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泰兴）
古老的泰兴，还属于人民公社的年代，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猪肉七毛四一斤，猪肝五分，老百姓口袋里没几个角子（钞票的意思），再便宜也没钱买，只得粯子粥里烫点粗屑王毛糕（麸皮蒸的糕），弄点萝卜小菜搭搭。
那时，最期盼的是过年，可以蒸馒头，笔者曾对蒸馒头寄托过很高的期望：泰兴人过年，家家蒸馒，蒸着发酵的生活。年复一年，发酵的生活没蒸熟，只盼望生产队“起鱼”（拉鱼的意思），每家每户分点鲢子鱼，解解馋。
起鱼季节
那时，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养鱼，养的几乎是青一色的鲢子鱼。生产队的养鱼塘并不大，顶多也就十几亩水面，不过，那时的水很清，清澈见底。鱼也没有饲料喂，任其觅食水中的浮游生物。试想，那时麸皮都做成粗屑王毛糕，豆饼都加工成豆腐或做成小菜，哪有饲料喂鱼？
从腊月里投苗，到第二年腊月里起鱼，一条鲢子鱼也就一斤二三两，鱼瘦得都看到肚子上的鱼刺突出来，就像年少时的笔者，瘦得看得清根根肋骨。不过，那时的鱼很鲜美，没有土腥味，放点生姜、大葱，舀点小菜汤烧烧，就是人间美味了。
七八十年代的冬天，家乡很冷，用天寒地冻这个词语来形容那时的天气并不为过。长在地里的胡萝卜冻成“冰激凌”，挖一支出来，刮净上面的冻土，放到嘴里像嚼冰糖一样脆甜。此时的鱼塘也冻住了，行人能在冰面上行走，孩子们在上面踢毽子、滚铁环。每到了这个季节，差不多就要“起年鱼”了。
每到腊月二十五六，起鱼的人便把大网拉过来，起鱼人穿上水衣，把渔网排到鱼塘里，从塘的一头往另一头拉。此时，河岸上站满了社员，伸长着脖子看着西洋景，孩子们更是三五成群地追逐搞打。鱼儿在水面跳跃，社员们猜测着今年能分到多少鱼，当看到水面鱼儿欢腾时，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鱼拉上岸了，堆在河岸的空地上，就开始分鱼了。分鱼根据人头来，丰产年，可以分到一斤多一个人，也就是一个人能分到一条斤把的鲢子鱼。那时，我家在生产队里是大户，七口之家，正常能分到十斤左右，也就是七八条鱼，自然让人眼红。
分鱼季节
鱼拎到家，已冻成硬棒棒的，洗鱼是母亲的事。手里抓的不是鱼，简直是冰，几条鱼杀完，两手已冻得通红。鱼洗净，放到落子里（方言，竹蓝子）沥干水分，再用布带子穿好，挂到屋檐下，一会儿就冻僵了，鱼尾巴上挂着细小的冻冻钉。那时候家家户户没冰箱，自然环境就是天热冰箱。
大年三十吃过午饭，男人忙着贴对子，女人则忙着烧鱼烧肉。鱼从屋檐下取下来，放到温暖的井水里解冻，大铁锅里“噼噼啪啪”炒着黄豆。鱼不多，吃的时间长，放点黄豆一起煮，衬衬碗里的份量。鱼烧好后，分成好几碗，一夜的时间就冻成鱼冻。吃时并不回锅，直接端一碗出来，放到餐桌上。老家人有吃冻鱼的习俗，常听老人说，鱼冻搭粥，要吃穷人家的。
大人们舍不得吃鱼肉，留给孩子们解馋。孩子们吃着鱼肉，大人则夹着黄豆下酒。父亲的酒量并不大，也就好那一口。鱼头是父亲的下酒菜。老家人说“鲢子头、肉馒头”，长大后才知道鲢子头的鲜美。父亲把鱼骨头上的肉吸很干干净净，再把鱼头骨咬干，把鱼头里的脑髓、骨髓“滋滋”地吸得干干净净，其吃鱼头的优雅不亚于上海人吃螃蟹。
红烧鲢子鱼
转眼间，三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养鱼塘还在，早已不养鱼了，水面上长满了水花生等水生物，水质也不再清澈了，甚至有些发黑，隐隐约约能闻到空气中的酸臭味。家乡人不再吃鲢子鱼了，菜场里鱼鱼都是从外地拉回来的。平时，家乡人吃得最多的鳊鱼、鲫鱼和鲲子，到了过年买上青鱼或季婆子（鳜鱼）。
不过，再也品尝不到那种鲜嫩肥美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