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学会荷兰语，只为一场讲座：奥本海默的天才，点燃了人类历史

他不是科学怪人，但他的确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奥本海默，一个会写诗的物理学家，一个用六周学会荷兰语只为一场讲座的天才。他是纽约上西区的富家子弟，出身优渥，成长环境中充满梵高的画和柏拉图的对话。他本想做化学家，却在哈佛三年速成物理学士之后，被热力学那门课带进了理论物理的世界。

他19岁进哈佛，22岁去了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但他手笨，不适合实验，和导师关系紧张，甚至一度在精神崩溃边缘，企图投毒报复。那是著名的布莱克特——后来诺贝尔奖得主，差点被他送进地狱。

于是他转去了哥廷根，和玻恩、泡利、狄拉克、海森堡这些量子力学奠基人一起成长。23岁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任教哈佛、加州理工、伯克利。他是美国物理学界的中心人物，但对现实世界漠然。

直到法西斯兴起，他意识到科学与政治无法分割。

他担心德国人先造出核弹。于是，1942年，曼哈顿计划启动，他被挑中为领导。他要指挥3000人，预算从6000美元飙升到20亿，核爆实验场选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他小时候在那片高原养病，喜欢那里的荒凉——后来这块地成了毁灭文明的发源地。

他熟知铀235的裂变过程，理解链式反应机制：一个中子打中U235，裂变成氪和钡，再释放三个中子，持续爆炸。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还掌握了人工制造钚239的方法，它比U235更适合大规模制造核弹。反应堆在华盛顿州建立，目标明确：造出能用的毁灭性武器。

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体实验成功。他站在核爆光芒下，引用《薄伽梵歌》：“我成为死亡，世界的毁灭者。”但这是诗人的话，不是物理学家的悔悟。他知道，这颗炸弹必将使用。

不到一个月，美国扔下两颗炸弹，广岛、长崎，二十多万人在烈火中消失，或者在辐射中痛苦死去。战争终结，但科学家的负罪开始。

奥本海默最初承认罪恶，但不久后又反口：“这是政府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的问题。”他在道德和现实之间摇摆。

战后，他进入原子能委员会，成为美国核政策的顾问，办公桌设在白宫对面。他反对氢弹，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他认为没必要。氢弹比原子弹强几千倍，制造它是另一场军备竞赛的开始。他想推动核裁军，主张国际控制核武器，这与军方和某些政治家的方向南辕北辙。

他在国会羞辱了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埋下祸根。冷战到来，苏联在1949年提前完成核试验。华盛顿急了，需要替罪羊。斯特劳斯反击，利用FBI文件，加上一封没有证据的“怀疑信”，将奥本海默打成“可能是苏联间谍”。

1954年，奥本海默遭到“清算”。他的安全许可被吊销，听证会持续四周，是闭门秘密审判，三人委员会2:1裁定他不再可信。那一票的关键是斯特劳斯。奥本海默从此被踢出核心决策圈。

讽刺的是，他的朋友爱因斯坦当时公开讽刺AEC是“原子灭绝委员会”。另一边，冯·布劳恩（纳粹火箭总设计师，后带领美国登月）说：“在英国，奥本海默会被封为爵士。”这是科学界对政权手段的集体抗议。

但有人拍手称快。爱德华·特勒——“氢弹之父”——在听证会上落井下石，说他“不放心让奥本海默决定国家大事”。为此，他被科学界封杀多年，但也因此成了华盛顿宠儿。H弹还是被制造出来了。1952年，马绍尔群岛试爆，美国拥有更强核武。

奥本海默不愿为此背书。他反对氢弹，也反对核战争的不可控升级。他认为“制造这种武器是一种人类灾难”，但没人再听他。

失势后的他在普林斯顿安静生活，继续主持高等研究院。他没拿过诺贝尔奖，却三次被提名。他也不在意这些。他抽烟成瘾，瘦得像烟雾。1965年查出喉癌，两年后在家中去世，享年62岁。

他妻子将他的骨灰撒在美属维尔京群岛圣约翰岛外的海里，那个地方如今叫“奥本海默海滩”。

他一生都处在矛盾中。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是清醒者，也是政治牺牲品。

他始终拒绝政府提供的“翻案机会”，哪怕是肯尼迪邀请他回归主流，哪怕是约翰逊亲自授予他“费米奖”并附带五万美元税后奖金。他只是淡淡地说：“总统先生，您今天做出这个决定，需要一些勇气。”

那年是1963年。

五年后，马丁·路德·金遇刺，美国社会失控。核武阴影没有散去，冷战反而更加冷。奥本海默死了，但他留下的技术和问题却越来越“活”。

奥本海默清楚，他释放的东西不是胜利，而是人类从未拥有过的破坏力。他曾说：“我并不承担个人责任，但我知道，我们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