杜义德向父亲哭诉了这段遭遇，杜义德的父亲在心疼儿子的同时也自行了断了再让儿子去城里学徒的念头，索性让儿子和自己一样依旧去做佃农，至少在村里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但是此时在杜义德的心里却有着另外的一团火焰，如果这团火焰得以在现实中燃烧，不仅自己一家可以摆脱剥削，甚至全天下穷苦人都能够过上好日子。原来在武汉的时候，杜义德曾经在秘密的场合结识了我党在做地下工作的李先念同志，并且听过几次李先念的演讲，这些话语给年少的杜义德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李先念是描绘当中，未来的日子是一个没有压迫且人人平等的社会，而能够让中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化蓝图的，只有马列主义的指引和我党的领导。当时的杜义德虽然还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但他从心底里盼望着这些人能够有朝一日来到自己的家乡解救一众穷苦的老百姓。

果不其然，在经历了短暂的等待之后，1927年在大别山一带所爆发的“黄麻暴动”让杜义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我党的领导下，黄安和麻城一带纷纷成立了农会和赤卫队，他们不仅打倒了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劣绅，更是没收的财物、土地以及农具平分给了饱受压迫的贫农。在这样的指引之下，杜义德也加入了赤卫队，想要随着这个伟大的队伍实现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参加了赤卫队之后，杜义德很快就成为了队内的积极分子，无论是镇压恶势力还是接济穷苦百姓他都乐于成为“排头兵”。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黄麻暴动的消息就传到了省城，得知这一情况后掌权的反动军阀感到又气又急，急忙命令部队开赴暴动的村镇进行镇压，虽然农会和赤卫队得到了农民的拥护，然而从实力上来讲，我们的武装程度根本不足以和反动派的正规军相比，暴动在敌人的绞杀之下很快就被平息，和杜义德平素关系最好的工友也在战斗中牺牲，而更可怕的是敌人随后在村里开始进行“反攻倒算”。

残酷的“还乡团”在重新占据村庄之后，对于曾经加入过农会或者对赤卫队员提供过帮助的人都进行了打击，轻则遭受牢狱之灾，重则被敌人所处决。在看到这样的情况后，为了不连累家人，杜义德干脆随着红军的脚步而去，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战士。靠着机敏的头脑和灵活的身手，杜义德在队伍当中立下不小的功劳，1929年17岁的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1军31师第四大队的宣传队长。由于杜义德是穷人出身，对于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切身体会，加之他对我党的政策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所以他在面对群众的时候总是能够圆满完成宣传工作，对于军队的分田地等工作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在参加红军之后，杜义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随大部队在家乡大别山一带同敌人周旋，由于其作战英勇且善于做思想宣传工作，所以杜义德的名字很快就在群众当中所传开，而这也引起了敌人的忌惮。为了除去这个“心腹大患”，敌人想出来了一条毒计，那就是以杜义德的家人为突破口迫使其离开红军队伍。不久后地主武装便将杜义德的父亲抓走并关押，虽然经历了毒打和酷刑，但杜义德的父亲始终不愿意配合反动派来出卖自己的儿子，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父亲的被害让杜义德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如果说此前他加入红军是有着造福天下的宏愿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他对于反动地主就多了一份“杀父之仇”。

杜义德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他把这份恨意放在心底里转化成为了工作和杀敌的动力。在此之后屡立战功的他在军内的职务也不断提升，杜义德先后成为了红四军100师30团3营的营长，继而又转为政工干部，被任命为红31军11师的政委，在当时全师官兵最喜欢的事情便是围坐在一起听杜政委对他们进行宣传和教导。

虽然长时间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但杜义德同样是一名作战勇猛的悍将。在随大部队进行长征的时候，面对敌人铁桶阵般的围困，杜义德身先士卒提枪冲出勇猛地冲向敌人的包围圈，虽然他的部队最终得以化险为夷，但是在突围的时候一颗子弹却正面打入了杜义德的胸口，虽然在军医的紧急救治之下杜义德得以化险为夷，但根据手术主刀医生描述，这颗子弹距离他的心脏仅差毫厘，杜义德可谓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而他的这份勇猛也传遍了整个四方面军。

抗战开始后，杜义德被分配至129师新四旅工作，虽然该部并非一线作战部队，但其肩负着的根据地建设任务同样至关重要，而杜义德靠着自己的经验和能力都能妥善完成上级交予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29师改编为中原野战军，不久之后他们就接到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当敌人两个拳头打出之后，他们的胸膛就露了出来，而千里跃进大别山正是用一把尖刀刺进敌人的胸膛。此时杜义德的身份已经成为了中原野战军六纵的政治委员，在他和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的带领下，六纵成为了王牌部队。而千里跃进大别山对于杜义德本人来说又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首先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所在，再则这里的反动势力和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杜义德也不打算隐瞒这一点，在1947年的一天他找到了当时担任中野政委的小平同志说出来了自己消灭曾经的地主还乡团的想法。从原则上来说作为一名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在战争期间去报自己的私仇显然是违反纪律的，但在经过思考之后小平同志却答应了杜义德的请求，在他看来杜义德此举不仅仅是报杀父之仇，更是为惨死在他们手上的群众申冤，除此以外消灭平素为非作歹的地主武装势力更是可以有利于土改的进行，小平同志不仅允许他带领部队回乡报仇，更是特批给了他一挺机枪。当杜义德的部队包围了这些地主武装的时候，平日里不可一世的他们犹如丧家之犬一般逃窜，在一阵扫射之后他们罪恶的一生也宣告结束。

旧社会如杜义德一般惨遭封建反动势力所压迫的人民不在少数，而那些为虎作伥的刽子手也为自己的行为而付出了代价，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我们也更应该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