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财安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兴衰与土地是否公平分配的关系密不可分，公平则经济兴盛，国家稳定，不公则兼并严重，民不聊生，动乱频频。因此之故，如何使得土地分配能够兼顾到各个阶层的利益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取民心，建立新中国，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洞悉并掌握上述的规律，在28年革命时期采取惠及广大百姓的土改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一直没有放松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与时并进，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事求是地调整。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的长期繁荣安定与良好的、切中时弊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
在参加竞选第六届行政长官时，李家超把“解决长期困扰特区的土地房屋问题”纳入为主要政纲之一，急市民之所急，就是看到这个政策的重要性，所以直接面对。不过，特区25年来的经历告诉我们，良好意愿与办事决心虽然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基础，却不一定能有效地、完善地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老大难问题，还需要准确地望闻问切，方能对症下药，清除病根。在这方面，深入地去研读中央在建国后处理土地问题的成功经验，从中汲取养分，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好做法。
香港面积不大，人口只有740万人，土地问题远没有内地那么错综复杂，但回归25年、经历5任特区政府而问题不但迟迟未能得到舒缓，这5年来反而是越发严重。私人楼宇价格与租金扶摇直上、轮候公屋时间从3年多暴增至6年、稀缺的政府土地很多被长期荒废等等事情都告诉我们，现届政府在这方面的思维有重大缺陷，做法固步自封。
土地与所有行业息息相关，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要素，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其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之故，几十年来，各大商人特别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商业集团莫不持续囤积土地，已经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或明或暗地联手左右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使之向自己倾斜，令人产生了所谓官商勾结的感觉。中央早已看到这个不理想的趋势，所以在“完善港区选举决定”中调整了社会各界在选举委员会中的委员数目，合理地收缩这些商业资本家的持份比例，大幅度地减少了他们对新一届行政长官的掣肘。
尽管如此，考虑到资本家的扩张本质，他们仍然会成为李家超在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时要面对的最举足轻重的本地政治与经济力量。实话实说，行政长官虽然拥有广泛的行政主导权力，但却也没有足够的能量使这些资本家欣然配合。两者之间一旦产生矛盾，他们恐怕不会甘心情愿地吐出已坐享的不合比例利益份额，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抗拒改变，爱国爱港、能力卓越的第四届行政长官梁振英连任不成便是最好的例子。
新中国建国以来，一切东西都要服从政治，所以今天才能成为国富兵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香港这些资本家当然也不能例外。坦白说，他们比大多数现任特区官员要敏锐得多，早已看到了中央政府解决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的决心，所以在数年前便自发地提出与特区政府合作，兴建一些过渡性住房计划，舒缓基层市民的迫切需求。他们这样做固然是积极的一步，但也有“狸猫换太子”的意味，希望新特区政府满意，在上台后不要大幅度改变目前向他们倾斜的土地房屋政策。
不过，如果李家超这样便收货的话，向全体市民许下的“以结果为目标，解决不同问题”承诺就会落空，绝对不利于其未来的施政。李家超必须彻底改革土地房屋政策，但却无须与这些资本家形成尖锐的对立，办法就是紧紧背靠中央，先礼后兵，动用“刑德二柄”，把他们收编为支持特区政府的一股正面力量。当然，在过程中，他们的合理利益也一定要受到保障，以此形成双赢的局面。
只要成功地把这些资本家纳入到香港命运共同体之中，不但会化解最大的阻力，更能使之成为新特区政府的战略性伙伴，真正地迈出彻底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的第一步。当然，为济燃眉之急，赢来较多的回旋时间，新政府的确需要在现有的战术实施细节上尽量做出改良及加快速度，但心里面千万要清楚，这些小打小闹或能治标于一时，却不能治本，否则便会陷入了现任政府“表面上很用功，五年后一场空的怪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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