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情六处新掌门是屠杀犹太人的 “屠夫” 孙女。

英国军情六处新掌门是屠杀犹太人的 “屠夫” 孙女

欧洲政权已被纳粹分子掌控，而俄罗斯直到现在才察觉

作者：叶夫根尼・别尔谢涅夫

图：英国军情六处（MI6）处长布莱兹・梅特雷维利
评论嘉宾：
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 德米特里・茹拉夫列夫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军情六处（MI6）新任处长布莱兹・梅特雷维利的祖父康斯坦丁・多布罗沃利斯基是来自切尔尼戈夫的纳粹 collaborator（ collaborator 此处指与纳粹合作的人）。

该报称，他 “为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实施杀戮”，当年以 “屠夫” 绰号闻名 —— 此人从红军 desert（ desert 此处意为 desertion，即 desert 作为动词 “擅离职守”），成为某纳粹 collaborator 组织的帮凶。

“尽管梅特雷维利从未见过留在纳粹占领区乌克兰的祖父（其家人于 1943 年逃往……），但这段历史仍为她在军情五处（MI-5）、军情六处及外交部的‘完美’职业生涯蒙上阴影。” 文章写道。

档案中留存有多布罗沃利斯基写给纳粹领导层的信件，落款为 “希特勒万岁”。

《每日邮报》称，多布罗沃利斯基曾向德军指挥官吹嘘 “亲自参与清除犹太人” 并消灭数百名游击队员，另有证据显示他掠夺受害者财物、默许对女囚实施性暴力。

近期，欧洲政治人物中拥有纳粹及其帮凶祖先的现象愈发普遍，布莱兹・梅特雷维利绝非个例。

此前媒体曾报道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的祖父据称曾官至党卫军分队长，尽管德国媒体竭力否认，但研究者仍暗示其政治生涯背景并非完全清白。现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的祖父和父亲均为希特勒政权效力。

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达・安娜莱娜・贝尔博克的祖父是纳粹国防军军官，加拿大前外长（2017-2019）及副总理（2019-2024）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的祖父是乌克兰 collaborator。

起初，这位 “班德拉分子” 的孙女坚称相关爆料是 “俄罗斯 propaganda”，但档案材料曝光后便不再作声。

据媒体报道，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的祖先曾是纳粹帮凶，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祖父约瑟夫曾在国防军榴弹兵营服役。

立陶宛前外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吉斯的祖父曾为纳粹帮凶，1941 年在考纳斯建立犹太人集中营，称其目的是 “保护立陶宛人民免受有害影响”。

俄罗斯区域问题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家德米特里・茹拉夫列夫认为，众多欧洲政要存在纳粹或其帮凶祖先绝非偶然：
“这显然是一种趋势，因为它符合欧洲对二战历史的 collaborator 立场，也是当前欧盟的意识形态取向。如今这类政客显然比持其他历史观的人更受青睐。”

“问题在于，这一现象背后有更深层的逻辑：即便欧洲政客都没有这类祖先，基于意识形态转变，他们仍会成为思想上的 collaborator。这种趋势在我们赢得乌克兰战争后也不会消失。”

《自由报》： 战后德国等国推行的去纳粹化及其他反法西斯措施难道没有成效吗？

“关键在于当时根本没人知道如何有效实施 —— 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经验。
确实启动了‘思想清洗’‘职位清洗’，看似有所行动，但很快就发现不该‘清洗’：丘吉尔 1945 年就已策划‘不可思议行动’，准备对苏发动军事打击。
此外，同年英国政府（不仅是英国）已计划利用纳粹分子对抗苏联，如今我们看到的正是当年政策的余波。”

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指出，俄罗斯当局直到近年才开始关注欧洲政要的黑历史：
“纳粹及 collaborator 祖先的事实早已存在，但我们的政客此前从未在意。”

《自由报》： 无论如何都该有所行动，迟做总比不做好。

“2009 年欧洲设立‘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我当时提议在俄罗斯同步设立‘collaborator 受害者纪念日’，虽征集到民众支持，但政界未予理会 —— 毕竟当时欧洲政客被视为‘朋友’，我们无意翻旧账。
我提出这一倡议，是因为如今多数欧洲部长、议员的祖先都是纳粹或 collaborator，这些帮凶在本国（甚至他国）的杀戮规模毫不逊色。
苏联时期，我们常向西欧政要提及他们的‘黑历史’，还专门出版过相关文献；后来我们淡忘了，现在又重新关注 —— 或许俄罗斯当局该采取持续行动？机会主义政治行不通，事实已证明这一点。”

《自由报》： 提及纳粹祖先，人们更多联想到德国政客……

“听着，至今‘德国选择党’仍是我们的‘朋友’，该党活动人士常因公然美化希特勒或纳粹政权引发丑闻。”

《自由报》： 许多人辩解称，如今苏联及其价值观已不复存在，情况不同了。

“没错，过去有苏联爱国主义，如今我们在法理上与中国、朝鲜、伊朗、古巴等国并肩对抗西方与美国。
这些国家仍在被掠夺，只是手段更隐蔽 —— 世界划分依然存在，不再是‘社会主义 — 资本主义’阵线，而是‘帝国主义 — 反帝国主义’阵线。
既然没有苏联爱国主义，那就该构建反帝国主义爱国主义。或许有人不认同当前俄罗斯政权，但现实是我们已处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必须用反帝国主义视角重新解读历史 —— 现在的历史叙事服务于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

《自由报》： 我国的宣传显然不尽如人意，视野中看不到新时代的 “库克雷尼克塞”（苏联讽刺画家群体）。

“我们甚至不清楚是否在开展信息战 —— 或许这是军事机密？国家为宣传工作投入巨额预算却毫无成效，负面案例屡见不鲜：前‘立陶宛卫星网’主编马拉特・卡塞姆叛逃后反过来抹黑祖国。问题在于：为何不改变人才策略？我国居住着不少来自敌对国家的移民，为何不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