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提出三个要求才肯生二胎，60岁阿姨：最好别生我更自由还省钱

＂三个条件才肯生二胎？这孩子怎么跟谈判似的！＂母亲放下那台黑色的拨盘电话，眉头紧锁着转向我，声音里藏着说不出的委屈和失落。

1986年的春天，我从县城调到省城工作，那时已经结婚三年，有个白白胖胖的女儿。

彼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铁一般严格，但因我和妻子小梅都是独生子女，按照＂双独＂政策，是可以生二胎的。

这个难得的＂特权＂，在当时引来不少人的羡慕。

我妻子却不愿再添一个，我那年过花甲的老母亲却日思夜想着抱个孙子。

这天，妻子电话里提了三个要求，一下子引燃了这个原本平静小家的导火索。

我从小在城郊长大，家里住的是单位分的一间筒子楼，房间狭小，但在那个年代已属不错。

父亲是国营纺织厂的工人，母亲在街道副食品商店当营业员，一家人虽然不宽裕，但也有个温饱。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因工伤离世，只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那时我在师范学院读书，每月寄回家的生活费只够母亲糊口，但她硬是咬牙撑着，供我读完了四年。

毕业那年，组织上考虑到我是独子，家中又有老母亲需要照顾，破例让我分配到省城工作，还准许母亲随迁。

八十年代中期的省城，比起县城来热闹许多，大街上已经有了不少的＂的确良＂衬衫和喇叭裤，收音机里传出邓丽君的《甜蜜蜜》，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活力和期待。

我们一家三口和母亲挤在单位分的两居室平房院里，四四方方的小院，种着几棵枣树，夏天乘凉是个好去处。

每天清晨，天刚亮，院子里就热闹起来。

隔壁李大婶拍着木制洗衣板的＂啪啪＂声，混合着早点铺飘来的豆浆和油条香气，还有院里那台大喇叭里播报的早间新闻，构成了我记忆中最熟悉的生活图景。

我妻子小梅是省城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身材清瘦，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带风，但骨子里却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劲儿。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及膝的灰蓝色裙子，清爽大方。

交往时她就坦言：＂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当黄脸婆，不想像我妈那样，四十岁就成了老太太模样。＂

这话让我心里一惊，但也被她的率真吸引。

婚后没多久，小梅就生下了女儿丫丫，一个圆溜溜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像极了妻子。

那段日子里，母亲包揽了家务活计，从洗尿布到煮奶粉，无一不精，无一不细。

小梅坐完月子就急着回学校，那时学校里评职称正紧，年轻教师们个个争先恐后。

我们夫妻俩忙于事业，女儿的成长几乎全靠母亲照料。

丫丫刚学会走路那年，我在单位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科长，小梅也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日子总算有了些起色。

＂周家有后＂这句老话在我耳边回响，我知道母亲心里多么希望我能传宗接代，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我们这代人必须遵守的规矩。

＂儿子，＂一天晚上，收拾新家的母亲突然放下手中的抹布，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你和小梅商量商量，是不是该要个二胎了？小丫丫都三岁了。＂

＂妈，现在计划生育抓得严，怎么能随便就生？再说小梅工作也忙。＂我有些为难地应付着，手里的报纸翻了又翻。

＂你们俩都是独生子女，是可以生二胎的，这叫＇双独＇政策，你们单位里不也有人生了二胎吗？＂母亲不依不饶，眼里闪过一丝执着，＂再说，你一个人多不容易，爸爸走得早，要是你有个兄弟姐妹多好。＂

她叹了口气，眼里闪过一丝忧虑：＂将来你们老了，丫丫一个人负担多重啊。＂

母亲的话说到了我心坎上。

我确实常常感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孤单，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家里的一切重担都落在我和母亲身上，没有人可以分担，没有人可以倾诉。

但小梅对此态度坚决，她是学校里计划生育宣传小组的成员，常常教育学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晚上，我试探着跟小梅提起此事。

夜灯下，她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听我说完，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地＂嗯＂了一声：＂让我考虑考虑吧，这事不能急。＂

她这反应倒让我有些意外，本以为会遭到直接拒绝。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小梅从学校开会回来，神色严肃地坐到我对面：＂我想好了，关于二胎的事。＂

我放下手中的《人民日报》，心里一紧：＂你决定了？＂

＂嗯，我有三个条件。＂小梅郑重其事地竖起三根手指，＂第一，妈妈必须搬出去住，我们小两口需要自己的空间；第二，二胎生下后不管男女，绝不再生，这是原则问题；第三，孩子由你主要负责照顾，我不能耽误评职称。＂

我一时语塞，这三个条件每一个都如同一座大山压在我心头。

在我们那个年代，老人和儿媳妇同住是天经地义的事，孩子由女人照顾也是约定俗成。

这个电话后来被我转述给了母亲，让她情绪低落了好几天。

从街道副食店下班回来，她连平日最爱吃的小菜都没了胃口，只是默默坐在炕头上，摆弄着那个她攒了好几个月工资买的收音机，却什么也没听进去。

我左右为难，一边是从小疼我爱我的母亲，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

＂妈，您别生气，我再和小梅好好谈谈。＂我拿着暖水瓶给母亲倒了杯热水，小心翼翼地递到她手里。

母亲摆摆手，眼圈微红：＂不用谈了，最好别生，我更自由，你们也省钱。＂

这话听起来像是气话，但我看得出母亲眼中的失落和心酸。

那个周末，我请了半天假，带着母亲去了趟城里新建的人民公园。

春天的阳光洒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一瞬间我发现母亲真的老了，那个曾经在我心中强大坚韧的女人，不知何时已经有了满头的银丝和一脸的皱纹。

＂妈，您说实话，您是不是特别想要个孙子？＂我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愧疚。

母亲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不远处推着童车的年轻父母，微微一笑：＂谁说不是呢？你爸走得早，这些年就指望着看你成家立业，传宗接代。＂

她顿了顿，眼神飘向远方：＂老刘家的儿子都有两个孙子了，逢人就夸，过年回老家，我都不好意思见人。＂

＂那您为什么说不要生了？＂我追问道。

＂儿子，妈是过来人。＂母亲转过头，目光深远而坚定，＂你媳妇说的也有道理。我住在你们家，确实有不方便的地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这老古董总爱指手画脚，难免生气。再说，我和你妈妈住一块儿时，也没少受婆婆的气，那滋味我懂。＂

＂妈，您别这么说...＂我有些哽咽。

＂我真想通了。＂母亲拍拍我的手，那手因常年洗衣做饭已经变得粗糙，＂你知道吗，你外婆当年就住在我家隔壁，跟我们分开住，反而相处得好。有啥事叫一声就来，不碍事的时候各自清静。现在我也六十了，还有退休金，一个人住也挺好。＂

回家路上，母亲告诉我，街道居委会最近在分配福利房，专门给老年人的，她已经去登记了。

＂条件不错，两室一厅，有自来水，还通了煤气，比咱们家这老房子条件好多了，而且离你们家也不远，走路也就十分钟。＂母亲边走边说，语气里竟有几分向往。

听了母亲的话，我既感动又内疚。

我转头看她，发现她额头的皱纹在暮色中格外清晰，这些年，她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我和丫丫身上，从未为自己想过。

我记得她退休那年，单位给每个退休工人发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她爱不释手，却在我生日那天，悄悄放在了我的枕头下，说是送给我的礼物。

那股酸楚涌上心头，我握紧了母亲的手：＂妈，不管怎样，您永远是我最亲的人。＂

晚饭时，我把母亲的决定告诉了小梅。

她沉默了一会儿，停下了筷子，问：＂阿姨真这么说的？＂

＂嗯，她说她想得开，说不定一个人住更自在。＂我看着妻子的眼睛，不愿让她察觉我心中的复杂情绪。

小梅低头扒饭，碗里的米粒被她一粒一粒地拨弄着。

突然她抬起头：＂其实我小时候，外婆就住在我家旁边，每天来帮忙做饭，晚上回自己家睡觉，相处得挺和谐的。我不是不想让妈住在一起，只是...＂

＂只是什么？＂我放下筷子。

＂你知道我姐家的情况。＂小梅的声音低了下来，＂我姐生二胎后，婆婆全包了，结果现在孩子只认婆婆，叫我姐＇妈妈＇都不应，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她抬起头，眼里闪着光：＂再说，你也看到了，单位里评职称多难，我今年要是不评上，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我不是不想带孩子，是真的分身乏术。＂

我这才明白，小梅的态度源于她对职业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家庭关系的担忧，而不是不尊重母亲。

那一晚，我俩第一次认真讨论起二胎和居住问题，不再是敷衍和回避。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给小小的房间镀上了一层银色。

小梅说着说着红了眼眶：＂我是真怕重蹈我姐的覆辙。小时候我姐是我们村里最有出息的，考上了师范，结婚后为了孩子放弃了提干的机会，现在四十岁的人，看起来比我妈还老。我不想这样。＂

我伸手抚上她的脸：＂我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是吗？＂

第二天是周日，母亲照例带丫丫去小广场玩，那里每周日上午都有露天电影放映，丫丫特别喜欢。

我和小梅则去看了街道分配给老年人的福利房。

那是栋新建的三层小楼，红砖外墙，铝合金窗户，每户一室一厅，朝南通风，还带个小阳台。

单元门口有保安值班，楼下就是街道办的文化站，常有老年人在那里打牌下棋，热闹非凡。

最让我惊喜的是，小区里还有专门的老年活动室，每周还有卫生院的医生来巡诊，这在当时可是稀罕事。

回程路上，小梅突然挽住我的胳膊：＂这环境比我想象的好多了。阿姨一个人住确实方便，但要是她愿意，周末可以来我们家住。再说，丫丫那么黏外婆，也不能完全分开。＂

＂你这是松口了？＂我有些惊喜，忍不住停下脚步。

小梅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我想明白了，关键是各自有空间，互相尊重。＂

她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至于带孩子，咱们一起商量着来。我不是不想带，是怕顾不上。但我会尽力的，毕竟那也是我的孩子。＂

那个周末的谈话像一场及时雨，冲淡了家庭中的紧张气氛。

我们决定等母亲搬进新居后再考虑二胎的事，给彼此一些缓冲的时间和空间。

初夏时节，母亲顺利搬进了福利房。

出乎意料的是，她很快适应了新环境，甚至比在我们家时更加活跃开朗。

她在文化站认识了几个牌友，每天下午都要去打上几圈扑克；还参加了街道的老年合唱团，学唱《十五的月亮》《南泥湾》这些老歌。

常常笑着跟我们分享小区里的趣事，讲得绘声绘色，连丫丫也听得入迷。

每周日，我们都接她来家里吃饭，丫丫更是高兴，每次外婆来，总会带来她亲手做的小点心——麻花、糖果包，或者是丫丫最爱的桃酥。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推开门就闻到一股饺子馅的香味。

厨房里，小梅和母亲正在忙活，丫丫站在小板凳上，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包着饺子，三人说说笑笑，场面温馨。

晚饭时，小梅突然放下筷子，看着母亲说：＂妈，我想好了，明年准备要二胎。＂

母亲筷子一顿，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突然被点亮的灯泡：＂真的？你不是说...＂

＂我是说过，但看您这么支持我们，我也该为这个家多付出些。＂小梅真诚地说，眼神坦率而明亮，＂不过还是得您帮忙，我评职称那阵子怕是照顾不了两个孩子。＂

＂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天天来回跑就是了！你们这儿到我那儿才多远？走路十几分钟的事！＂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音都提高了八度。

饭后，我和小梅送母亲回家，夏夜的风很柔和，带着紫丁香的香气。

走在路上，母亲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和我们计划着：＂还是生个男孩好，到时候我给他缝个小肚兜，再买个虎头帽。要是个闺女，我就给她织毛衣，我会的花样可多了。＂

看着母亲兴奋的样子，小梅冲我眨眨眼，笑着说：＂咱妈这劲头，比我们还大呢。＂

这话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咱妈＂，多么简单却又温暖的称呼，它意味着接纳，意味着认同，意味着一家人。

就这样，在八七年春天，小梅怀上了二胎。

这次怀孕让她格外辛苦，孕吐严重得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脸色蜡黄，人也瘦了一圈。

学校体谅她的情况，特批了她长假，但评职称的材料还得准备，有时她趴在马桶边吐完，又强撑着回到书桌前工作。

母亲二话不说，收拾行李住进了我们家。

白天照顾小梅和丫丫，晚上才回自己的住处。

她学会了用电饭煲煮些清淡的粥，还让隔壁李大婶教她做开胃的酸菜，每天变着花样给小梅做吃的。

我也尽量早回家，接送丫丫上学，晚上给小梅揉腿捶背。

记得有天晚上，小梅突然害怕起来：＂老周，我这胎是不是不顺？怎么比怀丫丫时难受这么多。＂

我安慰她：＂大夫不是说了吗，每次怀孕情况都不一样，没事的，等过了三个月就好了。＂

母亲听了，掏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一块温润的玉佩：＂这是你奶奶传下来的，说是保胎的，我怀你那会儿也戴着，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

小梅接过玉佩，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拒绝这种＂迷信＂的东西，而是轻轻地挂在了脖子上：＂谢谢妈，我会好好保存的。＂

一家人忙忙碌碌，倒也其乐融融。

有天晚上，小梅握着我的手说：＂老周，我以前可能太自我了。看到妈为这个家的付出，我才明白家人之间需要相互体谅。＂

母亲也有了变化。

她不再对小梅的现代生活方式指手画脚，甚至开始学着用电饭煲和洗衣机，还跟小梅请教怎么辅导丫丫的英语作业。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和楼下的张婶子聊天：＂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老一辈也得学着理解。我儿媳妇其实挺好的，工作忙，但心里有分寸。＂

这话让我心里一热。

十月怀胎，小梅终于在次年春节前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足足有七斤二两重。

产房外，母亲和我一起等候，当护士抱出孩子时，母亲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接她出院那天，医院走廊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同事和邻居。

母亲抱着小外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孩子，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看这额头，还有这耳朵，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然而，喜悦过后是更大的挑战。

两个孩子的照料让全家人手忙脚乱。

丫丫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功课作业多了起来，需要辅导；小儿子又到了百天内最难带的时候，夜里常常哭闹，有时一夜要起来好几次。

小梅产假结束后便急着回校准备职称评定材料，我工作上也正是关键时期，单位分房的名额有限，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争取到。

眼看着局面要失控，母亲主动请缨：＂不如这样，我白天来你们家帮忙，晚上回去住。丫丫放学后先到我那儿写作业，我做好晚饭，等你们下班一起吃。这样各得其所，谁也不委屈。＂

这个提议得到了小梅的赞同。

就这样，我们家形成了新的生活节奏。

母亲每天早晨七点准时来，帮忙照顾小儿子，然后去接丫丫放学，傍晚准备晚餐。

我和小梅下班后，全家人一起吃饭，然后送母亲回家。

生活虽然辛苦，但充满了温情。

最让我感动的是，母亲和小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有次我加班到深夜，回家看到她们俩在灯下一边剥毛豆一边聊天，小梅正笑着听母亲讲我小时候的糗事。

＂你爸爸还在的时候，有一年厂里组织春游，你非要跟着去，结果半路上把裤子尿湿了，你爸爸只好把自己的外套给你围上，背着你走了一路。回来的车上，你倒好，睡得香，他却感冒了，足足躺了三天。＂

小梅笑得前仰后合：＂难怪公公当年那么疼你，原来你从小就这么会哭会闹。＂

母亲也跟着笑了：＂谁说不是呢，我那会儿还埋怨他太惯着你，现在想想，他那是爱孩子。＂

那一刻，我看到了两代人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心中无比感慨。

丫丫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冬天，小梅如愿评上了中级职称。

喜讯传来的当晚，她特意做了一桌子菜，还买了老母亲最爱喝的花雕酒。

饭桌上，她给母亲倒了小半杯酒，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是一条漂亮的羊绒围巾，颜色是温暖的驼色，正适合母亲的年纪。

＂妈，这是我特意给您买的。没有您的帮助，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这次评职称，评委们都表扬我的教学论文写得好，可他们哪知道，那论文是在您帮我照顾孩子的时候才能完成的。＂

母亲接过围巾，爱不释手地摸了又摸，眼里噙着泪花：＂傻孩子，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能帮上忙，心里也高兴。＂

丫丫在一旁插嘴：＂外婆最好了，我们班的李明也有外婆，但他外婆从来不帮他辅导作业，我们外婆还教我背古诗呢。＂

小梅摸摸女儿的头：＂是啊，咱们外婆是全省城最好的外婆。＂

听着这话，母亲笑得如三月里的春风般温暖。

转眼间，小儿子小宝也上了幼儿园。

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吃完饭，母亲突然说想搬回自己家住。

＂孩子们都大了，不用我天天来回跑了，我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再说现在小区里新开了个棋牌室，老姐妹们天天叫我去玩呢。＂

小梅急了，筷子一放：＂妈，您别是生我气了吧？我知道您做了很多牺牲，孩子们还小，离不开您...＂

＂不是，不是，＂母亲摆摆手，脸上是真诚的笑意，＂我是真想通了。当初你提的条件没错，各自有空间，大家反而相处得更好。你看现在，咱们一家人多和睦啊。＂

小梅紧张的表情这才舒展开来。

＂再说，我那儿楼下新开了个棋牌室，老姐妹们天天叫我去下大、象棋，我总是推说要照顾孙子孙女，她们都笑话我是老古董了。＂

我看着母亲满足的神情，明白她是真心话。

这些年，她不仅帮我们照顾了孩子，还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乐趣。

当年那个固执地希望同住的老太太，如今也变得独立开明了。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各自保有自己的空间，反而能走得更近。

小梅坚持每周末接母亲来家里住，节假日则带全家去母亲家团聚。

丫丫和小宝也养成了习惯，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婆。

过年时，小宝总会偷偷把压岁钱塞给外婆：＂外婆，这是我的压岁钱，你拿去买好吃的。＂

母亲每次都笑眯眯地收下，然后在小家伙走后，偷偷地放进他的储蓄罐。

丫丫也有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意，她会给外婆画画，写小纸条，或者背一首刚学的古诗。

有一次，她在学校朗诵比赛中获了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外婆：＂外婆，我朗诵《游子吟》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感情特别真，那是因为我想着您教我的时候。＂

电话那头，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前不久，丫丫考上了省城最好的重点大学，填志愿时，她坚持选了中文系，和母亲当年的梦想一样。

收拾行李那天，我看到她小心翼翼地包起外婆织的毛衣。

＂外婆说大学宿舍冬天冷，让我带着。＂她笑着说，眼神温柔，＂她还给我织了两条围巾，一红一蓝，说是冬天可以轮换着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家庭的和谐不在于住在一起，而在于心灵的相通。

曾经的＂三个条件＂，看似是隔阂的开始，实则成了我们重新建立家庭关系的契机。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依然精神矍铄。

她的小区里经常有人来咨询养老经验，她成了名副其实的＂模范老人＂。

每当有邻居问起她的二胎经验，她总是笑呵呵地说：＂最好别生？那是骗人的！多个孩子多份乐，关键是一家人要学会互相尊重，给彼此留点空间。这样的家庭，才像个家。＂

说这话时，她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幸福。

看着夕阳西沉，我不禁感慨，人生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家长里短中。

我们在争执中成长，在谦让中获得幸福，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不平凡的情感故事。

昨天，小宝拿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全家人欢聚一堂庆祝。

晚饭后，小梅突然拉着我到阳台上，望着夜空中的星星，开玩笑地问我：＂老周，当年我提那三个条件，你恨我吗？＂

我搂着她的肩膀，看着屋内其乐融融的一家人，轻声说：＂哪会呢，那是我们一家人最好的选择。＂

人生如酒，经历过酸甜苦辣，才能品出其中真味。

窗外，母亲正抱着小外孙女，轻轻哼着小时候唱给我听的童谣。

满天的星光下，我们这个平凡的小家庭，在时光的长河中写就了自己的传奇。